我的母亲，吴秀珍，1931年11月生于罗定。大约在她七岁左右，她的父亲被国民党兵拉壮丁时用枪托打死了。原因可能是他见五六个子女要抚养，不愿去当兵才挨的枪托。母亲有两个哥，一个姐，一个妹妹，妹妹因家里生活困难送给别人抚养。母亲排第四。母亲自六，七岁开始跟着父母哥姐们帮地主种田地维持生计。十六，七岁时跟同乡姐妹一起去广州仓边路被服厂打工，居住在广州河南海珠桥边附近，地名当时俗称孖鱼江。1949年12月广州解放，引爆海珠桥时，母亲当时还住在海珠桥附近，那晚她听见一声巨响，住所的煤油灯被震灭了。后来她还在广州石井的一间兵工厂工作过，住在石井当地一个阿姨的出租屋內，2009年母亲还对我讲起这个阿姨的名字和住址，可见我母亲有点惊人的记忆力。1951和1952年，罗定分田地搞土改，她的母亲托人带信给她，说叫母亲回乡下分田地，母亲回到家乡，不过她没有要原本准备分给她的田地，而是又径直去了罗定素龙搞土改，几个一起搞土改的同事在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里，一碗稀粥也相互谦让，团结互助友爱之风每天都感动着他们这些土改的同事，在那里，她入了党。后来，她时时和我讲起她参加土改的日子，那些让她自豪和快乐的时光。也是在罗定素龙，她认识了从部队转业回来素龙银行工作的爸爸。土改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素龙一个乡的妇女主任。母亲说当时妇女主任主要工作是处理各家庭公媳，婆媳之前的是非，矛盾和冲突，按她耿直的性格，她不愿意成日听这些是是非非，家长里短。后来她主动辞了这份工作，转去一幼儿园担任幼儿园园长。母亲没读过什么书，不怎么认字。后来她认为自己没能力担任这份工作，又辞职转到一个新组建的蚕种场担任负责人。在那里，她负责招人进来一起工作，由此结识了她一生的好友陈友文。后来，蚕种场解散，母亲去了桂圩食品公司做工人，母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每晚熬夜的粗重工作，我猜想在她单纯的心里，在当时贫穷的环境，她想通过自己辛苦繁重的劳动，能让自己的四个子女可以有多一点肉类供应，这应该是我妈妈当时最大的心愿和梦想吧。

母亲一生人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我想就是和爸爸结婚吧。1955年在罗定素龙银行，父亲交了二十元给单位，单位负责买了半只猪回来设宴帮我父母举行婚礼。一个小集体，温暖和热闹，这是我父母很喜欢的场景。父母在罗定工作近十年，当时正处在经济最困难时期，父亲走在罗定街上，看到很多乞丐流浪街头，于是把自己每月三十斤的粮票拿出来，买米煮粥派给街上的乞丐吃。自己却一个月的挨饿。母亲深懂父亲乐于助人的性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每次来家的农民朋友和亲戚，她都热情招呼他们吃饭，带点家里有的东西回去。每年过年，总准备好腊肉腊肠托人带给亲戚们。在我儿时，母亲就常对我说，她说她小时候没机会读书认字，以至于后来力不起党交给她的时不时要写点总结的工作。她说：你现在有书读，很幸福。她嘱咐我要认真读书。见我读小学后，每晚七点多必背完语文课本的文章才睡，家里的小图书每本必看，还时常跟父亲去新华书店找书看，还很主动做各种家务，母亲心里是很欣慰的。她心里萌生了带我们回县城读书的念头。她找了以前一起参加土改的同事帮忙，我们1975年回到郁南县城。父亲在桂圩供销社调到了向阳水厍做总指挥，几年艰苦的水利工程建设，父亲原本体弱多病的身体变得更加差了。他的慢支，哮喘等病都愈发严重了，父亲1978年调回，任厂长。1980年厂里分房时，他把二楼最好三房一厅的房子让给一个工人，自己住进整栋楼最潮湿阴暗的一楼的一间房子。母亲深知父亲的性格，也已习惯了，有房子住，不用两个女儿象在大朗涌一样天天下山担水，她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她唯一担心的是父亲的身体。父亲年轻时在部队十二年，当兵打仗睡山洞，落下不少旧患。父亲是个坚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虽然身患各种疾病，但一直坚持工作到他离世前的一天。母亲多年的担忧变成现实，她精神恍惚了一年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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