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译者：翟蓉
原著名称：《The Harvard Classics. VOL. I. His Autobiography, by Benjamin Franklin》
出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原著出版时间：1791年
来源：下载的 epub 版本
豆瓣评分：8.5 （3000人评价）
被引用次数：1183（from Google 学术）

大约一个月前读梁欢的《我说的不一定对》时候，他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个道德训练的方法论，颇为惊奇，因为和自己的行为训练方法有所契合，所以翻一下了解一下梗概

本书作为富兰克林的自传，分前后两个内容差异较大的部分，前半部分讲述了富兰克林从出生到青年的心路历程，后半部分讲述自己的人生事迹（很遗憾没有写作完成就去世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留下第一手的资料），个人更喜欢前半部分，文笔轻快对年轻人会有比较多的启发，后半部分的历史意义更大，但是略显拖沓

个人觉得本书的前半部分，加上后半部分开始的道德训练方法论，是所有年轻人都有必要阅读的文字，其中富兰克林道德训练的方法论，更是应该在一个人较为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和掌握的技能，我虽然直到最近才阅读到这些文字，但是依然觉得有必要立即用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行为训练，剔除掉自己的许多坏习惯

从富兰克林的这段文字描述，发现了诗歌的价值：

但是我发现我的词汇贫乏，或是说我不能很快地想起适当的词来用，我想假如我以前没有放弃写诗的话，到那时候我的词汇一定会丰富得多了，因为经常不断地有机会寻找具有同样意义而有不同长度的词去适合诗的韵律，或是不同音素的词去凑韵脚，会迫使我不断地搜索具有不同形式的同义词，会有助于我记忆这些不同的词并使我掌握它们。

摘录：

我有一位伯父，他也同样地爱好搜集家族中的遗闻轶事，有一次他交给我一些笔记，其中讲到关于我们祖先的一些事情。从这些笔记我知道我们的家族在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已经住了三百年，究竟在这以前还有多少年，他就不知道了。（也许从他们采用“富兰克林”为姓的那时候起。“富兰克林”在这以前是一个人民阶层此处原文是 an order of people。按 Franklin 一词原指英国十四、五世纪的非贵族的小土地所有者或自由农。——译者的名称，当时英国各地人们都在采用姓氏。）

我的哥哥们都拜师学了各种不同的行业。我父亲打算把我当作儿子中的什一捐奉献给教会，所以在八岁上就把我送到语法学校去念书。我早年读书颖悟（我一定很早就识字，因为我记不起我曾经有过不识字的时期），他的朋友们又都说我将来读书一定很有成就，这一切都鼓励了我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去念书。

在水车贮水池的一边有一个盐泽，在涨潮的时候，我们时常站在盐泽的边上钓鲦鱼。由于践踏得多了，我们把盐泽的边沿弄成一个泥沼了。我提议在那里修筑一个我们可以站立的码头，我把一大堆石块指点给我的同伴们看，这些石块原是为了在盐泽边上建筑一所新屋预备的，它们却很符合我们的需要。因此在晚上当工人们已经离开的时候，我召集了几个同伴，我们像一群蚂蚁似的不辞劳苦地工作着，有时候两三个人搬一块石头，我们终于把石块全搬来了，修好了我们的小码头。第二天早晨工人们不见了石块大为惊异，后来才在我们的码头上找到了。他们查究这是谁干的。接着他们发现了这是我们的把戏，就向我们的家长告状。我们中有几个就因此受到了父亲的责备。虽然我辩解说这桩事是有益的，但是我父亲使我深信：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益的。

我清楚地记得常常有地方上的名人来请教他关于镇上或他所属教会的问题，他们很重视他的判断和忠告，同时当人们在个人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来向他讨教，他常常被人们选定为争执双方的仲裁人。他喜欢尽可能地时常请一些通达的友人或邻居来进餐叙谈，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设法提出一些明智或有益的讨论题，好增进孩子们的智慧。

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胜过我父亲的行业，但是尽管如此，我对于航海仍不能忘怀。为了预防这种渴望产生忧惧的后果，我父亲急欲叫我跟我哥哥学徒。我反对了一些时候，但是最后我同意了，签订了师徒合同，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按照合同，我将充当学徒直到我二十一岁时为止，但在最后一年中我将按照合同获得出师职工的工资。

在镇上另外有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叫做约翰·高令斯，我和他往来甚密，有时我们有争论，我们的确十分爱好争辩，很想驳倒对方。这种爱争辩的癖好，让我顺便说一说，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很坏的习惯。为了争辩人们必须提出反对的意见，这种抗辩常常使人在他人面前变成十分讨厌。因此，它不但使人们的交谈变成别扭和遭到破坏，并且会产生厌恶，甚至使本来可能发生融洽友情的场合产生了敌意。我这种爱好争辩的习气是从阅读我父亲的那些有关宗教论辩的书籍中得来的。从那时起我发现，除了律师、大学生以及在爱丁堡受过训练的各式各样的人以外，明达的人很少染上这种习气的。
不知怎样高令斯和我开始辩论起妇女应否受高深教育和妇女有否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问题。他认为妇女不应受高深的教育，她们的天赋低劣，不能胜任。我站在另一面，也许有点儿仅仅是为了争辩而争辩罢了。他天生比我雄辩，他的词汇丰富，有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压倒我，得力于他流畅的语言较多而得力于他的论据的说服力较少。我们在分手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在最近期内我们也不再会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我坐了下来，把我的论点写了下来，誊清后寄给他，他回信，我又答辩，这样双方交换了三四次信件。碰巧这时我父亲看见了我的信札，读了一遍，他虽不参加我们的论战，但是他趁机和我讨论我的文章体裁问题，他说：虽然在正字和标点方面我胜过我的论敌(这点得归功于印刷所)，但在措辞的典雅、叙述的条理清晰方面我远不如对方，他并举了几个实例来使我信服。我看出了他的话是公平合理的，所以从此以后更注意文章的风格，决心力求改进。

但是我发现我的词汇贫乏，或是说我不能很快地想起适当的词来用，我想假如我以前没有放弃写诗的话，到那时候我的词汇一定会丰富得多了，因为经常不断地有机会寻找具有同样意义而有不同长度的词去适合诗的韵律，或是不同音素的词去凑韵脚，会迫使我不断地搜索具有不同形式的同义词，会有助于我记忆这些不同的词并使我掌握它们。

大概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叫屈里昂的人写的一本宣传蔬食的书，我就决心实行蔬食，我哥哥因为尚未结婚，无人主持家务，他和他的学徒们就在另外一家人家包饭，我不吃荤食，引起了麻烦，因此他们常常因我的怪癖而责备我。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烹调他自己的食品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等的方法，然后向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的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我愿意自理伙食，他立刻同意了，不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我哥哥给我的伙食费中撙节半数，这就又是一笔买书的钱了。但是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便利。当我哥哥和其余的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留在所中，我不久就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我吃的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想敏捷，所以我的进度比以前更快了。

