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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调现象常常被视作人类心理诡异多变的证明。我们为了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宁愿做出许多荒谬可笑的举动，有时还会把不利于这些判断的证据抛诸脑后，这些是人类难以捉摸的脑部活动的一部分。
这种脑部活动既迷人又麻烦，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古怪之处。
但现在我们知道，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这本书要表达的是，在大多数人类活动中，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失败中学习的意愿。
如果忽视失败，掩饰错误，我们就是在毁掉最宝贵的学习机会。
最可怕的是，我们很少能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在上一章讲到的实验中，那些经历了重度尴尬体验的学生们在得知自己把无聊的讨论形容得那么有趣的真正原因时拒绝接受这种理由。
阿伦森说：“在参与者完成实验后，我对他们阐述了这项研究的细节，并仔细解释了认知失调理论。每个经历了重度尴尬体验的人都对我的假设表示出了兴趣，并说他们可以理解很多人都会像我预测的那样受到影响。
但是，每个人都尽力向我担保，他们对讨论的印象和此前体验的尴尬程度无关。他们都说，自己是真心喜欢那场讨论，但事实是，这一组中几乎所有人对那场讨论表现出的好感都高于另一组只体验了轻度尴尬的人。”
这一情况揭示了欺骗与自我欺骗之间的微妙不同。
蓄意欺骗（对同事、病人或者老板的误导）至少有一点好处，说谎的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欺骗行为，并承认这是一种失败。也许这个人会对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行修改，以在未来避免类似的失败。
自我辩护则比这坏得多。自己骗自己的行为毁掉了一切学习的可能。如果一个人惯于无止境地自我辩护，再加上发生认知失调后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会让自己相信失败根本不存在，那这个人又怎么能从失败中学到东西呢？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认知失调与失败的明确程度之间的关系。
飞机坠毁后，我们很难假装认为制度没出问题。这种失败太明显、太富于戏剧性了。
工程师们称之为“危险信号”：全世界都在警告你，“你犯了错误”。这就像开车去朋友家，中间转错了弯，走进了死胡同，这时你必须得掉头。
但是很多失败并没有这样明显。大多数失败有被遮掩的余地。你可以找出大把理由：“那是个偶发事件”“那个案子太特殊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可以有选择地用数据为自己找借口，把不利于自己的数据抛到一边就是了。
你还能找到一开始都没想过的理由，或是本来不屑一顾却在关键时刻恰巧出现的理由，为自己挽回颜面。
心理学家指出，这种自找借口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它能使我们免于痛苦地纠结自己的每个决定、怀疑自己的每个判断、在夜间辗转难眠，反复拷问自己到底结婚、接受某个工作或是走上某条道路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如果这种行为变成不经思考的本能就麻烦了：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推卸责任，为所欲为地修正认知，因为失败是如此可怕，我们再也不能从中学到东西了。
让我们回到这本书开始时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在本可预防的医疗事故造成的巨大死亡数字面前，医生和护士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这些广受尊敬的人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地掩盖自己的错误呢？他们要如何面对自己？
我们对认知失调的探索为上面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正是为了能面对自己，为了能对自己伤害了患者这件事感到心安，医生和护士们才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粉饰。这保护了他们的职业自尊，同时为隐瞒其错误行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说到底，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了错，所以为什么要公布自己的行为呢？
这就是欺骗与自我欺骗最根本的不同。如果医护人员对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有清醒的认识，隐瞒错误的行为就会加深他们感情上的痛苦。
他们会知道自己伤害了患者，故意欺骗病人，他们会知道，自己以后很可能继续犯错。
很难相信，医护人员会如此大规模地进行这种欺诈。
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是正派的好人，事实上，很多人都是无私关怀病人的英雄。
这就是认知失调造成的悲剧，它让善良勤劳的人们对他们致力于保护的对象造成了伤害，而且是反反复复、不止一次的伤害。
换句话说，最善于隐瞒的不是那些有意自保的人，而是那些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什么事需要隐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