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件蓝白相间的碎花布棉衣，蹦跳着行走在山间小道上，蝴蝶结在胸前背后跃动着，衬托着可人的清秀摸样，成为冬日山神凹一道靓丽风景，招惹的村子里小孩子扎成堆儿看稀罕，说：“快看，水平回来了，水平回来了……”在偏僻的山神凹，“水平回来了”绝对是一条新闻。这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一个关于少年葛水平的意象。

在《太行日报》第一次给水平发作品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她，是她表现在的文字中的灵气和才情打动了我，我开始寻找这个名叫“葛水平”的女孩。当时的水平是晋东南艺术学校的在校生，约莫十七八岁，衣着朴素，个头适中，五官清秀，粉面桃腮，唇红齿白，模样像极了《小白菜》中的领衔主演陶慧敏，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一句句的稳稳道来，有一种天生的沉着冷静。其时我的文笔很稚嫩，她也很稚嫩，写的东西大都是一些小诗，小散文。她的作品在当地报刊发表了一些后，有过种种说法和猜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她的文化程度和年龄不可能有这样的写作水准，也有人直截了当说她根本就是抄袭，我却对她的才华和天赋深信不疑，为此给她写了一篇评论，配了简介和照片发了一个整版。之后，我赴西北大学就读深造，在毕业论文《也谈意象旁通》的论据中引用了一些作家名家的原文，有宗白华，有朱光潜、有罗曼.罗兰，有韩愈，还有葛水平的一段散文，写这篇文章的葛水平其时在上党范围才露尖尖角，远不为世人所知，但其才华的锋芒已然耀人眼目：

“隔壁房间里，不知是谁竟然拨动了弦韵，弹起了古琴曲。我只觉得体内有一股无法形容的灼热冲击着全身。似乎缀满了悠远的回声，若干种幻觉簇拥着，碰撞着，泪水潸然跌下……

“于是乎，我忽觉黄昏极神秘，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跑了出来，给苍茫的暮色一个梦幻的氛围，我企图写出这种体验，可实属徒劳。那种溶入血液，浸入肌肤的弦韵，令我顿悟了思念的悸痛，生存的艰辛。一缕缕绵绵的琴声拽住我喘息的咽喉，视觉、听觉乃至整个的心灵都被吞了去。我茫然伫立，不知所措。”（葛水平《黄昏·古琴》）

这段文字深沉，有着诗歌般的优美，表达了作者易感的性情，到现在读来依然齿颊生香。

之后，我们有过几次短短的交道，直到我离开报社。

水平戏校毕业后被分到了长子县剧团，她不愿意去，来找我，说她为此事很苦恼，因为当年在长子跳过麻池，影响很大，不想再回去了。至今记得她的一个动作——一把将披肩长发甩下来，含着泪对我说：“喜玲姐，你看，我还不到二十岁，已经有了白发。”那几茎白发在窗外射进来的光线下很醒目，令我怦然心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小小年纪的水平，也是心如莲子常含苦。

但凡天纵聪明才华横溢的女子，难免都会有望风荡泪对月伤心的性情，她之所以选择文学，我想有话想说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她找我来，是想让我帮帮她看能不能换一个分配单位。我出于对她的怜惜和喜爱，不自量力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其时，晋东南开始地市分家，老地委的一批领导都搬到了晋城办公。抽了一个星期天，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带领下，我专程跑到晋城，壮起胆子找了当时因痢疾卧病在家的宣传部长，向他介绍了葛水平难得的才华，解释了水平不想回长子的原因，请求部长对她分配的问题给予关照。我说：“人才难得，我相信以部长人大的学问修为，一定会帮助这个小女孩走出困境”。宣传部长调侃说：“孙喜玲，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油嘴滑舌？”其实我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且自顾不暇，社会包括一些官员们对我的尊重和客气无非是看在我有几分才华的面上罢了，这几分才华说到底无非是一点雕虫小技，不足挂齿，更构不成求人办事的资本，这番请求是否发生了作用不甚了解，而我所能做的无非是受人所托遵人之事而已。

