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可听、可嗅、可触、可观的社会影像。
每次面对这张浩繁场景的图画，我都能听到驮着货物的牲口，由踩着开封大街的蹄子发出的哒哒声响。那声响里的安逸和富足，很快被船夫吆喝声带出力量感。酒楼里也不分这个阁那个阁，只见缕缕烟火蹿出屋顶，化成气味从纸中逃出来，令人想顺着那条生路钻进去。往返之间，大宋热气腾腾。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在，吴自牧的《梦粱录》还在。无论是开封还是临安，那种世俗生活的乐趣，恐怕连今天也要比下去了。苏轼写过一本随笔，叫《东坡志林》，里面无心记录了一条对文学史家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人们在瓦舍、勾栏、茶楼里看戏听书的细节。
一个大时代包容着小时代，这样的好处是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生活方式的参考。显然，两宋做了一次成功的示范。知识层面低的居民，每逢月圆雨泼，也能在形形色色的夜晚有个好去处，听一听咿咿呀呀的戏韵，看一看说书人如何讲先朝故事，流一回感动到稀里哗啦的眼泪。宵禁是稀有的，这个时代更喜欢通宵达旦，即便是在五更天，张灯结彩的街道不乏宿醉的浪人，一桌的花生壳。现在所谓“不夜城”，原来在公元11世纪，就出现于中原和江南。
在这个时代，人们发现了夜间的美好和动情。青楼自然不乏酸溜溜的小文人，去找技艺傍身的姑娘附庸风雅，但我更喜欢到李唐、范宽的书案前。一听到溪山万壑间的风啸、水鸣、鸟啼、琴铮，便知道宁静的重量，精神肃然一阵。洛阳城自然也很热闹，邙山却在流光外围讲述不那么热闹的话语。要知道，迷障常常从人之所骛中发酵，热闹的思维代替了冷峻思维，那么热闹也就成了空洞。你看，开封那盏灯里只有一盏残烛，外面只敷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纸。
大宋是有经济社会雏形的，它正在做一种尝试性的开拓。开拓的成果，就是围绕这个经济社会出现了科技工艺上的历史突破。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有的地方农业亩产突破700斤，出现了《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等等科学、建筑学、法医学的文献，汝窑、定窑等出产的陶瓷，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科技如此先进。还有通货膨胀后的货币更代等等，围绕商业运营、流通、售后和社会实现力等经济社会的基本配置在这个时代都有了体现，甚至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鉴于此，城市打通了封闭形式的早期布局，建筑的区域划分和构造有了更现代的便捷意识。
仰赖这种文化力量，中国人口迈入了一亿关口。
然而，我们却对宋代文化误解重重，认为它内心文弱，认为它断送了中国前程。民族气不少，政治气不少，梳理却很少。我说，大宋给历史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惊世骇俗的尝试性开拓。观察这三百年，我们也许会对一些传统观念做一次撬动。
当然，它只是雏形，是通向未来的基础。
二
我们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印象，还停留在阴暗的层面。
在历史的很多讲述中，我们看到陈桥兵变的虚伪、杯酒释兵权的狡猾，似乎这个人物做皇帝绝对成为祸害。转变到文学立场，我们又因为南唐李煜对他咬牙切齿。
五代十国时期很短，我对五代十国的印象，是从《水浒传》引言开始的：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而李煜，则是末尾时期南唐的最后一代君主。论文化素养的话，李煜大概可以排得上中国历史皇帝中最高的。
如果说五代十国时期文化氛围最浓的国家，应该是后蜀、南唐了。
唐朝是诗的国度，词这种体裁仅仅作为文人饭后的兴笔。李白写过，白居易写过，但相比他们庞大的诗歌数量，词是极少的。到了温庭筠、韦庄的手里，当初古道音尘没了，闺阁浮丽成为一大主流。在后蜀赵崇祚的编辑下，以“花间派”闻名遐迩。李煜和他的父亲李璟都是文学高手，不约而同地继承这种词风，使诗余成了整个社会雅俗共赏的文化载体。花间传统的轻盈浮藻，也在李煜笔下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煜词的最大成就，是记录了亡国之君的内心观照。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有很多亡国的君主，但都没有把毁灭后的心思极尽展现，而是由第三方来评价，他们是秦淮河边的咏歌商女，是上阳宫里的白头宫女。到了李煜，以当事人身份弥补了这个空缺。李煜词前期工于精致，后期有了幽深的气象。君主、臣子、囚客三重身份的叠加，他又那么热爱艺术，才使得“亡国之君”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