正当我一心一意地在改进我的文体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本英语语法(我想是一本格林乌的语法)，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两篇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束时举了一个用苏格拉底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此后不久我就买了一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重要言行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种对话法的实例。我很喜欢这种方法，就采用它，放弃了我那生硬反驳和独断式的立论，却装成一个谦逊的发问和怀疑的人。在当时读了莎夫茨贝利和柯令斯的作品以后，我对于我们的教义的许多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怀疑者。我发现用这种方法对我自己是最稳妥的，但却使我的对手十分为难。因此我喜爱这种方法，不断地应用它，逐渐变得十分巧妙和老练，使人们，即使是有学问修养的人，也不得不让步，而这种让步的后果又不是他们所能预知的，这样便引诱他们进入种种他们无法自拔的窘境，而使得我自己和我的论题常常获得非所应得的胜利。这个方法我继续使用了几年之久，但是后来逐渐放弃了它，仅仅保留了用谦逊的口吻表示我个人意见的习惯。当我提出任何可能有争论的意见时，我从不用“一定”、“无疑地”或任何其他表示肯定意见的字眼。相反的，我猜想或料想某事是如此如此，为了什么什么理由，在我看来这件事好像是，或是我想是这么这么。或是说我想象这是这样，或是说：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如此。我相信这个习惯对我非常有益，因为我需要说服人，劝人接受我不时在努力提倡的各种措施。再说，谈话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教诲人，或是被别人教诲，使人高兴或是说服人，因此我奉劝善良的聪明人，为了不削弱他们行善的能力，切勿采取一种独断式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总是使人起反感，往往引起别人的反对，因而使语言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交流思想和增进感情的目的)破坏无遗，因为假如你的目的是在要教诲人，讲话时过分自信的武断态度有时会引起反驳，因而使公正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假如你的目的是要从别人的知识经验中吸取教训和教益，而同时你又坚定不移地表示你的意见，那么谦逊明达的人，由于不爱争辩，很可能会不屑指出你的错误，让你依然故我。同时，用这种态度，你很难希望能使你谈话的对方喜悦，或是赢得别人的赞同。蒲柏说得很好：

你不应当用教训的口吻去教导人；
别人不懂的东西，你应当作为他们遗忘了的东西提出来。

他接着又要我们：

即使你自己深信无疑，说话的时候也应当外表谦虚。

蒲柏在这里很可以接下去用他在其他地方的一行联句与上文结成联句，这一行放在这里我想比在原来的地方更适当些：

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假如你问为什么说这一行诗在原诗里不很合适，那么我只好引原诗了：

大言不惭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那么，难道愚蠢(假如人不幸而竟致愚蠢的话)不就是他傲慢的理由吗?这两行诗，假如这样写，不是更合理吗?

大言不惭，只有这唯一的理由，
那就是：傲慢即是愚蠢。
但是，究竟是否如此，愿高明之士不吝赐教。

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替报纸写一些小品文，作为消遣。这些文章使报纸的声誉提高，使它的销路更加推广。这些绅士们常到印刷所来。当我听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述说他们的报纸是如何地受人欢迎的时候，我跃跃欲试地想写一些东西投到报馆去，但是，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孩子，同时我猜想：假如我哥哥知道是我的文章，他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的。我就设法改变了我的笔迹，写了一篇隐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早晨我哥哥看到了，当他的写文章的朋友们照常来访问时，他就把它交给他们。他们读了。我也听见他们的评语。他们赞许这篇文章，当他们猜度它的作者时，他们提到的全是我们中间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之士，这些都使我非凡地高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侥幸得到这些人做我的鉴定家，我觉得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是像我当时想象那样的很有眼力的鉴识家。

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认为他是师父，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地替他服务。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当对我放纵一些，我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过分地降低了我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我想若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就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的判决一般总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以后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权力起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设法使我不能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里找到工作，他走遍各印刷所，关照了每一个老板，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时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开波士顿距离最近。这时我已经把我自己弄成是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我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中，想到假如我呆下去，我很可能使自己陷于窘境；同时，由于我对宗教问题的有欠审慎的议论，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倒宁愿离开波士顿了。我既决定了出走，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接着我上了街，四处浏览，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子。以前我曾经好几次把面包当饭吃过。我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在费城物价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这个数量使我感到惊异，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胁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李得先生门口。我未来的爱人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

我在小不列颠的寄宿舍太远了，因此我在公爵街，天主教堂对面，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是在一家意大利仓库的三层楼后楼上。一个寡妇主持家务，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职工，但她却寄宿在外面。经过派人到我原住的地方了解我的品德以后，她同意按照我原先所付的租金收我寄宿，就是每周三先令六便士。照她的说法，这租金特别低廉，因为有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她以为可以获得一些保护。

在她家的顶楼上隐居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关于她我的房东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就被送到外国去住在修女院中，立志成为修女，但是因为水土不服，她回到英国来了。在英国却没有修女院，因此她立誓要在这种情况下使她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修女的生活。所以，她把她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只保留年金十二镑作为生活费用，但从这笔款中她还拿出一大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薄粥，除了煮饭以外并不生火。她住在那个顶楼上已经许多年了，在她下面的历代天主教徒房东都允许她免费居住，因为他们认为有她住在那里是一种祝福。一个神父每天去听她忏悔。“我问过她，”我的房东说，“照她那样的生活，她怎么会这样需要一个忏悔者呢?”“哦，”她说，“人们不可能没有无用的思想。”有一次她允许我去探访她，她很快乐，有礼貌，谈话时也很愉快。她的房间很清洁，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和一本书，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和烟囱旁放着的一张圣佛朗尼卡展示她的手巾的图画。图中画着基督面孔流血的奇迹，她严肃地向我解释这幅图画。她面色苍白，但从不生病，我把她当作一个实例，说明多么微小的收入就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我要记载这个好人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他过去曾经在不列斯多经商，但是亏了本，欠了许多人债，无力还清，只好赔偿了一部分债款了事，以后他到美洲去了。在那里，他专心一意地经商，在几年之内竟积蓄了一笔巨大财产。跟我同船回到了英国以后，他请了他旧日的债主来吃饭，感谢他们过去对他债款的宽大处理，这时候客人们只以为他款待他们，别无期待，但是当他们一移动碗盘时，发现在各人的盘子下面放着一张支票，除了全部未付清的余数外，还有利息。

我们在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克莱武生启程，你要知道航程中发生的事件，请看我的日记，在那里我都详细地记载了。在那日记里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部分或许是那个关于指导我未来一生行动的方案，这是我在海上时规划的。当我作出这个方案时，我还那么年轻，而一生中直到晚年我是非常忠实地坚守这个方案，因此它更是显得值得注意了。