之后水平送过我一盆小小的君子兰和一枚“小百花”纪念章，我想那是她当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再之后得知水平去了长治上党戏剧院从事戏剧创作，那应该说是“文学”第一次给予她的恩惠，使她在正式走向社会的当口把握住了命运的转机，因为有了发表的那些文学作品，她才能离开戏剧舞台直接走进“文学创作”领域。不久我也异地谋生去了，从此与她天南地北各在一方，失去了联系。她的生活经历偶尔也听到过一些，但因距离的缘故，也只是听听而已。有时候偶然也会想起她讲过的“跳麻池”，却也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逼着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去跳麻池，她没有细讲，我也没问，成为心中的一个不解的谜。

时光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在杭州漂流的某一天，河北承德一位写小说的同学突然来电话，问我：“山西长治有个写小说的女子叫葛水平，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说：“知道啊，怎么了？”

同学：“这个人太厉害了，你读她的小说没有？”

我说：“读过她的散文，小说还真没留意。”

同学说：“快看看吧，不得了，到处在转载，在文坛上引起轰动了，被称为葛水平现象，那东西写得真叫个好。”

于是，我联系了《黄河》主编张发，张发提起葛水平来更是话头子打不住，他手头没有现成的杂志，就把水平的《地气》、《甩鞭》打印稿给我寄到了杭州。我读了之后无言，心中有激情在鼓荡，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她作品的认知，只觉得那些不寻常的叙述，给了我心灵一种深深的愉悦，这是我很久以来读现代人写的小说没有感受到的审美感动，由不得为她在写作中表现出的大智慧、大才情赞叹叫好，为她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她用她的成就印证了我当初对她的判断，她不负众望，更不负我望。

再见水平，是她成名之后。回到故乡，在一次偶然的相聚中，我才对她的生平经历有了一点泛泛的了解。

二

恰逢长治戏校一个纪念活动，此事本和我无关，因有北京的音乐家老师前来与会，我到长治探看，下榻在财苑宾馆。晚上水平来陪我，闲聊中，我问起她关于跳麻池那件事情，我想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说一说该是无妨，水平很坦然的对我讲述了她的这段生活经历。

水平很小的时候学过武术，会打长拳，棍棒刀枪也都学，她的长拳在当地的比赛中还获过一个二等奖。11岁到长子剧团学唱戏，搞文艺，这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比较容易从农村走出去的一条路。当时长子一中有文艺班到沁水十里招生，她唱了一首《绣金匾》被录取，两年后长子又成立剧团，13岁的水平成为了长子剧团的学员。

学员的主要任务是练武功和学唱上党落子。水平的嗓音很好，圆润，宽厚，纯粹，音域很宽，但是有点跑调。跑调，也就是音准不好，但还不完全属于五音不全，却是戏剧行当中的大忌，因此她没有机会上角色，总是被派去跑龙套，和一群人在舞台上跑圆场打把，吼吼吼的几声一场戏就完了，用她的话说是“被晾了起来”，因为看不到希望，不久就对学戏失去了信心，跑回家去和母亲说不想唱戏了，还想上学念书。母亲说：“你不上学已经两年了，还念什么书啊，不唱戏做什么？”

她不听，母亲就狠狠的揍了她一顿。挨了揍的水平，哭了一场，无可奈何地回到长子去找剧团，剧团没人，下乡演出去了。她有一个姨妈在长子法院当院长，她到了姨妈家，和姨妈说要去赶剧团，姨妈问她：“你会不会骑车？”她本不会，却说“会”，心里憋着一口气。

姨妈给了她一辆自行车，不会骑车的水平就那么斜跨着往剧团演出的台口赶，下暴店坡的时候，一挂装满麦秸的马车横扫一切地走过来，她一紧张，忘记了握闸，和路上另一辆迎面而来的自行车相撞了，重重的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修车铺，只见自行车轱辘被撞歪了，闸线也断了，头上还破了一个口子，却不觉得疼。