亡国之君未必大恶，他也可能是感受到历史逻辑无法阻挡，只看谁快谁慢后的无奈之人。因为李煜这道关口，我们对那些亡国之君就有了新的探索。前有陈后主，中有唐玄宗，这又添了一个李后主。作为皇帝，他们最后都很失败，但作为普通人，他们都相当杰出。音乐史偏偏因为陈叔宝、李隆基加了重量，文学史偏偏因为李煜产生了独特的书写。
李煜的质变，来自赵匡胤。
赵匡胤对“小朝廷”始终虎视眈眈，这与他目睹有关，和唐的灭亡有关。卧榻之侧的割据，很可能因为武将开拓而勃兴，所以他必然一步步吞噬地方版图，取而代之。输赢的更迭使李煜走向悲剧，但作俑者也有重大的历史教训。赵匡胤为政，改良科举、限制军权、治理黄河等，为北宋的盛平奠基了基础。
至于他的功绩，清朝乾隆帝也很仰慕，他说：
吾于开创之君，独以唐太宗、宋太祖为不可及焉。二君者，皆以不世之才，平一天下，而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御制乐善堂全集》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身份的统治者的眼光，至于历史中的评价，那就更多了。
他对士大夫的宽松，启发着更多文人从政，我们熟知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家国的宫殿。
北宋政治是文人政治。
“文人”二字，现在的眼光似褒实贬，“文人墨客”是多情柔腻的，“文人相轻”是清高妒忌的，这个词总让人感到一股肉麻的酸味儿。如果再细心一点，人们对它的偏向意义的观察，正来自大宋，来自北宋。柳永、张先、周邦彦是多情柔腻的，那几个政坛大佬，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似乎谁也看不起谁。
什么是小文人呢？小文人爱热闹，喜欢凑热闹，喜欢泛滥所施，越是斗奸耍滑的秘闻，越喜欢添油加醋，王安石、司马光，还有南宋的朱熹，他们都津津乐道。一旦讲起来北宋外交局势、经济和农业的侧重、政治系统的分化，那就避之不及了。
当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专为国家困境而来。他们的气质并非纤弱，而有统筹的勇气和实干的探索精神，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都在尝试新或旧的国家路线。他们的初衷并非私人恩怨，总在以国体为主。
范仲淹开风气之先，那篇《岳阳楼记》，可谓是文人政治的纲领。他在西北做官，西夏也敬畏有加，称他肚子里兵甲数万。就在边疆时期，填下一阕《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大文人胸中气象的宏阔，心中所思的深情，恐怕北宋难找出来几个对手。文人铁骨，正气凛然，不局限在什么婉不婉约，他曾同事的晏殊，难以相较。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革新一个复古，政治意见上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有些政客撺掇，终无为己相害的意思。政治上是政敌，生活中却是诤友。王安石去世，小他两岁的司马光给吕公著的一封信中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
没过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
北宋重文，因此能够在政坛上涌现这么多的文化人物。在他们的领导下，汴京的繁盛才有了出处。因势利导，社会风气趋向精致，大众有了俗文化的乐园。
民间艺术家可以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表演，推动了俗文化的繁荣。
三
宋朝是文人画的鼎盛时代，我个人非常喜爱范宽的《溪山行旅》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在宫廷中，也聚集着最顶尖的书画人才。
宋徽宗本人书画金石的研究都非常深，他是在艺术氛围中熏染出来的。
北宋已经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法四家，在最后又出现了赵佶。他本人书法纤瘦简劲，人称为“瘦金体”。