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成为一个卖身仆，是一件奇闻。他还不到十八岁，他告诉我这样一段他自己的历史，他生在葛劳斯特，曾在当地的语法学校读过书，当他们在学校里演戏时，他因为在表演时显出了显而易见的才能，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名气，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幽默社”，也写过一些短篇的诗歌和散文，它们曾经在葛劳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从那里他被送到了牛津。在大学里他继续读了一年书，但是他不很满意，他最希望的是到伦敦去观光和当演员。最后，当他领到三个月的补助金十五个金币时，他不去还清债务，却走出了市镇，把他的大学礼服藏在金雀花丛中，步行到了伦敦，在那里，因为没有亲友指导他，结识了坏人，不久就花完了他的金币，还找不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贫穷了，当衣服，但又无钱买面包。当他空着肚子走在街上，而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有人把一张人贩子的传单塞入他的手中，上面答应凡是愿意出卖自己到美洲去服役的人马上可以得到饮食和奖励，他马上就跑了去，在定期服务契约上签了名，上了船，就渡海到美洲来了。他连一个字也不寄给他的亲友告诉他的近况。他很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是懒惰、轻率和极度地不审慎。

渐渐地我确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意和廉洁。我写下了我的决心(这决心书还在日记中)，要在我的一生中不断地加以实践。《圣经》本身对我并没有重要性，但是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动，就说这些行动是坏的，或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做，所以就认为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事物的各种情况以后，也许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动，或是正因为这种行动的本身于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信念，靠着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偶然的有利情况或形势，或是三者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经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在旁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安全地经过了有时我在陌生人中间所陷入的险境，而竟然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鄙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的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原是在意料中的。我说故意的，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括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在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总算是过得去的。我正当地重视我这个品德，并且决心保持它。

我早先原该提到，在前一年的秋天，我把我大多数的有才能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琢磨的社团，我们管它叫做“密社”。我们每星期五晚间开会。我起草的章程规定每一社员须依次提出一两篇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中任何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中讨论，每隔三月要提出和诵读本人习作一篇，题目任选。我们的辩论由会长主持，而且应当根据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激昂的情绪，一切肯定意见的表达和直接的抗辩过了一些时候就成为非法了，违者处以小额罚金。

我们的友谊毕生从未间断，先后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这个社团差不多也继续了那么多年，是当时在宾夕法尼亚的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先把论文在会上宣读一遍，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注意到不同的题目，庶使我们在讨论时更能讲得剀切中肯。在这会里我们也培养谈话时的良好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拟订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冲突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今后我将有机会常常提到它。

约在这时候，在人民中间有一种要求发行更多纸币的呼声，当时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就是这一数目不久也将要减少。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由于他们害怕纸币会使货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发生的那样，致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老年人鼓励我，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到了后来就该是摊牌的时候了。高德福莱太太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我能从他们的女儿那里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一百镑，她传言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这样一笔剩款可以给我，我说他们可以到银行里去抵押他们的房子，过了几天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他们不赞成我们的婚事了。他们曾向勃拉福打听，勃拉福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铅字很快就要损坏，需要更多的铅字，凯谋和哈利相继地都失败了，我大概不久也将步他们的后尘，因此他们不许我再到他们家里去。同时，把他们的女儿也禁闭起来了。
究竟是不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张，或是只是一种诡计，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会私奔，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地给或是不给什么嫁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猜想他们的动机是后者，我很生气，就不再去了。高德福莱太太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态度有了好转，还想再引诱我去，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心不与那家再有来往了。高德福莱全家都因此而生气，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他们就搬走了，这样整所房屋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了。
但是这件事却使我想结婚了，所以我向周围观看，向其他地方去找朋友，但是不久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我不能希望从妻子处得到钱财，除非从那些否则不合我心意的女人那里。同时，那一种不易抑制的年轻人的情欲常常驱使我与那些偶然相遇的下流女人发生关系，这种事不但花钱，非常麻烦，而且不断地使我有传染到一种我最最害怕的疾病的危险，虽然侥天之幸，我没有得到这种病。

大概在这时候我们社团不再在酒馆里，而是在葛莱丝家里的一间小房间里开会了。那间房间是特别留作这一用途的。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我们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籍，若是把我们的书籍凑起来放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或许可以对我们方便多了。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这样，把我们的书籍集中在一个共同的藏书室中，只要我们愿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就有机会可以利用所有其他会员的书籍了。这样几乎像各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的有益。大家喜欢这个提议，大家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就把我们一时不用的书籍放在房间的一端。书籍的本数并没有像我们预料那样的多。虽然放在一起有很大的便利，因为没有人对这些书籍加以应有的保管，也产生了一些麻烦和不便，所以大约在一年以后，这些书籍又拆散，各人把他的书拿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开始提出了我第一个公共性质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我拟定了提案，请我们的大律师勃劳克田把它写成适当的格式，靠着我在“密社”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开始就获得了五十个订阅户，每户在开始时出四十先令，以后在五十年中每年出十先令，五十年就是我们公司存在的期限。以后当订阅人数增加到一百时，我们取得了一张执照。这就是所有北美订阅图书馆的鼻祖，现在它们是如此的普遍了。这种图书馆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的事业，它的数字在不断地增多，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洲人的日常谈话，使得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变成像别国大多数绅士那样的聪明，并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在殖民地各地普遍展开的保卫他们自身权利的斗争。

艾贝尔·詹姆士艾贝尔·詹姆士(AbelJames)——费城富商。根据法兰德(Farrand)在他的《富兰克林传》中记载：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时，把一小箱子文稿交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盖洛韦保存；英军占领费城时，盖洛韦投敌，他夫人从敌人手中抢救了这箱文稿；她去世前夕，把它交给德高望重的艾贝尔·詹姆士保存。先生来信，附我的自传摘录
(在巴黎收到)我敬爱的朋友：