和他相撞的是长治西郊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挺负责，为她修好了车，端了水让她喝，知道她是找剧团赶台口的，把她送到了剧团所在地。

当天晚上水平头痛不止，疼的要死，那其实是脑震荡的症状，可她不懂，还是坚持跟着演出，跑龙套。剧团的工作在观众眼里是一个和玩耍一样的热闹行当，胡琴笙茄，披红挂绿，珠光宝气，但实际上苦不堪言，一个台口最多三天，有时候只演一场就要换地方。每日在路上辛苦奔波，装装卸卸，搬搬运运，在露天舞台，在积满灰尘的剧场，吊灯埋杆，拉线布景，打地铺，睡稻草，餐风宿露，一卷行李抗在肩膀上，打开再卷起来，卷起来再打开，处处是家，处处无家，接送的交通工具不是驴车就是拖拉机或者大敞车，不论寒冬腊月还是三伏暑天，人就那么晒着冻着颠簸着，无论“艺术”这个词汇在书面上多么高雅，在社会基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其生存状态却不堪言说。追溯到旧中国，那这个行当就更是被人轻贱，不说也罢。

记得我在地区歌舞工作时，团里放假回到老家襄垣，去水簸箕下头的老房里看望二伯，二伯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老房的光线昏暗，那烟从二伯父的嘴里吐出来，晕染着窗口的光线，一丝一缕变幻翻腾，很有些泼墨艺术的味道。二伯父问我干什么呢，我告诉二伯父我在长治歌舞团弹琵琶，心里满是骄傲，期盼着二伯夸奖我有了本事，二伯父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说的那个东西，放在从前去店铺里买的话，店铺伙计都不从柜台上面往外递，要从柜台下面递出去才合规矩，那行当没有人看得起。”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口气里充满了不屑。其文艺也罢，戏剧也罢，从前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而新中国以来传统观念何曾有过彻底改变，直到今天，乡间依旧管吹吹打打搞乐器的人叫做“王八”。我有一位在部队搞过文艺后来从政当了官的朋友，曾嘱咐我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从前干过的行当，不然人家会看不起我的。”

剧团赶往下一个台口要路过长子县，水平给姨妈去送还自行车，她没敢告诉姨妈撞车的事。一个车圈是新换过的，她怕姨妈看出来，往车圈上抹了些泥蒙哄过关。

戏剧团体由来存在着行帮习气，顾名思义，就是行当之间的帮派体系，这些帮派各自为阵，互不买账，相互拆台，在任何一个剧团里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不良风气的历史绵长，由来已久，无论新中国革了多少次命，硬是丝毫不受影响，因为那是戏剧行当与生俱来的，是人的争强在好胜的天性在名利场上的自然流露。长子剧团当时有两个主演，都比水平年龄大，二十多岁，一个是团长，姓连，唱老旦的，一个叫海棠，也是唱老旦的。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两个人的矛盾很深，水平和海棠要好，海棠也很关照她。团长不高兴了，扬言要孤立海棠，不让她和海棠来往。水平个性倔，没有理会团长的指令，和海棠要好依旧。团长惹不起海棠，就和水平过去不，先是找茬扣她的工资，后来大会小会点名批评她。一次演出，团长演秦香莲，她演秦香莲两个孩子其中之一，一晚上没多少戏，就在后台傻傻的候场。水平因每天睡眠不足，困得受不了，就偷偷用大幕把自己围起来，在大衣箱上睡着了，谁知一睡就睡的昏天黑地，结果该上场的时候找不到她了。《秦香莲》是观众熟悉不过的内容，少了一个孩子，台下一片嘘声，说：丢了一个丢了一个。一直到演出结束开始拆台，人们才发现了她。

之后挨批自然是躲不过的。办户口的时候，团长因此不同意给她办，母亲脾气不好，找到团长大吵起来。水平一看这阵势，人整个被吓呆了，心想，这么大一点就让人欺负成这样，以后还怎么活人，顿时万念俱灰。

