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让大文豪欧阳修在评卷时陷入了矛盾中呢？摆在他眼前的考卷绝对是称得上本朝科考以来的最佳文章，可欧阳修迟疑了，该不该给第一呢？

如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那就得让他陷入舆论风波了。为了避嫌，欧阳修最终大笔一挥写下“第二”两字。

这篇让欧阳修迟迟不能下评语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即是两宋全能人才苏轼。

相传当时的考官看到文章中尧和皋陶的故事时，均面面相觑。

这些饱经诗书的文豪均未看过这个例子，都认为文章写得好，夹叙夹议，文笔犀利直戳人心。谁也不愿开口说出没见过，这不是打脸告诉大家，我孤陋寡闻吗？

在考试名次出来后，对考生进行复盘，针对这篇文章的例子，有人问苏轼这例子出自哪本书？结果苏轼笑呵呵地说：“我编的。”

听到这句考官全愣了，这也行？

就如同我们都觉得“我没说过这句，不过确实说得在理”，是鲁迅先生这种愤青能说得出的话一般，尧和皋陶的故事虽然是苏轼现编的，但太过于真实，大家都信了。

都说高考现编是考生一大技能，只要你编得巧，编得秒，那你文章就是呱呱叫。你看，这苏轼绝对是一位高考奇才啊！

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感慨道：“如此英才，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从而有了今天我们的第一梗“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的苏轼就这样当上了公务员，被派往凤翔做签判，虽说只是一地方小官，但这并不影响苏轼地发挥。

当然也是在那里，苏轼耿直敢于直言的职场特性也就早早体现出来。

据说凤翔陈太守看不起苏轼这小后生，觉得他太自傲高冷，总是与他不对付。

一次，陈太守向苏轼约书。他是大笔一挥就写下来有名的《凌虚台记》，献给了太守。

洋洋洒洒的一篇美文，有理有据，而一句“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之矣”就犹如向世人宣告我就是在讽刺太守的好大喜功。

好在陈太守虽与他不对付，但爱才，看到文章后竟然还能咬牙切齿地点了赞，并将之刻入石碑，以供后人借鉴。

而苏轼爱写文“调戏领导”毛病也伴随着他一生的。

对待朋友，他也是如此。后来苏轼调任黄州时，与陈季常那是相见恨晚啊！两人经常把酒言欢，忘了时间。

而陈季常惧内人皆尽知，也是苏大学士爆的料。据说，有一次苏轼与陈季常相约，结果在清酒好菜下，讨论诗词歌赋过于忘形的两人，一不留神就忘了时间。

陈季常夫人就找上门来，大吼一声，吓得陈季常手中的竹杖都丢在地上。

这一丢，足够让苏轼笑一年，并为此作诗“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悍妇“河东狮吼”的梗也就那么来的。

而苏轼这一爱说实话，耿直敢言的职场特性在朋友眼里是奇才，是幽默，但在官场那就在给自己招惹祸端了。

可以说苏轼一生在朝堂几进几退都与他敢说敢写有关。苏轼人生的第一次被贬，也就是因为他这一张嘴和文。

1066年，守孝三年返回京城的苏轼遇到了他的宿命男人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变法，本着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却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劫贫济富。

一生爱民的苏轼哪里能忍，上书直言宋神宗这样变法不行，不富于民就是耍流氓。

神宗作为支持变法的第一把手，岂能容忍他人质疑自己政令，对苏轼的建议并不采纳。

新旧两派对变法的可行性进行Pk，而才华横溢又经常得罪权贵的苏轼，也因此被诬告。不愿卷入党派纷争的苏轼自动请缨外调到杭州任职。

在外调任八年期间，苏轼除了在杭州担任通判外，还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担任知州。  ^_

任职期间，他看到了太多新法执行过程的诸多问题，为此常常赋诗发泄情绪，讽刺新法，写下不少有名的诗句。

公元1079年，苏轼因带领徐州百姓抗洪有功，神宗下令调任湖州任职。按照当时规定，不管朝廷派你到哪里去，你都得写下谢恩的回信。

这本来没什么，只要说一说自己为人臣子任职期间有无政绩，表达下龙恩浩荡即可。

可偏偏苏轼在《湖州谢上表》文后写下““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下好了，使得本就对苏轼的才能和日趋高涨的名称忌惮的小人抓住机会，对着上表研究个半天。

最终御史台抓住只言片语，到搜集苏轼的诗句罗织罪状，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屡教不改”等理由上告朝廷。

一脸懵逼的苏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押解上京，关押在御史台监狱，由于监狱深不见天，屋檐下常有乌鸦聚集，又称之为乌台，而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本以为必将身死的苏轼在里面战战兢兢地度过103天的惊险。

得亏当时他才华横溢才华，人品出众，虽说想害他的人不少，但作为他粉丝的人，爱才的人也很多。

已经被排挤退休的王安石还专门给神宗写信，直言明君不杀有才之事。

深居后宫的曹太后也借着神宗来探病时为他求情，说是仁宗在位时几天极度欣赏苏家兄弟的宰相之才，放了他，哀家的病就好了。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效法于尧舜的贤名，怎么就容不下苏轼一个人呢？”

终于在众人努力之下，苏轼从狱中出来了。

这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刚刚走出牢笼，又开始诠释了什么叫屡教不改，又吟诗唱道：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说的是这次就像是一场梦，醒来之后还是很感动，表达对这次冤案的不在意，下次我还是会说。

据说这诗一出，吓得来接他的弟弟苏辙直接用手捂住他哥的嘴巴说：“哥，我就求求你住嘴，少说点吧。”

而这也仅是他三次被贬里的第一次，后来他又被贬至黄州当团练，作为犯官留用察看，不得签书，公事也没俸禄。为了养家糊口，还租了块地当起农民。

最远的一次是由于他实事求是地直言王安石变法也有可行之处，又得罪人反对派，被贬至儋州，也就是南海三亚。

南海那是一个食无肉，病无车，无使出，连写字都没笔没纸张的土著人生活之地。

可也就是在那里，乐观的苏轼发现海南二宝槟榔和生蚝。为此还专门下写怎么嚼槟榔和制作生蚝的诗歌。

在那里他自比为海南箕子，教导人们学会开垦荒地种植农业，还办学堂，培养出海南岛的第一位进士。

公元1101年，在北归途中，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下：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有人说：

那个在贬谪地能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他；

在闹市无人知也能快乐分享朋友圈的他；

那个以62岁高龄，被贬至荒凉海南还能写出生蚝美食谱的他；

那个只要有苏东坡在就有诗与远方的他……

怎么会写出“心如死灰”的诗句呢？

可以说此诗是苏轼一生的总结，半生宦海沉浮，三进三出，让他看清人世间的种种不公。

诗的前两句写出他对命运的无奈，哀莫大于心死；

而后两句则以讽刺的手法写出他一生在逆境中仍然创下的功业，那是他对自身的和解与释然。

苏轼这一生从不屑于争斗，只想安静的做个为民谋福利的好官，却一直处在于“得罪人”与“正在得罪人”的路上；

他虽半生颠沛流离，却不改赤子之心。

他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屡遭磨难，却乐观豁达，初心不改。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

他的达观豁达不仅影响了那个时代，更是泽被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