我常常想写信给您，但是我深怕我的信件会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我怕假如印刷商人或好事之徒把信件的部分内容公布出去，会使您痛苦而使我自己受到他人的非难。
不久以前，我非常高兴地获得了您的手稿约二十三张，它是寄给令郎的，其中叙述您的出身以及您的生平，直到一七三○年为止。同时还附有摘录，也是您的手稿。我把摘录誊写了一份，随函奉上。万一您继续写下去的话，这手稿我希望能够帮助您把上下两部分拼凑起来。假如迄今您还没有继续动笔的话，我希望您不要再延搁了。照传教士的说法，人生是变幻莫测的。万一亲切厚道而又仁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旦与世长辞，致使人世间失去这样一部隽永有味、大有裨益的作品，一部不但对少数人，而且是对千百万人既有用又饶趣味的作品，那么世人将说什么呢?这一类作品对青年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我看来，在我们公众领袖的日记中这种感化力尤其明显。它几乎不知不觉地带引青年决心努力成为一个像作者一样善良和优秀的人。比方说，假如您的传记发表出去(我想它一定会发表)，带引青年模仿您早年的勤恳和节制，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对青年们将是多么的有益呀!在这一代人中，我找不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联合起来，能够像您这样地在美国青年中促进勤勉的精神和早期对尽职、俭朴和节制的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本自传没有其他的优点和其他在人世间的用处，事实决不是如此；但是这第一个用处是那么的重要，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与它相提并论的了。
我把上面的这封信和它的附件记录给一个朋友看了以后，我收到他下面这封信。本杰明·沃恩本杰明·沃恩(BenjaminVaughan,1751—1835)——英国驻法外交官，同情美国革命，与富兰克林建立了深厚友谊；一七七九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富兰克林选集》。先生来信
一七八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巴黎我最亲爱的先生：

当我读完了您的教友会友人替您找到的记载着您一生中主要事迹的笔记以后，我曾经告诉过您我将写给您一封信，说明我的理由，为什么我认为假如您能依照他的要求把它写完并且发表出来，那将是一桩有益的事。过去一些时候因为各种事务羁身，没有功夫写这封信，同时我也不知道究竟这信是否值得对它寄与任何期望。但是目前我碰巧有空，我将把它写出来，至少可以使我自己感到兴趣并且获得教益。但是由于我想用的措辞或许会触犯像您这样的人，所以我将只告诉您，假如我对另外一个像您一样善良和伟大，但是不像您那样谦逊的人写信，我将说什么，我将对他说：先生，我恳请您发表您自传的理由如下：您的一生是如此的出类拔俗，假如您自己不写，别人一定会编写您的传记，与其由别人来写，造成许多危害，不如由您自己来主持有益得多，并且您的自传能够介绍贵国内部的情况，它一定会吸引善良勇敢的人们移居到贵国来。照这些移民对于这种报道的迫切需要而论，就您的声望来讲，我想不出比您的自传更有效的广告了。您的毕生经历也是与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的一切风土人情和情况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我认为您的自传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真正研究风土人情和人类社会的学者说来，不亚于凯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但是在我看来，先生，这些理由是微不足道的，若是跟您的自传对未来伟大人物的形成，与您打算发表的“道德的艺术”一起对私人道德的改善，因而对公共和家庭幸福的促进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的话。上述两部作品，先生，特别会成为自学的崇高法则和典型。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制度常常按照不正确的原则进行教学，透露出一套指向着错误目标的笨拙方法。但是您的方法既简单，目标又正确。正当家长们和年轻人因找不到其他恰当的方法而感到彷徨失措，不知道对未来一生中合理的道路方向当如何进行估计和准备时，您发现了主要的东西是许多人的力量所能及的。这一发现是多么珍贵呀!对于一个人后期私人品德的影响，不但是来之过晚，而且效力薄弱。我们是在青年时期形成我们主要的习惯和好恶的，我们是在青年时期选择我们的工作、职业和配偶的。因此，青年时期是一个转捩点。在青年时期甚至形成了下一代的教育。在青年时期决定了一个人的私德和公德。由于人的一生只限于从青年到晚年这一时期，我们就应该好好地从青年时期开始，特别是在我们决定我们的主要目标之前。但是您的自传不仅仅能教人自学，它并且能教人如何成为一个智者。即使最明智的人，在看到了另一个智者一举一动的详细报道以后，也能获得智慧，改进自己的进度。我们看到人类从远古以来，一直在暗中摸索，在这方面几乎连一个指路人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智力较软弱的人就应当被剥夺这种帮助呢?因此先生，把当做的事指示给父亲们和儿子们看，帮助一切智者成为像您自己一样的人，也帮助其他人成为明智之士。当我们看到政治家和军人能够对人类变成如何地残酷，著名人士又是能够如何逆情背理地对待自己的朋友时，看到温和顺服的风气的增长；看到伟大和善于治家、令人羡妒的品德和和蔼可亲的作风能够共存于一身，是对人有益的。
你必然也要叙述那些琐碎的私生活事件，它们也将大有用处，因为我们最需要的是有关日常生活处世接物的准则，因此倒想看看您是怎样处理这些日常事务的。这自传在这些事上将成为一种生活的指南，解释许多人们早就应当有人向他们解释过的问题，使他们能有机会成为远虑明智的人。与亲身经历最相近的是阅读用趣味隽永的风格写成的别人的经历。您的笔调必然会引人入胜。我们的事务和我们对这些事务的处理会使人有一种简单平易之感，或者会令人深刻地认识这种处世之道的重要性。我深信您在叙述这些事情时您是独出心裁，宛如您在主持政治或哲学的讨论一样(假如我们考虑到生命的重要性和生命中的过失)，还有什么东西比人生更值得加以试验和规律化呢?
有些人是盲目地善良，有的是异想天开地胡思乱猜，另外还有些人是别有用心地邪恶不纯，但是，先生，我深信您所写的必然是同时又明智、又实用、又善良的东西。您的自传(因为我想我正在描述的这个与富兰克林博士相类似的人，不但在品德方面与您相似，而且在私人经历方面也是一样的)将要表明您不以出身为可耻。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由于您证明了高贵的出身对于快乐、美德或是伟大是多么的不必要。但是要达到一个目的也不能没有具体的方法，所以我们将看到，先生，连您自己也制订了一个使您成为要人的方案。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结局是美好的，实现这个计划的手段却是人类智慧所能设想的最简单的手段，那就是：依靠本性、德行、思考和习惯。在自传中证明的另一点是：每人应当等待适当时机登上世界舞台。由于我们的感觉集中在目前，我们往往容易忘记以后还有时日，所以人应当安排他的行动以适应整个一生。您的成功看来当归功于您的一生，您使得您生命中转瞬即逝的片刻充满着知足和快乐因而显得生动活泼，而不是使它因愚蠢的急躁或懊恨而受到折磨，对于那些仿效真正伟大人物而增进自己修养的人，这种做人方法原是容易的，因为忍耐往往就是这些伟人们的特色。您的教友会的通信者，先生(因为这里我又假定我信中的主人翁与富兰克林博士相似)，赞扬您的朴实、勤劳和节制，认为足为青年的榜样。但是奇怪的是他竟忘了您的谦逊和大公无私。假如没有这些，您就绝对不可能耐心地等候您发迹的机会，也不可能在其间安贫若饴，处之泰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训，说明荣誉的虚空和控制我们思想的重要性。假如这位通信者能够像我这样地了解您的声誉的性质，他就会说：您以前所写的论文和您提出的议案会使人注意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反过来，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会使人注意到您的论文和议案。这就是一个具有多样化的人的优点，这种身份更能充分地利用它所包含的一切。这样您的自传将更加有用，因为不懂得如何改进自己的思想和品德的人或许比没有时间或志趣去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来得多。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感想，先生，说明作为一篇传记您的自传有什么用途。自传这一式样现在好像有点不时髦了，但是它是非常有用处的。您的范本也许特别有用，因为它可以用来与许多社会上知名的暴徒和阴谋家的传记比较，也可以用来与那些逆情悖理僧院式的苦行者或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无聊文人的传记相比。假如您的自传能够鼓励人家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并且诱导人们使他们的处世为人能见得天日写入传记，那么它的价值将不下于普鲁泰克的全部传记合在一起。但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于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每一特点只能适合于世界上的某一个人，这种特点也不能使我们对他歌颂，我将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亲爱的富兰克林博士：向您本人提出一个私人的恳求。因此，我恳切地希望，我亲爱的先生，您能让世人了解您真实个性的特点，因为否则政治上的争论或许会掩盖或是诋毁您个性的庐山真面目了。考虑到您的高龄，您生性的谨慎小心，和您思考事物的特殊风格，除了您自己以外大概不大可能有人能够对您的一生或是对您的思想动机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以外，目前的巨大革命将必然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革命的首创者。因为革命既然号称是为了某些道德的原则，那么指出这些原则如何真正地影响了革命，就变成十分重要了。因为您自己的品德将是受到彻查的主要对象，您的品行就应当是(即使是为了对您那巨大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对英国和欧洲的影响)规矩端正，流芳百世。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我一向以为我们不仅必须证明人类在目前是一种品行恶劣、惹人厌恶的动物，而且更必须证明正确地处理人生可以大大地改变人的本性。为了类似的理由，我很想使大家公认，在人类社会里个别的人还是具有高尚的品德的，因为假如一旦我们认为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不可救药的，那么善良的人们将会放弃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或许只想到在人世间你抢我夺的纷争中分得一杯羹，或是至少只是主要想到使他们自己舒适而已。那么，我亲爱的先生，赶快动手写吧，显示出您是善良的，因为您确是这样，显示出您是稳健的，因为您确是如此，最要紧的是证明您自己是一个从小就酷爱正义、自由和和谐的人，这种信仰使您自然而然地一贯地像我们在您最近的十七年中看到您的行事一样。但愿您使得英国人不但尊敬您，并且甚至爱慕您。当英国人尊敬贵国个别的国民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尊敬贵国了。当贵国人民看到他们自己受到英国人的尊敬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看得起英国了。甚至把您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要局限于说英语的人民。您在解决了关于人性和政治的这么多的问题以后，您就当设法改进全人类了。由于我未曾读过这部自传的任何部分，我只认识自传的主人翁，所以我有点胡言乱语。但是我相信我提及的自传和关于道德的艺术的论文必然会满足我主要的期望。假如您能采纳上述的一些意见，那就更合我的期望了。即使退一步讲，这些作品不能满足您的热烈的赞扬者所寄与的希望，至少您已经写出了两部有趣味的作品。一个人能够给人们一种纯洁的快感，那他就大大地增进了人生的幸福，人的生命本来就有着过多的焦虑和痛苦。因此，我希望您能倾听我在这里提出的恳求，即此等等。