长子有个麻池，是当时长子县的一个地标，她跑到麻池边想也没想噗通一声跳了进去，还好被一个看池塘的哑巴及时发现把她救了上来，这就是水平说的“跳麻池”事件的整个首尾，这件事情当时在长子轰动一时，说什么的都有，成了她心头永远的阴影挥之不去。之后母亲给哑巴送了一块匾表示感谢，水平成了合同工，事情不了了之。

水平的父亲当时在长治中医院当厨师，名角郝聘芝住院，父亲就乘机和郝聘芝说：“我有个闺女在长子剧团，她在剧团已经有两三年了，想考地区梆子团，不知道行不行”。郝聘芝说：“好啊，咱们这里正好招生呢，就招半成品的学员，让她来试试吧。”

水平参加地区团的招生考试，没有一点自信，除了跑调，脸上还有雀斑，穿着也很土，练了两年功，胳膊腿都没有开。来参加考试的有十几个，她的条件是最不好的，没有人认为她能考上，她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考试的时候，唱了几句《杨家将》里杨排风的唱段，至今她还记得这几句：

焦三爷说话太狂妄，

排风我心里自有主张。

此一番比武来较量，

管教他心服口服再不逞强。

水平说这四句简短，是最不容易跑调的，难度高的大段子她根本不敢唱。

考过之后，她就回去了，继续她的跑龙套。

当时下乡演出，剧团住在学校里，有能耐的睡课桌，没能耐的睡地铺。她就睡在地铺上，蒙着眼睛听人议论，说：咱们团这次考试至少有十个人能考上，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反正没有她。

水平听着很灰心，不过又想着父亲说郝聘芝答应过会关照过她，兴许有点门儿呢。

过了一个月，通知下来，名单上居然有她，这让许多人忿忿不平，说她根本就不会唱戏，怎么会有她呢，当着她的面就说：“你根本就不会唱戏，怎么会有你，也真是怪事儿了。”水平无言，觉得一个人没出息了真是可悲，谁都敢当面奚落你。

三

水平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听得有些毛骨悚然，却也让我了解了她性格中刚烈如火的一面，明白了她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有着天纵之才，坚韧顽强的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水平的爷爷弟兄四个，父亲过继给她的小爷爷，她有一个小叔叔，是三爷爷家的孩子，和父亲算是叔伯兄弟，叔叔比她大不了几岁，基本算同龄人，叔叔个子一米八五，在高平唐安煤矿做矿工，是矿上篮球队的队员。叔叔活的很自卑，和他一批的同学们有的在机关，有的做生意，都比他强，这对叔叔是一种精神刺激。而在乡村，每年清明上坟的时候是最能体现社会等级的，有坐专车回去的，有坐私车回去的，叔叔每年就只能坐班车，这让他心里很是不平衡，叔叔没钱，最大能耐也只能买起一辆摩托车。叔叔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条件，在矿上过泵的时候，曾经做过手脚，之后良心不安，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被人知道，久而久之患了轻度精神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癔病。这个病时重时轻，一直都没能彻底治好。

婶婶当时刚生了老二，叔叔在矿外开了一个饭店，饭店的隔壁是另一家饭店。一天晚上，隔壁饭店猜拳行令很热闹，而叔叔的饭店却没有一个客人，相形之下显得冷清落寞。叔叔受了刺激就犯病了，走到隔壁一把就把人家的桌子掀翻了，一时间稀里哗啦，瓶破碗碎，满地狼藉。婶婶过去赶忙赔不是，解释说，人有毛病，不要见怪，弄坏什么我们赔你什么就是了。叔叔掀了饭桌情绪依旧不能平息，跑到矿上胡乱发泄，砸坏一台电机，回来后才平静下来，一夜无话。