小子愚钝，楷书先学颜真卿晚年所书的《颜勤礼碑》，再学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于隶书学的是东汉的《曹全碑》，因志疏才短，不能精进。我个人对宋代书法，只看好两个，一是米芾，二是苏轼，如果再往后稍作延伸，那就要再添一个赵孟頫。唐宋书法，我个人并不喜欢欧阳询和赵佶，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过于冷冽，而赵佶过于纤隐。
想起来一桩趣事。有次酒后闲暇，和曾是书法协会的朋友谈到书法所学，因为我身高不低，却很清瘦，朋友调侃道：“你不应该学圆胖的颜真卿，而是学苗条的赵佶！”我们一同大笑。
实际上，赵佶书法恰恰折射了内心的纤弱，他只是像李煜那样的艺术家，而坐在了一个牵扯百变的位置上。
宫院还有很多画家进出，比如郭熙。
郭熙的山水画，得益于遍览历代画作后的总结，对自然风光的观察。他那双眼睛是一台摄影机，记录了四时山川的不同变化。前有范宽“雨点皴”，现在加上了郭熙的“卷云皴”。郭熙的最大绘画贡献的集成，就是那部《林泉高致》。这本书不光可以作为山水画的良训，而且部分章节可以当做小品文，诗意的文字令人心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出现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这是对前朝艺术和考古实体的一次总结，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能量。
从那些书画中，也暗暗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宗教合流的艺术发挥。不知人们对宋朝总结的“文弱”，是否也和绘画表现出的意境有所关联？
文弱的书画，文弱的婉约派。
婉约派里，我只敬重一个李清照。
中国历史上的女子，我最敬重的仍然是她，其次是东汉末年的蔡琰。中国文化史里女子出现得太少，李清照一下子让人震惊，她的文学能力、学术能力，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
一生清白，一生颠沛，一生独立，一生黯然。她的婉约没有柳永等人的柔腻，那是一种柔而坚韧心灵力量，既可以东篱把酒，又能乌江思项。她的张力，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具备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也是惨惨戚戚。
《声声慢》是终结，但那首《如梦令》，却让我感到一丝惊异：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词的时期，有人认为是她在汴京而作，内容是回忆青春，我总觉得这首词写的是她中年之后的生活。日暮是什么？她想往哪里去？乘兴而归，但一不小心就挣扎在泥淖之中。她奋力摆脱，一再努力，滩边人却不肯搭手，一再被她所惊，惊得飞起。
宋朝的隽永灵秀，在李清照之后绝音了。
不光是宋朝的婉约气质没了，李清照也没有回来过。朱熹的伦理观，放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多不利因素。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李清照，和这种观念关联很大。
四
其实，靠近朱熹的时候，我们会对宋朝产生另一个印象：它的私学教育太发达了。
大宋依靠科举出现过很多进士，这些人才培养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公立的教育机构，明显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的支持，大宋出现了私学书院的繁盛。这些书院选的角落，大都在山野之间，比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一院之长，更有“山长”之称。在这样安静的地方，正适合做学问。
朱熹曾在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讲学，还会邀请更多的大儒前来切磋琢磨，对自己，对学生都会有一次思维展示和提升。
我印象最深的，是由吕祖谦牵头，朱熹的理学和陆九龄、陆九渊的心学在铅山鹅湖的那次碰撞，尽管双方难分轩轾，最后不欢而散，但朱熹和陆九龄兄弟都从这次辩论中完善着自己的哲学理论。
三年后，陆九龄专程看望。朱熹作诗，有这样两句：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政治上的君子之争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么在学术上，就是现在的朱熹和陆氏兄弟了吧？