我在邀请人们加入订阅图书馆时所遇到的反对和抗拒不久就使我想到，当一个有用的计划可能被认为是会使一个人的名誉稍稍高出他的邻居而他又需要别人的赞助去完成这个计划时，最好不要宣布你自己就是这个计划的首创者。因此我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藏起来，说这是几个友人们的计划，我受了他们的委托去访问那些被认为是爱好读书的人并邀请他们参加。这样我的事情就顺利得多了，以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这样做的。因为它的效果良好，我可以衷心地推荐这个方法。你目前牺牲了一点虚荣，以后你可以得到巨大的报酬。如果一时还不能确定事情当归功于谁，有些比你更爱虚荣的人就会出来自称是他的功劳，那时连忌妒也愿为你主持公道，它会拔取那些僭取冒充的羽毛，把它们送还给合法的主人。

在宗教方面我从小所受的是长老会的教养。虽然长老会的某些教条，例如：上帝的永恒判决，上帝的选拔，上帝的定罪等等，听起来莫名其妙，其他的一些教条也是可疑的。尽管我从早年起就不到长老会教堂去做礼拜，因为礼拜天是我读书的日子，但是我仍然保持着某些宗教信仰，比方说，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统治世界，上帝最喜悦的贡献是对人行善，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不是在今世，就是在来世。这些我以为是任何宗教的要素。因为在我国的各教派里都可以找到这些要素，所以我尊重一切教派，虽然我尊重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我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跟别的东西混杂，这些东西不可能鼓励、促进或确定道德观念，而主要地只能使我们分裂，使我们相互不友好。我认为即使是最坏的教派也有一些好的效果。这种尊重一切教派的态度使我避免一切可能使人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不良印象的谈话。当我们州里的居民增多，不断地需要新的教堂，而这些教堂一般是通过自愿捐献的方式修建起来的。不管是什么教派，当人们要我捐助时，我总是愿出一臂之力的。
虽然我很少参加任何公共礼拜，我仍然认为做礼拜是应该的，有用的，假如主持得当的话。我定期地缴付年捐，维持费城唯一的长老会牧师或教堂。这位牧师有时以友人的身份来看我，劝我到他的教堂去做礼拜，有时候我也给他拖去参加礼拜，有一次连续去了五个礼拜天。假如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传教士，也许我会继续去做礼拜，尽管我需要礼拜天的空闲时间来读书。但是他的讲道的主题不是神学上的争论，就是阐述长老会独特的教条，这些对我来讲全是十分枯燥无味，毫无启发性的，因为这种讲道从不宣扬或鼓吹一条道德伦理原则，它的目的好像是要我们做长老会的教友，而不是要我们做好公民。
后来，他用腓立比人书第四章中的某一节作为经文：“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正直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或是任何可赞美的地方，你们都要加以思考。”我想用这样一段经文做主题的讲道总不会不讲到一些道德了吧。但是他讲的只限于五点，认为这五点就是使徒的本意。它们是：一、虔守安息日；二、勤读《圣经》；三、按时做礼拜；四、参加圣典；五、尊敬教牧师。这些可能全是好东西，但不是我意料中从那段经文里引申出来的好东西，我再也不能希望从任何其他经文中遇到我所要的好东西了，我讨厌极了，以后再也不去听他的道了。在这以前(一七二八年)我曾经编了一本小小的祈祷书或祈祷文，准备我自己私人使用，叫做“信条和宗教条例”。我又重新使用这本祈祷书，不再到教堂做礼拜去了。我这一举动可能是不对的，但是我撇开不提，不再设法加以宽宥，因为我当前的目的是叙述事实，而不是替事实辩护。