隔壁饭店的男人是个倒踏门的招女婿，时时处处本就觉得矮人一截，饭店的桌子被人掀翻媳妇心里忍不了，总觉得女婿没用人家才敢上门来欺负，嘟嘟囔囔唠叨个没完，抱怨男人说：“看你那点出息，到底不是唐安人，给我家立不起杆来，让人兜了饭桌也不敢吭声。”男人被唠叨火了，第二天一大早，手里提了一把杀猪刀，过来找水平的叔叔理论，叔叔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大限已经到来，还在炕上蒙头酣睡呢。隔壁的男人踹门进去，没说几句挥刀就捅，连捅了叔叔几刀没事人一样扭头走了。叔叔捂着血流如注的伤口，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要去拼命，没撵了几步，仆倒在地，死了。

接到电话的前一天，水平在黎城清风山的寺院抽了一个签，签是下下签，说她有血光之灾，要家破人亡，她笑笑没当回事，也不相信。回到长治后的第二天上午就接到唐安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家里出事了，让她快回去。但没说叔叔人已经死了，只说是住医院了。她立即赶了回去，先后去了两家医院都没找到人，他从马村赶到唐安，进门一看，见院里的墙上喷溅着血浆，一问，才知道人已经死了，尸体放在了高平医院的太平房。水平来到叔叔家里，只见家里院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民间风俗有讲究，家里死了人不能打扫，所有的人都六神无主了，不知道该干啥，连饭都没人做。婶婶是苦主，出了事情，都傻了，等着公安局来取证，其他一应事情都不管不问。水平见状，先打车去买了米面来，又花了五百元买了送老衣和一条被子，铺儿盖女，也是当地的一个讲究。在成殓之前，水平就盖着那条被子睡在沙发上。人们看见那条准备给死人盖的红色被子都感到瘆人，她却满不在乎。

因为不是工伤，矿上不给赔偿，只给了一点丧葬费，不管埋人。侄子还小，主不了事情，于是所有的麻烦都落在了水平的头上。

水平找了工具车，去棺材店买了一具最大的棺材。叔叔这边的亲戚不肯来帮忙，说算过卦了，今年不能闯丧房，也不能闯血房，生孩子叫血房，死了人叫丧房，说是怕冲了运气。而高平的规矩是女方娘家人不见女婿，没人去领尸，侄子只有17岁，还不懂人事，对她说：“姐，你和我去领尸去吧”。水平心里也很害怕，但是不去没办法，无奈之下，和侄子一起到了高平医院的太平房。

那天下午有三具尸体认领，尸体没有编号，让她挨个认人。三个抽屉，头朝外面，拉开两个都不是，一个是出车祸死的，没脑袋了，只剩下一点点脸，一个是煤矿上炸死的，整个脸是黑的，煤面子全瓷在肉里。地下横着新进来的两具尸体，等着往冷藏柜里放。她第一次看见人死了以后被冻得收缩了的摸样，看上去和死猪肉差不多。最后一个，光着身子，从脖子到肚子有一道解剖过的长口子，大针脚缝了四五针，这样的场面让水平脊梁骨上刷刷的冷，太平房的老头说：“闺女啊，你出去吧，我在太平房二十多年，没见过女人来太平房领尸体的。”

老头儿在太平房工作了一辈子，有经验，帮着给死人穿衣服，一起套好后，一下子就穿上了。

往出抬的时候，在一旁的锅里烧了香纸，侄子打着雨伞遮盖着死人的脸，叫了声“爸，咱回家去吧。”

尸体冻的硬邦邦的，往棺材里抬的时候，水平上去拽着脚，侄子在下面托着头，掇弄了半天，怎么弄都弄不到棺材里，水平火来了，说：“叔啊，你这么大的个子让人家一个不到一米七的人就把你捅死了，活着没出息，死了也没出息，死了还给人找这么多麻烦，让人怎么说你呢，你要再不进去，我就狠按你了。”说完水平在叔叔的腿上刷刷的按了两把，也怪，并没有把哪个地方弄断，尸体就进去了。

婶婶娘家的人说他们不能见死人，不肯押车，刚三十出头的水平就和十七岁的侄子担当了这个任务。

天快黑了，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司机很害怕，水平也很害怕。

水平和他这位死了的叔叔打小在一个炕上长大，感情很深，叔叔死了，本是一件伤心的事，可为了抵抗恐惧，她扯开嗓子唱起歌来，一路上把能想起来的歌差不多都唱了一遍，一直唱回村里。

