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书香澜梦第89期“别”专题活动。]
故事核：通过瓷厂班车，串起两个搭车的小混混多年前和多年后的状态。
这个故事特别简单，篇幅也很短，在网上很容易搜到。
故事写了两个时间点，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再就是多年之后。
花庄位于城郊，是瓷厂班车经过的站点。两个年轻人一连多日冒用瓷厂新工人的身份搭车到瓷厂，他们的言谈举止引起在车上工人的反感。后来，他们不再出现，但车上的瓷厂职工老徐依然记得他们，多年后与其中一人相遇，问起两人。
苏童的这篇文章的语言平淡，就像一个简单的纪录片，片子短，但时间线的两端隔得却很长。
仿佛多年前，他在某个城郊架了部摄像机，对准一辆破旧的瓷厂班车，跟拍了几个早晨，然后，又在多年后，让当年班车上的两个人相遇的片段在镜头中短暂呈现，通篇无旁白，只让观众自己看其中的变化。
首先是时代的变化。
时代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这里归纳三条：
摇摇晃晃的大巴车换成了大丰田，很明显，瓷厂的经济效益变得更好，招的工人更多，企业改为股份公司；
一路风貌的变化，曾经的稻田、成为无数的高楼大厦和立交桥，原来的城郊变成市区；
公交站牌上站点名字的变化，从花庄到瓷厂先前要经过四片农田、一个林场（国营的）、还有刑场、砖瓦厂、养鸭场……而城市急速扩张后，这些统统不复存在，变成游乐场、公园、日化集团、日化新村、养殖场、大饭店……
经济高速增长，农田变成高楼，城市急剧扩张，这些变化明显就是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
我在想，时代在进步，瓷厂从国有资产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开放春风带来的红利，被哪些人享有了呢？先富起来的人们，并没有带动后富，而是抢先站在高处，参与更多的利益分配……扯得有点远了。
其次是人的变化。
两个青年的变化是主线，他们似乎是住在花庄附近城乡结合部的年轻人，一连多日蹭上瓷厂班车，衣着明显在模仿九十年代的港台片——吊在腰上的短式牛仔夹克，白色高腰运动鞋，两个人的脖子上都系着时髦的风格相仿的丝绸围巾，不只外形，他们连言语和举动也是油腔滑调又带着鲁莽，彼此间的玩笑既粗鲁又带点兄弟义气，瓷厂职工都不喜欢他们。
作者细致地叙述了他们的动作和对话，文字里带着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这两个年轻人身上带着非常明显的无业游民的特质，既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无处发泄的过剩精力，也有毫无目标感的无所事事的游荡，他们对刑场枪毙犯人的关注，有没有让你联想到先生的名篇《药》？但这种无所事事和没有目标，一定不单单是哪个人的问题。
在过去年代，能在瓷厂有份工作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可没有关系、放弃读书、农村户口，不包分配的年轻人，要怎样获得一份稳定工作呢？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能做什么呢？他们用大大咧咧的混不吝来掩饰羡慕和苦恼，似乎也变得更容易理解，我用了苦恼一词，其实是看到作者写到他们留在废品堆里的一地烟头。
（题外话：这一高一矮两个青年让我想到《上海滩》，里面周瑞发和吕良伟扮演许文强和丁力，尤其打伞的那个部分。）
多年后，高个儿开着夏利出租车，他叫烂黄鱼，矮个儿被枪毙了，他叫一片红，果然，苏童老师这名字起的一语成谶。
可能好作品就是这样，让人思索，这个瞬间，我想到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假使这个社会体制大体是以受教育程度来决定一个人未来发展，那么生而为人，便有了阶层。
最后，说到作为配角却不可或缺的老徐。就是他率先证明了两位的瓷厂工人身份可能是真的，又是他主动提出质询，最后，也是他求证了这两人并非瓷厂职工，最后，通过他告诉读者这两个人的现状。供应科的老徐，直到退休依然是老徐。
他多年来对这两个男青年念念不忘，从侧面证明，他的日子如此乏味，正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篇尾，老徐还住在花庄，那里现在叫花庄新寓。
而那两个曾经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已经与这个世界永远告别了，虽然一个还在开出租，一个真的离开人世。
说真的，写到这里，心里有点沉重。苏童是个好作家，他在记录时代的片段，用某个侧面，一个道具和寥寥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