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革命时代的审慎者、极权主义的预见者——邦雅曼·贡斯当政治思想精华文集
【 编辑推荐 】
◆ 边沁笔下“变化无常的贡斯当”；
夏多布里昂仰望的“继伏尔泰之后十分睿智、博学之士”；
雨果盛赞“那个时代思想极有光彩、极为激烈辛辣之人”；
哈耶克心中的“自由主义之父”。
◆ 政治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是“我们必须拥有自由，我们也必将拥有自由”。
【 内容简介 】
对自由的阐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对法国大革命反思（革命的两个阶段），和对极权主义的预见（对卢梭的反对），这是本书极为重要、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方面内容。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汇编了贡斯当至为重要的政治论著，包括《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论僭主政治》等，是国内仅有一本贡斯当的政论集，也是一本十分经典的学术著作。
贡斯当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统治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曾在苏格兰跟随亚当·斯密等英国启蒙思想家学习。他的政治思想，既有法国思想传统中对抽象理念的偏爱，更有英国经验主义政治经验的审慎。
在本书所收录的论著中，他赞扬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但对大革命如何收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是对20世纪成为现实的极权主义体制所提出的zui早的系统批判，其预见性惊人，他的政治著作也在尘封100年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复兴，贡斯当逐渐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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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邦雅曼·贡斯当（Henri-BenjaminConstant de Rebecque，1767—1830），法国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派领袖。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统治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曾在苏格兰跟随亚当·斯密等英国启蒙思想家学习。其著名的政治论著包括《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1814）、《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1815）和《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1819）等。
译者：
阎克文，1956年生，曾任职于新华社，现为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重要译著包括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等，代表性的作品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经济与社会》。
刘满贵，北京农学院外语教学部副教授。译著有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达尔德尔《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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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
目 录
导读：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李强）
英译者序（B.方塔纳）
第一编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李强译）
第二编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
前 言
1. 论人民主权
2. 论立宪君主制的王权之性质
3. 论解散代议制议会的权力
4. 论世袭制议院和不限制其成员人数的重要性
5. 论代议制议会的选举
6. 论财产条件
7. 论代议制议会的辩论
8. 论立法创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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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前 言
导读：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
哈耶克在论及自由主义时，曾对英国式与法国式的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加以区别。前者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制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constructive rationalism）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产物，强调人们可能而且应该根据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
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式自由主义时，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孟德斯鸠（1689—1755）、贡斯当（1767—1830）、托克维尔（1805—1859）。依哈耶克之见，这几位思想家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而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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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
19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界领袖贡斯当曾把自由主义描绘成“一系列原则的体系”，可以说他把握住了自由问题的实质。
——哈耶克《自有秩序原理》
没有人比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这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
——以赛亚·柏林《两种自由概念》
贡斯当……虽然从来没有享受过和平温馨的生活，却成为自由体系中非常细致、雄辩的捍卫者和理论家。
——本奈戴托·克罗齐《19世纪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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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先试读 】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先生们：
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两种类型自由的某些不同，这是一项全新的尝试，人们迄今尚未注意到这些不同。第一种类型的自由是古代人十分珍视的自由，第二种则是现代民族视为弥足珍贵的自由。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的探讨从两个角度看都会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在我们中间一直存在着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的混淆。在著名的大革命时期，它是许多罪恶的肇因。法国被一些毫无益处的实验折腾得精疲力竭。这些实验的始作俑者由于缺乏成功而懊恼，于是力图强迫法国享受她不愿享受的好处，却不让她享受她希望享受的好处。
第二，我们那场幸运的革命（尽管它有诸多过分之处，我仍称之为幸运的，因为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后果上），呼吁我们享受代议制政府的好处。然而，我们会惊奇且有趣地发现，为什么这种我们今天赖以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却全然不为古代自由民族所知。
我知道有些作者声称从古代的民族中—从古代斯巴达共和国，或从我们的祖先高卢人那里—发现了这种制度的渊源。但他们错了。斯巴达政府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贵族政府，而不是代议制政府。国王的权力受到某些限制，但只是五长官团长官的限制，而不是那些肩负使命—类似今天选举赋予我们自由的保卫者的那种使命—的人的限制。
诚然，五长官团的长官尽管最初由国王设立，却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他们只有五个人。他们的权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他们甚至分享政府的管理权，即行政权力，因此，像古代共和国几乎所有受人拥戴的执政官的权力一样，他们的特权不纯粹只是阻止暴政的屏障，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不堪忍受的暴政。
高卢的政权与某政党希望为我们恢复的那种政权颇为相似，它既是神权的，又是好战的。牧师享有无限的权力。军事阶层或贵族明显拥有专横的压迫性特权；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与保障。
在罗马，护民官在某种程度上负有代议制的使命。他们是平民的喉舌，寡头政治—这种制度在所有时期都是相同的—在推翻国王的过程中将这些平民置于严苛的奴隶制之下。不过，人民直接行使相当多的政治权利。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法律投票，并对那些遭到控告的行政官作出判决：因此，罗马仅有代议制的微弱痕迹。
这一制度是现代人的发现。而且，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人类在古代的条件不允许这种性质的制度的引入或设立。古代的民族既不可能感到对它的需求，也不可能欣赏它的价值。他们的社会组织引导他们欲求一种与代议制赋予我们的自由截然不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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