因为叔叔是暴死在外面，按规矩不能进村，棺材就放在了村口的路边。

初春，天还很冷，尸体抬下来后，起了灵棚，灵棚一成，必须有人守灵，农村的讲究，灵棚晚上是不能离开人的。水平承担了守灵的职责，让人拉了两平车玉米芯，在灵棚的边上烧了整整一夜。

尸体放了一宿，消了冻，把棺材里的褥子被子全洇湿了，又加是一口榆木棺材，很沉。要出殡了，却怎么也走不了，铁绳子断了四五回，八条汉子硬是抬不起这口棺材。阴阳先生说是死人不肯走，必须有人破口骂才行。谁来骂？没人，水平来，不会骂就胡骂，也许是心理作用，骂一骂就能走一段，走一段，绳子又断了，断了再骂，骂了再走，如此三番两次，好容易才把叔叔的灵柩送到了墓地。

矿山来人送来了花圈。

就这样一直到叔叔顺利寄埋。

叔叔死了，婶婶又嫁了一家，应了那支“家破人亡”的签。

由此，我了解了水平有担当、有胆识的不凡和个性。

四

“乡间的土窑，小石门洞的暖炕和窑掌深处的驴，没有人能够明白，人与驴同住一窑的风景。……印象中的风景，都被驴走尽了，遥远而又凝固，仿佛暖阳下的苍山，只在自己的故园，只在窑洞。

…… ……

童年时随祖父骑驴出山放羊。寂静的午后，胯下的驴踏起阳光下的尘土，羊群在温暖睡意中被镀上了簿金，空气中山林的气味浓得像是液态。松树的针叶从脸上抚过，会看见腐植的泥土透出的松菇，朗晴的，满目皆是圆润的黄。这时的羊群如果无知或故意分群，山下的驴会仰起后腿，蹄声归处，分群的羊会在这“嗒嗒”声中安然复群，这是动物间一种奇怪的默契。

祖父回头笑骂：“狗日的驴！”

…… ……

——葛水平《驴是兄弟》

“山神凹，秃山旷岭，满眼除了山就是苍茫裸露的黄土。”

——葛水平《玻璃花儿》

这就是水平对于生长环境的记忆。窑洞，驴子，骡子，羊群，乡野寂静的午后，驴粪的味道，农家的炉灶，炉膛里烧的柴火，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田野，令她心旌摇荡的油菜花……正是这一切赋予了她最早的美学启蒙和最初的文学意象。故乡山神凹，对于她是一本天无字天书，值得她阅读一生。乡村生活的印记，扎在了在她的心灵深处，融进了她的血液之中，成为她生命的元气和底气，成为她丰富的创作源泉，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她笔下的农村，透着生活所赋予的独特视角：“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从远处望去拖拽着大半个天，绕着几丝儿云，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瘦的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聊聊数笔，在文坛掀起一片叫绝之声。

母亲在村里教书，经常会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那些受了母亲教训的孩子就会把气洒在水平身上，跟在她身后，或者藏在什么地方里，趁她不注意用石子砸她。水平不吭声，瞅准欺负她的孩子蹲茅坑的时候，偷偷抱起一块石头，照舀茅粪的口子咕咚一声扔进去，任屎尿溅人一屁股，她乐颠颠的一跑了事。

水平的母亲是乡村的小学教师，父亲是她是继父。关于父亲的个性和一生的故事都非常有趣，在她的散文集里有生动的描写。水平并非出生书香门第，母亲虽然是位教师，但所能给她的影响也只是些小学课本，在她的记忆中，童年时连小人书都很少看到。