朱熹在旁征博引建立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时，南宋已变得岌岌可危。就在他和陆九龄兄弟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典范性质会讲的地方，后来来过一个人。
辛弃疾。
说辛弃疾会有很多误区，这种误区都和定义有关。
首先是文学误区。辛弃疾被人称作“豪放派”代表，包括北宋的苏轼，同时期的张孝祥、陈亮。我常想能否舍去概念化、脸谱化的规范，舍去婉约、豪放这种形式称呼。他们的气质因为脸谱更加捉摸不定，在深入苏轼、辛弃疾的世界时，又会感到学者的一种思考懒惰。辛弃疾的词中，隐逸气质数量甚多，而苏轼只发豪放其端，《东坡乐府笺》中更多的仍然是温柔气息。
就在上饶铅山闲居期间，辛弃疾亲自与家人稼穑，得号稼轩，写下了《清平乐·村居》、《生查子·独游西岩》等词。
辛弃疾慷慨家国，到底有不平之气。他家族中排行十二的弟弟被贬，在暮春时节相别，辛弃疾写下《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首词下阕悲壮雄浑，辛弃疾临别之际长歌当哭，山河易色。正是这种男子汉气概，让他在十多年后遇见了另一位文豪，陆游。
陆游早年因为与秦桧后人一同科举，被秦桧刷了下来。奔波半世，身只合诗人。他早就欣赏这个小他十五岁的人物，绍兴相逢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
将军白发，文人垂老。他们心理相同，心性相向，都主张抗金北伐，文字中都是那么悲凉。在南宋，文人风骨，落在剑门诗心，稼轩词气。
陆游一生赋诗九千余首，快赶上《全唐诗》二分之一的篇幅，他自己也承认对诗情有独钟。其词不多，却十分精彩。人们会读到那句“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但窃以为那不是他光华之作。我很喜欢他送给朋友师伯浑的《夜游宫》：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绍兴一别，辛弃疾很快催生出《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廉颇老矣，稼轩休矣。辛弃疾临终前，在病榻上大喊数声“杀敌”，然后气绝。陆游也在两年后，以《示儿》为绝命辞。当初二人铁马冰河，今宵化成双子星座。
五
还有第二个误区。这个误区，不光是辛弃疾的，也是所有致力北伐人士的。
他们抗金、抗辽、抗元，从历史结果来看，全部失败了。不光是对外失败了，他们自己的谏议也全部失败。辛弃疾有《美芹十论》，陈亮有《中兴五论》，陆游也有很多意见，但朝廷中人总不买账。
我们的愿望太炽烈，愤然南宋的态度。不仅现在，当时就有人在都城临安的旅馆中，题写了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被现代人解读太多。他们的抵抗和金人、元人南下，人们总解读出民族本位主义。
其实错了，他们之所以如此北抗，内心如此自信，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观察。游牧民族太苦了，苦到京畿百里漫无人烟，怎能举国之民都进入到一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悲愤，正是出于融合的应激，他们看上去是呐喊杀敌，其实是在呐喊和平。
我也不认为金朝很坏，他们只是迫于一种文化冲突时的心理困境。这一点，又不光是女真族，还有契丹、党项、蒙古、吐蕃，乃至原来的匈奴等等。为中国文化带来生死困扰的少数民族，都有这种心理防卫。他们越深入中国，越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因此那些少数民族都在融进一个共同体中。
当然，民族、文化会产生很多情结，也有一些人会超越民族、文化身份去了解对方，认识对方，也有可能对对方的历史人情产生同情后的慈悲，譬如我在《雁南飞》中提到过的洪皓。也会有人去捍卫文化人格的尊严，譬如文天祥。文天祥的死亡未必全怪罪忽必烈，而忽必烈也未必穷凶极恶。无论是洪浩还是文天祥，或是完颜阿骨打、忽必烈，他们都是不同立场中的伟大。
临安旅馆中的笔迹早已坍于泥土，它也告诉人一个事实：王朝更迭并不过分重要，那些思索者的立场也不重要，谁能留下让人感动和怀念的身影，用生命关怀生命的思索，那是最重要的。因为允许失败，允许尝试，允许超越，当初的中国才能走向中华。
这个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不容易的尝试期，就在这奔流三百年清梦的大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