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海子给世人留下了口口相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篇，并在这个多情的日子里以绝情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海子自杀身亡三十年后的今天，上海徐汇区的沈巍，一个52岁的适龄拾荒流浪汉，却在这个春天，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发情的牛虻。
他们从全国各地潮水一般涌向上海滩，带着相机、摄像机，以及一颗颗骚动的心，在他栖身的地铁站、捡垃圾的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围追堵截。男的说要给他著书立传，女的说要嫁给我他。他们是带着白嫖的诚意，扑面而来的。一夜之间，沈巍变成了国学大师，金句大师。
在这些牛逼闪闪的头衔后面，是他可歌可泣的传奇身世：毕业于复旦大学，学富五车；出身名门，有一个温柔迷人的妻子，有一双人见人爱的儿女；后来因为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妻子儿女全挂了，独剩他毫发未损地苟活于人世；从此，他看破红尘，带着对妻儿的无限哀思索然离群，从闹市迁于巷陌，以拾荒为乐。
然后，他就成了名满天下的网络红人，而且是当红的那种！
知道这一切后，他笑晕在垃圾桶旁。
别问他笑啥，他还能笑啥？一切不以捡垃圾为目的的交友，都是耍流氓。你们这群流氓大师，到底要干吗？你们给我听着：
我，就是个捡垃圾的普通公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
放过我吧，求求你们这群牛虻大师了。
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师，倒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和国学经典，喜欢书法、戏曲和交响乐，念过大学（不是复旦），有过一份在徐汇区审计局上班的体面工作。
但，这又能说明啥呢？只能说明，我的人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我居然沦落到捡垃圾的地步。
我本来喜欢画画和历史，但是他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不允许我接触这两样，我想买书，他也绝不允许。为了弄钱买书，我只能去捡垃圾换钱。
结果，我捡垃圾，又被父亲视为没出息、丢人现眼的表现。我很小就被父亲送到外婆家生活，亲情越来越淡漠。正是因为父亲的强权。我的大学和专业，都是按父亲的强势要求选的，说是毕业后可以当公务员，端铁饭碗。
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按我的理想，我会首选中文系，其次是国际政治研究。
我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但做审计工作，却每天都需要面对一大堆数字。老实说，相较于这样一份循规蹈矩的工作，我甚至更喜欢捡垃圾。
在我看来，垃圾其实并不是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
小时候捡垃圾换钱买书的经历，告诉我，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既然捡垃圾能卖钱，又不犯法，还能净化环境，为什么不可以捡？
所以，我即使上班了，也保持着捡垃圾的习惯。在单位，看见谁扔了矿泉水瓶、废书和报纸，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捡起来，存在在办公室靠我办公桌的角落里，攒到一定量后再拿去卖。如果是人们吃剩的食物，我就把它拿去喂流浪猫流浪狗。
即使是出差，这种习惯，我也没落下
可是我没想到，我捡垃圾，竟然为自己捡来了灾难。
灾难首先来自我的家人，他们认定我疯了，读了大学，有一份这么体面的工作，干吗还要捡垃圾？他们无法劝阻我，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了我三个月。
从此，我和家人断了亲情，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再有交集。
紧接着，我的单位也开始为难我。1993年，领导给我办了病退，每月给我发点工资，让我以后就别来上班了。
失业后，我没有回家，去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开始出来租房子住。
在上海，光靠二千多元工资当然不够租房和生活，所以我还得天天捡垃圾。
在捡垃圾的过种中，我见惯了世态的炎凉，生活于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唯有读书可以体验到快乐。
所以，我挣的钱，除了保证糊口，就全都拿去买书了，这些年，我至少买了一千多本书。而对于物质生活，几乎完全放弃，不买衣，不理发，不剃须，渐渐就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不是因为我喜欢邋遢，而是在什么坡，就得唱什么歌。在人们眼里，捡垃圾的，就应该蓬头垢面，我要是西装革履的，更要被人当疯子。
自从2009年，我就连房子都租不了了，不是我没钱（实际上我有十多万的存款），而是我这副模样，再也没有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我。
我成了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但绝非居无定所。在“成名”之前，我常住这儿：上海地铁7号线杨高南路2号地铁口。
我是流浪汉，但绝不是流浪汉大师。
当然，相较于现在很多只顾挣钱不肯读书的浮躁的年轻人来说，我确实称得上谈吐不凡，不是因为我学富五车，只是因为你们太肤浅。
我再次强调，我的存在是个悲剧。
这个观点，我的父亲，已经在临死前承认过了。