就在这时前后，我想出了一个达到完美品德的大胆而费力的计划。我希望我一生中在任何时候能够不犯任何错误，我要克服所有缺点，不管它们由天生的爱好，或是习惯，或是交友不善所引起的。因为我知道，或是自以为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我想我或许可以做到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地步。但是不久我发现了我想做的工作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正当我聚精会神地在克服某一缺点时，出乎我意料以外地另外一个缺点却冒出来了。习惯利用了一时的疏忽，理智有时候又不是癖好的敌手。后来我终于断定，光是抽象地相信完善的品德是于我们有利的，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发生，坏的习惯必须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加以培养，然后我们才能希望我们的举止能够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因此我想出了下面的一个方法。
在我的阅读中，我发现在列举道德品质时，各家的分类多少有点分歧，因为对不同的作者同一个词的涵义可以或多或少。节制这个词，比方说，有人把它的意义限于饮食，但另外有人却使它的意义包括调节其他的快乐、欲望、癖好和肉体的或精神的情欲，甚至把它推广到贪婪和野心方面。为了明确起见，我主张宁可多设几个项目，每一项底下少包括一点涵义，不要项目少而涵义多。我提出了十三种德行，这是当时我认为是必需的或是相宜的全部德行名目，在每一项底下我加了一些简单的箴言，充分地说明了我认为该词涵义应有的范围。
这些德行的名目和它们的涵义如下：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二、沉默寡言。言必于人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聊天。
三、生活秩序。每一样东西应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件日常事务当有一定的时间。
四、决心。当做必做；决心要做的事应坚持不懈。
五、俭朴。用钱必须于人或于己有益，换言之，切戒浪费。
六、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要如此。
八、公正。不做不利于人的事，不要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
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人若给你应得处罚，你当容忍之。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
十一、镇静。勿因小事或普通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十二、贞节。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举行房事，切戒房事过度，伤害身体或损害你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
既然我的目标是要养成所有这些美德，据我判断最好不要企图一次性养成所有的美德，而要一次养成一个。每当掌握了一个之后，我会再去争取养成另一个美德，以此类推，直到我养成所有的十三种美德。由于养成前面的一些美德可以促进养成其他的某些美德，因此我按照上面的顺序来安排它们。首先是节制，因为它能使我头脑冷静、思路清晰，这对于保持警惕、避免再次回到之前的坏习惯、抵住连续不断的诱惑是必需的。养成这一个美德之后，缄默就更容易了。我设计的目的还有在提升道德的同时获得一些知识，并且考虑到交谈更重要的是用耳朵倾听，而非用嘴说个不停，因此想打破空谈和开玩笑的习惯——这种坏习惯使我只能与无聊的人交往——故我把缄默放在了第二位。这一点和下一点——有序，我想会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达成我的目标。决心，一旦成为习惯，将会使我坚持不懈地去养成接下来的其他习惯。节俭和勤奋使我免于欠债，能达到富足和独立，还会使真诚与正直更容易，等等等等。我那时很同意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诗篇”中说的有必要每日自省，我试着用以下的方法来做自我检验。
我做了一个小本子，每一页标上一个美德；每一页我都用红墨水画出七栏，每天一栏，每栏上面用字母代表礼拜几；我又用红线把这七栏画上十三个横栏，在每个横栏前面标上每一种美德的首字母；在对应的那一横栏上，我会在当天自省时发现我有过失的地方标注一个小黑点。其中一页的样板如下：

我决定每一周严格注意某一种美德，如此轮流持续。这样，第一周我极力注意避免打破节制这一点，而对其他的美德就一视同仁，到晚上的时候标记出一天内犯的错误。这样，假如在第一周内，标有“节制”的第一行明显没有标记，我就认为这一项已经加强了，它的对立面减弱了。那样，我就可以把注意力偏向下一条了，下一周就要使这两行都没有黑点。这样直至最后一条，我能在十三周内完成整个过程，一年可以进行四次。就像有一个花园需要除草的人，不会试图一下子把所有的草除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精力一次除完，所以他会一次除去一块，然后下一次再除另一块。因此我想我看到自己在养成美德方面的进步后，一定会很开心，而且黑点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循环几次后，我在又一次十三周的自省之后，发现那本小书干干净净的。
这是我从阿狄森氏的《卡托》里引用的几行诗，作为我的小书的题句：

我要坚持到底。若是上苍有灵
（一切万物、整个自然被创造出来时都在呼喊），
上帝一定喜欢美德；
而他喜欢的一切都将被赐福。

另外还有出自西塞罗的几行诗：

啊，哲学，生命的指南，美德的探索者，罪恶的祛除者，照您的指示踏踏实实地干，总有一天会趋吉避凶的。

另外还有选自所罗门的关于智慧或者美德的箴言：

她的右手掌控一天的长短，她的左手掌控财富和荣誉。她的方式都是愉悦美好的，她的道路都是平静的。（第三章，第十六和第十七节）

我相信上帝是智慧的源泉，所以我认为在获得智慧的过程中，我需要并且可以寻求上帝的帮助。为达到此目的，我写了下面的祷告文，我把它写在我记录自省的小书的前面，以便每日使用。

啊，全能善良的上帝！仁慈的指路人！增加让我发现我真正的志趣所在的智慧吧！加强我执行智慧下的指令的决心！请接受我对您其他的子民衷心的服务，作为我对上帝终身赐福的报答！

有时我也引用汤姆森的诗歌，内容是：

光明与生命之父，至高的神明！
啊，教会我什么是善；认识至善之神！
让我远离愚蠢、虚荣还有恶习，
远离一切低俗的追求；
让我用知识、良心安宁，还有纯洁的美德，圣洁、
真实、永不止息的幸福来充实我的灵魂！

