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是一篇简短的小说，毫不矫情但却直中要害的文字，单一的故事发生地点，简单的几个重要人物，抑或添多几个闲杂角色热闹了这里面的情节发展。短短的封锁期间，却上演了太多大千世界里的种种杂侩，小市民的各种姿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张爱玲向我们展现了，上海这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裸露出的粗糙龌龊的一面。

由一开始的电车车轨开始，接着是铃声，“玲玲”的清脆，冷，并像虚线一样地切断了这个时空，如果不是赶上封锁，那电车是连续不断的，开电车的人就是重复着这样单一的节奏，盯住前方的车轨没有止境地下去，但却是不发疯的。

遇上封锁时段，人们的蜂涌而至便打破了这样的常规与沉寂，过马路的人过马路，上车的，下车的，人与人之间只是惧怕地对望着这暂时的混乱。电车里的人却是镇静的，仿佛与电车外的一切隔开了，剩下的只是一片了无生气的死寂。

打破这尴尬都市的却是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嘹亮地唱着“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而上海”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来，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只是这样随意一点，就将那种沉寂道破。

这样的一番衬托铺垫，封锁的电车里故事才刚刚开始。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距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被无限大的拉近了，而内心的距离感却是无限大的排斥着。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于是每个人都要在封锁期间找到可以减轻空虚的方式。

故事的男主人公吕宗桢就是这样坐在角落里，银行会计师的他，“齐齐整整穿着西装带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式皮包” 却要为 “一点也不为他着想”的太太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又有文化素质的他当然会很不满太太要他钻小胡同这样无谓的请求。每天要为家庭谋生而早晚奔波，”实在是不像话！“便是他的心声。

位置空间跳转到吕宗桢的对面，一个光头的老头子的右边，女主人公登场。“看上去像教会派少奶奶“，实际上是大学英文助教的吴翠远。张爱玲在形容她的样貌时，说到她的美貌是模棱两可的，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的，就连她的母亲也无法形容她的脸型，这样敷衍的描画未免是太过刻薄了。因而更加烘托出她的“好女儿，好学生”的形象，这样的一个女子却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即使是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的她也似乎不比同时代的其他女子有多大的不同，处境和地位。吴翠远不快乐，在于她被淹没在好人与真人之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这是她的无奈。

如果故事这样平淡无奇地进行，男女主角就不会有交集的可能。在被封锁阻隔的时空里，偶尔还是会有些小插曲。由于一医科学生恰逢此时孜孜修改他的人体骨骼简图，引起其他乘客的围观和评论，大家沉浸在把眼前见到的当做是画家写生的评头论足中。实实在在的一出小闹剧，却是冥冥中的导火线，坐在原位的吕宗桢吃起他的菠菜包子的同时，冷不丁地见到了他不想见的人——董培芝的出现让故事掀起一阵波澜。

为了躲开这个要向他献殷勤的表侄，吕宗桢起身换到了对面的座位，刚好就坐到了吴翠远的旁边。很巧合的，他们相逢了。而为了吓退董培芝，吕宗桢不得不将计就计地扮演起调情的角色，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即使他在平时是个老实人。这还不够，还必须要搭讪，只有闲聊起来，才能完全地甩掉那个烦人的表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但实际上，起初的吕宗桢对于身边这个女人却没有特殊的好感，形容她的手臂像是挤出来的牙膏，白的，整个人没有款式。又是一个典型的张爱玲式女性刻画。别有用意的男主人公也顾不上这些了，他的目的当真不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开始运用他有些笨拙的花言巧语，描述着她不经意的美。这些言语让吴翠远吃惊了，触动了，又僵硬了，继而又是笑了，她看穿了这个生意人模样的男人表面上的意图，仅仅是调情的层面。这种适当的情调让多少有些风韵的她感觉到真实，对于她，身旁这个男人是一个真的人！于是她顿感炽热和快乐，这源于她身边的环境所造就的好人与真人的辩解。

渐渐这种生硬的搭讪调情有了些成效，吕宗桢目送他的表侄退回三等车厢，随即他收回了他的手臂，谈吐变得正经起来，往下就成了平常的寒暄。彼此的话匣子一打开便会有停不下来的可能，人容易对着完全陌生的人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这是对着熟人有时也难以做到的事，这接下来的发展就连吕宗桢也是不会预料到的。