2012年9月，那是我和父亲决裂多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躺在长航医院的病床上。那天是中秋节，父亲让弟弟来找我回去见他。
父亲想我了，他终于想我了。他一见到我，就流泪不止，他内疚，自责，不停地打自己的耳光。他说对不起我，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干预，我原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一位历史老师。
但是，他让我相信他，他是爱我的，只是用错了方式。
父亲去世后，我也想争口气，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我空有满腹经纶，却没有工作技能，二十多年的流浪生涯也早已磨掉了我对生活的激情。我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了。
我从堂堂大学生，沦为捡垃圾的流浪汉，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但是，天下人膜拜我，神化我，就是天下人的悲哀。
我本人，只想对这个世界说一句：都散了吧，别耽搁我捡垃圾。
而三十年前的海子，却没有能够如此洒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989年3月26日，天才海子把自己的生命结束在冰冷的铁轨上。
网络资讯向来是鱼龙混杂，有时候还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野蛮生长。有人说海子是因为被排挤，最后郁郁不得志而选择了自尽；有人说他因为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之后，依然无法超越阶层的禁锢，最后被现实生活中撞得鼻青脸肿，初恋女友远嫁海外，在接下来的恋爱中，也缕缕碰壁，也有人竟然天方夜谭编造猎奇故事——海子在最后生命岁月里，变成了别人婚姻中的侵入者。事实真相如何，答案已经随着海子的离去永远不会再有揭晓的机会。任何猜测和解读，不过是饭后茶余的谈资罢了。
他离去前的心路历程，他在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似乎也演变成诗意。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基本点。任何漠视生命和亵渎性命的行为都是反人类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假如海子在决定离去之前神智清楚，他做出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人类主义者。然而，关于海子的离世，很多人归结为他在用生命写诗歌，还美其名曰，这是诗人的最高境界，唯有达到如此高层，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诗歌圣人。言外之意，没有以死献给诗歌者多多少少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还列举随后效仿离世的顾城，无不顶礼膜拜。
从媒体只言片语的描述里，作为医学专业人员，虽然业务不精，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海子的自杀行为绝不是因为“以生命来写诗歌”，体验诗歌的深邃含义，并非一定要燃烧生命的代价。任何自残自杀行为，常人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不是迫于压力，就是自身精神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公认的医学常识。海子是一个普通人家，虽然智力过人，但是也没有影响到别人的脚步，所以，迫于压力自杀的观点不值得推敲。而他生前学过气功，后来出现间断性精神异常的描述，似乎都都在他人回忆海子相关文章里出现。比如海子的胞弟在海子离世三十年撰文中有如此信息：“1985年春节哥哥回家度假时，因家中兄弟较多，床铺少，父母便安排哥哥同我睡一张床。大年三十晚上零点时，我发现哥哥手中拿着一张照片双手合十，面朝北方，盘坐在床中央，口中念念有词……1986年哥哥春节回家时，上身穿着一件大红棉袄，下身穿着一件发白的牛仔裤，长发披肩，满脸黄色的兜嘴胡。哥哥的形象把母亲吓了一跳。记得当时母亲嗔怒道：海生你怎么这般模样，头发也不理，胡须也不刮。哥哥解释说，因他年纪轻，个头矮，面相稚嫩，在学生面前没有威慑力，故如此打扮，以显得老成持重。母亲听完笑了。此后海子再回家时都会把胡须刮了，把头发理短……1989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偷偷告诉母亲：他发现自己有胃病，经常吐血，今年想请半年假去武汉治病。当时母亲被吓坏了，让他赶紧跟学校领导打报告请假。但不知什么原因，过完年后哥哥接到了一封信，就又匆匆返校了。”
从这些回忆录里，我们不难看出海子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精神异常。是因为诗歌而疯狂，或者是诗歌助长了他精神异常程度，只有天知道。
从海子好友西川回忆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有关海子练气功的实情，更感受到他身边人的冷漠无情。在八十年代，气功横行中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者不计其数，因此海子深受其害不足为奇。海子决定自杀前一天，邻居半夜三更被他“我不行了”的叫声吓醒，在被海子轻描谈写的“解答”后，邻居半信半疑、事不关己地各自回去休息。假如他身边有人真正关心一下，或者多一些医学常识，多一些关怀，发现问题及时就医接受治疗，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这其中也包括海子家人。
因此，海子的悲剧，绝不是因为艺术而牺牲，我似乎看到了文字背后精神已经裂变的海子，他的痴人说梦，竟然成了众口相传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