“有序”的含义是我要做的事情都有给它分配时间，我的小本子中的某一页记着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要做的日常事务：
清晨（5—7）
问题：今天我要做什么有益之事？
起床、洗漱和祈祷万能的上帝！计划一天的工作，做一日之决定；进行当前的研究工作，早餐。
（8—11）
工作。
中午：（12—1）阅读，或者查账，午餐。
（2—5）
工作。
傍晚：（6—9）
问题：今天我做了什么有益之事？
物归原处，晚餐，音乐或娱乐，或闲谈。反省一日之行为。
夜晚：（10—4）
睡觉。
我开始了这个自省的计划，偶尔会间断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比我之前想象的错误要多，这令我很惊讶。但是看着它们逐渐消失，我很满足。为了避免不时换小本子，我就把之前出现的错误擦除，好又重新记载下一轮的错误，最后纸张上满是小孔。后来我把我的表格和题语都转到一本用一种光滑亮泽的厚纸制成的纪念册里，线条是用红色的墨水画的，那样经久耐用，在表格中我用黑铅笔标记我的过错，这种标记用湿海绵很容易擦除。不久以后，我一年当中只进行一遍这个过程，后来几年才进行一次，最终我完全省去了，由于我忙于旅行或者出差于国外，常常有许多事务阻挠我行使计划，但我一直带着这个本子。
关于秩序的计划给我带来了最多的麻烦。而且我发现，尽管一个印刷工人的事务会让他有固定的做事时间，但对于一个老板就不行了，他得出差，而且还要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接待商业人士。关于杂物、文件等东西的有序放置问题，我发现也是很难做到的。小时候我就没有这样做的习惯，但是由于我记忆力非常好，所以一点也不觉得放置东西缺乏秩序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因此，这一条让我很是伤脑筋，我常常犯错，进步不明显，而且常常重蹈覆辙。我差点儿就放弃这一条了，而且还对有那么点小缺陷很满意。就像有个人从铁匠（我的邻居）那里买斧头，他希望斧头的整个表面和斧口一样光亮。铁匠说如果他同意摇动砂轮，那他就同意磨。那个人摇动了砂轮，而那个铁匠把斧面紧紧贴在轮子上，这使得摇砂轮很费力。那个人不时从轮子那里跑过来看进展如何，最终要求就要之前那样的斧头，不用再磨了。“不，”铁匠说，“继续转动，继续。我们要它一点一点地光亮起来，它现在只是有斑点的斧头。”“是的，”那人说，“但是我想我喜欢有斑点的斧头。”我想这是件常见的事情，那些想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发现关于恶习和美德，想养成好习惯、打破坏习惯很困难。他们都放弃了这些尝试，而且总结道：“有斑点的斧头最好。”因为某些看似有道理的东西，使得我极度吹毛求疵，那是一种道德上的蠢事，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会被人嘲笑的。品行太好可能会有遭到嫉妒和仇恨的麻烦，仁慈的人会容许他自身有缺陷，给他的朋友们留点面子。
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在秩序方面是无可救药的。现在我上年纪了，记忆力衰退了，我感觉我的生活很需要秩序。但是，总的来说，尽管我没有达到当初我那么急切地想达到的道德上的完美，反倒差得很远，但是通过我的努力，比起不做出尝试的自己，我成为了一个更好、更快乐的人。就像那些意图通过模仿帖本达到书写完美的人一样，尽管他们不可能达到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他们的书法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得到纠正，字写得不仅字迹清晰、方便阅读，而且还相当不错了。
我的子孙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前辈一生中持久不变的幸运，直到他79岁写这个自传时，他靠的一直是这个方法和上帝的祝福。他在晚年会遇到什么挫折，全凭神的意旨。但是，如果它们到来，过去幸福快乐的回忆会使他更容易承受。他把长久的健康和至今还健壮的体格归功于他的节制；他把他早期境况的顺利以及发家致富归功于勤奋和节俭；他的知识使得他成为了一位有为公民，并且让他在知识界获得些许名誉。国家对他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应当归于他的诚恳和公正。他的脾气很温和，谈吐很有风度，这使得他能交到挚友，甚至对于年轻友人，他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些都要归功于他所有美德的综合，虽然他没有达到道德上的完美状态。因此，我希望，我的某些后裔能够效仿这一点，收获益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的计划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但其中却没有某一特定教派的教条的痕迹。我特意避免了这些，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方法的实用性和其完美度，也相信它对于任何教派的教徒都适用。我还想找个时间将它们发表出来，其中不会有可能引起任何教派反对的内容。我本打算对每一条美德都写一点评论的，在其内容中我会表明养成该美德的好处所在，以及与它相反的恶习的危害性。我将把我写的书籍叫做《道德的艺术》，因为它指出了获得该美德的方式方法，这比起仅仅规劝人们要做好事情来得更实在。规劝并不会指出方法并进行指导，却更像口头慈善家似的传教士——他们只叫那些赤裸和饥饿的人吃东西、要穿衣，却不告诉那些人如何或者到哪里可以得到食物和衣物。但是很偶然地，我撰写和发表评论的打算终究没有实现。有时我确有写下一些短句、推断等，以备写评论时用，我还随身带着一些。但是年轻时候我密切关注我个人的事业，后来又得关注公共事务，使得我一再拖延写这个评论的计划。因为它是一个宏大而广泛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人全身心地去执行，一些不能预料的事务阻止了我着手写这个评论，因此至今还未脱稿。
在这一评论当中，我本想解释和运用这样一个教义：如果仅仅考虑人的本性的话，恶行并非由于它们被禁止而有害，而是由于它们有害才被禁止。因此，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得做个有道德的人，这对人很有益处。从这一情况来看（世界上有许多富商、贵族、国家和君王都需要诚实的人去管理他们的事务，而诚实之人又如此匮乏），我努力告诉年轻人没有其他品质能像正直和诚实那样容易让一个人发家致富。
起初我的美德列表只有十二条，但是我的一位贵格会友人告诉我说，人们普遍认为我有一些骄傲，在会话中常常体现出这一点。无论讨论什么，即便被承认是正确的我也不满足，并带有压倒一切的色彩，而且很傲慢，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决心要尽可能地努力克服并改正这种坏习惯和恶行，因此我在美德列表中增加了谦虚这一项，并对该词写出释义。
我不能吹嘘在养成谦虚习惯方面上我有多大的成就，但至少在表面上，我有不少进展。我常常不许自己说出一些很明显与别人的意见相悖的话，或者太过肯定的话语。我甚至和我们的“密社”的老规矩一样，不允许自己说出一些表明肯定见解的词句，例如“肯定”、“毫无疑问”等等。我反而会选用“我认为”、“我料想”，或者“我猜想某事是如何如何的”，或者“在我看来好像是”，当别人提出了一个我认为不正确的意见时，我不会很激烈地反驳他，立即提出他的观点中荒谬的地方。在回答的时候，我会说在某些情况下他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在我看来似乎或是好像有点不同等。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说话方式的优势所在，我参与的对话都进行得更加愉快了。我提出自己意见时的谦虚的方式使得他们更易接受我的观点，并且矛盾也越来越少。当别人认为我是错误的时候，我也不感觉那么懊丧了；当我是对的时候，我也更能说服别人放弃他们错误的观点，接受我正确的观点。
最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方法，但最终还是感到自然了，我想在过去五十年当中应该没有人听我讲过武断的话吧。我想起我早年提议建立新制度或者修改旧制度的经历，我的意见当时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看重，成为议员后我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都是因为我谦逊的习惯（暂且不说我诚实、正直的品质）。我不是个好的演说家，因为我口才不好，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话中总有语病，但我的见解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事实上，或许，我们的天性中最难克服的就是骄傲了。即便你掩饰它、与它做斗争、将它击垮、尽量压制克服它，但它还是存在，而且还会不时出现。或许就在这本自传中你就会遇到骄傲，因为，就算我认为我已经完全克服了它，但却可能因为我的谦虚而骄傲。