他开始说到他的太太，他对于自己每天生活的困惑，他的婚姻的不如意，而这一切对于身边这个陌生女子来说，他是需要被安慰，被拯救的。他不知道，他竟让身边这个女人脸红了，只是因为近距离不经意的对望。在这个不知道他底细的女人面前，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摆脱了他平日里的种种称谓，责任和负担。

出其不意的，在封锁的这个短暂的特定时空里，他们犹如一对历经暧昧继而恋爱着的情人一样。这在张爱玲的爱情观里似乎也变得顺手牵羊，更在于它发生在上海，这个缺少真实感的物质大都市里。

吕宗桢从一个小心翼翼沉闷的银行会计师摇身变成了滔滔不绝讲着自己的男人，只因为他身边这个碰巧遇到的女子。在此，他对于吴翠远的改观由最初的“像牙膏挤出来的”的不喜欢，转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这样的比喻，对于吴翠远来说或许是一种悲惨的命运，不是普通得毫不起眼，随处可见，就是别人的附属品一般没有多少深刻的存在。

谈话继续着，吕宗桢又一时情绪激动地提起一个话题，打算重新结婚。这样突兀地说出口，本意却是他想娶妾，而这个“妾”的所指当然就是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而她是愿意的，即使她不语，因为她被她的家里人困顿着。“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这是吴翠远的内心世界，也是吕宗桢的心声，同是对于家庭的不满。两个备受束缚的灵魂，犹如萍水相逢的契合在一起，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巧合，也是繁杂大都市里的黑色幽默。

吕宗桢是明智的，他是一个知道见好就要收的男人，虽然彼此的身体距离更近了，但是他懂得分寸，他婉言道他不能牺牲掉女人的前程，他并不是她的合适人选。感情真挚到足以令吴翠远感到绝望，这个单纯的女人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这样没有前因后果的情网中去。于是她哭了起来，真真切切地哭了一场，于她，她的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好人，吕宗桢由一个真人颠覆成了一个好人！这也是造成她情绪失控的一个因素。

对于她的哭，吕宗桢是始料不及的，一来他毕竟是有家室的人，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眼前这个爱他却又不现实的可怜女人，只能逼问要她的电话号码。他也是有他的顾忌的，因为一开始他就没有当真地要调情，只是弄巧成拙地假戏真演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已婚中年男人，一个好人。

然而爱情世界里的女人都是容易心动的，男人可以让女人感动，可以让女人觉得他已经爱上了她，即使他并没有；而女人表面上的漫不经心似乎在暗示我根本不可能会爱上你，但她却是真的动了心。这大抵是天底下女人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笔下的所有都市男女的爱情悲剧。

正当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时，故事顿时戛然而止，伴随而来的是文中一开始提到的“叮玲玲”的声音——封锁解除了，于是电车继续当当地向前启动了。封锁世界里的事物一下子又多活了过来，而对于吴翠远来说，却是死去的。

吕宗桢站了起来，挤在人群中消失了，她以为他下了车，因而这样的告别是不得不发生的。她只是装作不理会，当走了的他是已死去的人，街上看到的种种市民杂侩也只有在她眼前看到的一刻才是活的，往后就是一个个地死去——那些对她来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人和事。而她毕竟是动了心的女人，至少在封锁期间，身边坐着的那个男人跟自己是有某种关系的，即使是微妙甚至虚幻的，但她相信那就是真实，是活的，并且是可以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

但是结局似乎远远不够这么凄美收场，吕宗桢并没有下车，只是坐回到他原来对面的位置。一切恢复到封锁前的状态，这可能是吴翠远见到最震惊也最狼狈的画面。直到此刻，她才顿悟：“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这只是在封锁的时空里上演的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谁先动了情，谁当真了，谁就输了。但它又是难辨真假的，就算是一直执着于好人与真人的吴翠远也最后栽倒在这样的文字局里面。最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却让人心生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顿感空虚起来。

张爱玲笔触下的故事，在封锁的这个空间里，时间也被切割了，其中碰巧上演的各种爱情都只是因困惑寂寞空虚滋生出来的肥皂剧。可怜，可悲，无奈又无趣，不近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