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无价立场看上去正义，但是对于解决法律实践中的定价问题没有帮助。
我们经常说，亲情无价，生命无价。可是在法律实践中，偏偏就需要对亲情甚至生命定价，该怎么处理呢？这就需要引入经济学当中的行为理论做参考。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某个存放了数百个骨灰坛的陵园发生火灾，大火扑灭之后，发现有上百个骨灰坛损毁，骨灰散落一地，分不出彼此。骨灰坛的家属们悲痛万分，要求陵园管理方进行赔偿。但是，究竟应该赔多少，数百位家属没法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这时，需要把亲情无价之类的观念先放一边，先来看看与亲情无关的类似情况。比如说，洗衣店把顾客送洗的衣服给洗坏了，该如何赔偿呢？事实上，无论是衣服原来的客观售价，还是后来物主的主观价值，都不是赔偿的依据，洗衣店只会照行规进行赔偿。一般通行的行规，是送洗价格的20倍。所以，一套高级西服，可能价值上万元，但是干洗一次50元，所以洗衣店只会赔偿1000元。同样的，如果银行金库失窃，顾客租赁的保险箱被偷，这时候无论顾客的实际损失是多少，银行只会赔偿保险箱租金的某一个倍数。
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陵园也是提供一种服务，当服务出了状况时，就可以以每年所收取的保管费为基准，斟酌适当的理赔倍数。无论如何，重点在于思考的基础是“契约没有履行”，而不是抽象的“生命”或“亲情”！
可是，这种思维模式面临一种质疑：幼儿园也是提供一种服务，万一园方有过失，造成幼童意外死亡，难道也是以学杂费乘上某一个倍数来赔偿吗？这真是个有趣的质疑。在骨灰坛的事件里，被保管的是已经没有生命的物质，不管它对亲人来说是多么意义非凡，一旦出了状况，只能以服务契约的价格为基准来赔偿。但在幼儿园的例子里，被照顾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一旦出了状况，就要以生命作为思考的起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样无价的生命，当法律不得不为它们定价时，都不可避免存在差别待遇。比如，同样是在交通意外中丧生，坐汽车、火车和飞机的赔偿金额是不一样的。坐汽车所付的票价最低，事故时赔偿的金额也最低；坐飞机最昂贵，事故时赔偿的金额也最高。这其实与洗衣店和银行保险箱的例子一样，服务契约价格的高低决定了赔偿金额的大小。因此，无论是生命或物质，本身并没有客观的价格，而是通过经济活动中的服务契约，直接或间接、明白或隐晦地被赋予了某种价格。采取生命无价的立场，除了满足心理上高尚尊崇的虚荣之外，对于解决问题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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