1732年我第一次以理查·桑德斯这个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并陆陆续续出版了约有25年之久，通常被称为《穷理查德年鉴》。我努力使它既有趣又实用，后来它果然符合此要求，每年的销售量达一万册，我因此书获利不少。此书的读者很普遍，周围诸州几乎都有，我把它看成对普通民众进行指导的合适的工具——普通民众几乎不买其他书。因此我把历书中重要的日子中间的空白处写满了谚语式的句子，主要是一些灌输勤奋和节俭是获得财富、美德的途径的句子。对于不勤奋、不节俭的人，要一直很诚实是很困难的，就像一句谚语中说的，“口袋空，腰难直”。

1733年，我把我的学徒期满的熟练工查尔斯登送到了南卡罗来纳州，那里需要一个印刷工。按照师徒契约上的内容，我给他配备了一台印刷机还有一套铅字，我将收取他的收益的三分之一，出的也是三分之一的费用。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守信，但是他不懂记账目。尽管他有时候会汇钱给我，但我不能从他那里得到账目单，在他生前我都没得到过一份满意的合作账目单。他死后，他的寡妇继续了他的生意，她在荷兰出生，也在那里长大。我听说会计是女性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仅找到过去的交易账目，尽可能清楚地陈述并寄给我，而且之后每一季度都会按时寄来相当明确的账目单，而且把生意管理得很成功。她名声颇好，不仅养育大了一家子的孩子，而且在期限满时，她还能够从我手中买下那家印刷铺，让他的儿子经营。

从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外语教授的普遍模式有些不合理。都说先学拉丁语，在掌握了拉丁语的基础上，掌握由它衍生来的现代语言更加容易。然而我们并未从希腊语开始，以使学习拉丁语更加容易。确实，如果你能够不用阶梯而到达梯子顶端，这样下来时就更容易了；但如果你从最低的一级阶梯开始爬，当然就更容易攀上顶点了。因此我想到许多人小时候学过拉丁文，但是学了几年后，还未学到什么成果就丢掉了，他们所学到的也毫无用处，这样他们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最好以法语开始学习，然后学习意大利语，等等，因为，尽管花了相同的时间以后他们也同样丢掉（或许他们放弃外语的学习，也就达不到学习拉丁语的那一步），然而，他们掌握了另外一两种现代外语，或许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用途。

1736年我失去了一子，一个4岁的好孩子，他由于染了天花夭折了。我因此痛悔了好些时日，懊悔没有早些带他去接种疫苗。我提这件事情是为了提醒那些还未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如果因为未接种疫苗而死的话，他们将难以原谅自己。我的例子表明不接种疫苗也同样有危险，他们肯定应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

我们的“密社”非常有用，让其成员很满意，有好几个成员急切地想把他们的朋友介绍进来。但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超过之前决定的适当的名额，即十二个。最开始我们立志要对社团的存在保密，大家都遵守得很好。其目的就是避免不够格的人申请加入，其中难免有些人我们是很难拒绝的。我是反对增加社团成员的人之一，但为了不增加名额，我写了一份书面建议，建议每个成员建立一个附属社团，订立相同的规章制度，而且不告诉他们附属社团与“密社”的关系。这一建议的优势是：许多更年轻的人能通过我们的社团得到提升。这样我们可以随时了解普遍居民的意见，因为“密社”成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讨论的问题，然后向“密社”汇报他的那一分社讨论的经过。通过更广泛的推荐，我们可以推进我们在生意上的特殊利益。我们通过把“密社”的主张和观点传播到分社中去，还会增加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和为民服务的力度。

他的声音洪亮清楚，而且遣词造句非常了得，就算距离很远，也能够听得到他说的话，特别是不管他的听众有多少，他们都安静聆听。有一晚他在法院的一个阶梯上布道时（法院在市场街中间，第二街的西边，这两条街是直角相交的），两条街上相当远的距离全部站着他的听众。我站在市场街最远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播多远，我就慢慢向后退到河边，发现直到我靠近前街的地方，他的声音还清晰可辨，到了前街，街上的声音才掩盖了他的声音。想象一下，那时一个以我所在的距离为半径的半圆，中间全部都是听众，我计算了一下，假定每个人占两平方英尺，那么三万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直到看见报纸上说他曾经在田野上给二万五千个人讲过道时，我彻底信了。古代历史上也有关于将军给全军士兵大声疾呼地演说的记载，我曾经质疑过，但现在我相信了。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我的报纸后来利润丰厚，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它是这个州和邻近的州唯一的报纸，我的境况也越来越优裕。此外，我还悟出了这句话的真理：“第一次挣得一百英镑后，再去赚取一百英镑就更容易了。”钱本身是可以再生钱的。

第二年，我们将与印第安人在卡莱尔就一个协约谈判，州长给州议会送信提议说，议会得提名一些成员，与参事会中的部分参事一同组成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派了州议会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前去卡莱尔，与印第安人会了面。
由于这些人有酗酒的癖好，每当此时，就喜爱争吵，场面非常混乱，我们就严厉禁止向他们出售任何酒。当他们抱怨这一限制时，我们告诉他们假如在谈判期间他们能够保持清醒，我们会在谈判结束后给他们大量的糖酒。他们答应了，而且很守信，因为他们弄不到酒喝。谈判有序地进行了，最终达到了双方满意的结果。谈判结束后，我们如他们所愿给了他们糖酒。那是一个下午，他们男女老少有接近一百号人，就住在城外的一座临时搭建的方形木屋里面。晚上，听到他们当中发出了一阵巨响，委员们就走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在四方形木屋中间燃起了篝火，他们男男女女都喝醉了，争吵着，厮打着。仅借着昏暗的篝火的光，我看到他们黑糊糊的身体半裸着，手持火把相互追逐、打斗着，还伴随着可怕的叫喊声，这种场景像极了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吵闹丝毫没有要减弱的迹象，我们就回去就寝了。半夜里，他们中好些人跑来擂我们的门，要更多的糖酒，我们没有理会他们。
第二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应该打扰我们，于是派了三个酋长来向我们道歉。发言的人承认他们错了，但把错误推卸到糖酒的身上，接着又尽力宽恕糖酒，说道：“创造万物的神灵使得万物各有用途，不管他指定某物具有何种用途，那种东西都必须有那种用途。既然如此，当他创造出糖酒的时候，神说道‘让这东西给印第安人喝醉用吧’，我们就照做了。”确实，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肃清这类野蛮人，使他们让位于地球上的垦殖者，那么糖酒很可能就是上天注定的手段了。它已经使以前住在沿海区域的部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