她对文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靠着这份敏感，十几岁的时候，连小学程度都没有的她就开始瞄上了文学。水平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是一本叫《山林支队》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描写农村抗日故事的小说。母亲教书的地方叫王庄，那时她只有八九岁，有一位教师要去山上坐班车，这位教师买了这么一本书，路过王庄，到母亲那里吃了一顿饭，走的时候忘记拿了。认字不多的水平，刚能看明白一点意思，拿起来囫囵吞枣的读了一遍，觉得里面的讲的故事很有趣，从此对“文字”发生了浓厚兴趣。这本《山林支队》是她走上文学道路最早的启蒙读物，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水平更多的阅读不是书本，而是直接来自生活本身，她的阅读是阅世和阅人的读法，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的读法，且读一点是一点，在写作上表现出的则是四两拨千斤的薄积厚发，这个颠倒过来的词，说出来似乎有悖常理，但在水平身上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她始终接受的是自我教育，没有人指点她，一切都靠自己琢磨，她从别人身上学，从生活中学，从一切接触到的人和事中学。她的作品中体现出的厚重感令人赞叹，字里行间文采风流，透着一种兰芳之气，一种性灵之美，一种性情的率真，一种唯美的律动，透着她对生活的独特参悟，不仅文笔优美，且有思想深度，读过之后，令你在掩卷喟叹的同时，心底深处会涌出一种超越文字之上的愉悦和快感……这是天才的魅力，是作品的魅力，也是作者修为的魅力。

水平写作很勤奋，但是写的不累，边写边构思，不列提纲，甚至写完上句以后不知道下句在哪里，一碗麻籽放在桌子上，一边写，一边嗑，一天能嗑一碗麻籽。写作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其他。成名以后也从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摆起来，依旧洒洒落落的本色摸样。她写东西的时候或躺或卧，一张纸片，或者随便一个破本子，拿起来就划拉，写着写着，有人叫她打麻将去，扔下笔就走了，打完之后回来再接着写。她很少为写东西失眠、痛苦或者困惑。她在乡村长大，那种地老天荒的环境给了他个性自由成长的空间，所用语言信手拈来，很少使用成句，而是把一些传统的语言打散了变成自己的话，因而鲜活形象，因而风格独具，因而有着不可模仿性，她用文字表达着自己的大悲大喜，表述着对生活的思考，在冷静婉约的文字下面，潜藏着沉着的思想内涵和唯美意象，即便是写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也充满了美的意蕴，让人深思，让人叹息，让人感动，让人扼腕，让人读过之后，一时沉溺其中走不出来，许多人评价说她秉承了赵树理的衣钵云云，这一点笔者认为未免过于牵强，文学不是皇权，是没有传承性的。葛水平就是葛水平自己，她走的是一条另辟蹊径的路，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路。她的作品，包括散文在内，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是唯一的“这一个”。尤其是她的语言，是不曾效法任何名人也无法被后人效法的，因此，葛水平在文学上的成功，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意味，那是另一种人生价值观的胜利，对后来者含有一种启迪性的昭示。

无论是面对风雨还是面对彩虹，水平一如既往，本色做人，自在行事，心血来潮，放下笔和几位朋友驱车进入西藏，路上有人因口角打架，旁人苦劝不下，水平提溜起一块砖头走了过去，喝道：“放不下你们了，谁要再胡闹，看我一砖头不撆死他”。一场风波至此平息，我听了抚掌称快，感觉她真是人如其文，温婉之中透着草莽气，而那丝草莽气最是令人喜爱。

这篇文章杀青的时候，水平在长治文联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她在承担一个单位的管理职责之同时，一部长篇小说业已完成，正在修改润色中。文联新版的刊物《漳河文学》也正式创刊问世，风格前卫，大气，博得了社会一致好评。成名之后的水平，各种荣誉向她飞来，在外人眼里，这份辉煌和名气令人艳羡，但这些东西对她本人而言，是动力，更是压力，她背负着的是社会对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厚望和期冀，她脚下的路任重道远，因此，生活对于她而言，虽有文字的浸润和愉悦，却也并不轻松。

（注：2024年重新编辑修改这篇文章之际，葛水平荣任山西省文联主席约有年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