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编——我的父老乡亲第九篇

1962年初夏，一个晴朗的上午，艳阳高照，大地散发着微微的暖气。同屋的C公已经回家了。单身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全神贯注地备课。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毕业班一位男生。进门后亲切地喊一声：“老师”，并自报家门：“我是二班的学生，我叫萧金钟。”还有几句简短的对话。说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轻轻放到我书桌上“老师，我们马上要离开学校了，这是我攒下的一点儿粮票，给您留下。管不了大用，备课晚了，买个馒头垫补垫补身子，少挨点儿饿。”语气平缓，稍带一丝的悲悯和感伤。

我没有半点思想准备，没等我回过神来，学生已经告辞走了。打开纸包一看，是一沓河北省地方粮票，清点一下，总共十七斤四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场大饥荒，在几代人的记忆里留下永远磨灭不掉的伤痕。城市居民的口粮按行业和工种定量供应，发行粮票。老百姓凭粮本购粮，每天摄入的食物远不能满足所需的热量需求，饥饿的阴云在广阔的农村蔓延开来。非正常死亡人数与日剧增，幼小儿童发育缓慢，育龄妇女闭经停孕，生育率急剧下降。老年人体质每况愈下，年轻力壮的青壮年，体力急剧衰减。男女老少，人人自危，四面八方，处处告急。年轻的共和国被一片饥饿的阴云笼罩，历史的车轮陷进泥淖之中。

61年暑期我们从北京毕业回保分配工作，正是那罕见的灾荒年的第三个年头。其实，早在在首都上学期间，就已经体验到了粮少菜缺、食不果腹的滋味儿。虽然吃的是36斤纯白面，没有足量的蔬菜，一天到晚总有饥饿感，浑身乏力，不少人相继出现了便秘现象，严重的五六天解一次大便。我是其中之一。许多人都得了雀盲眼，白天一切正常，天一擦黑，就跟小鸟一样，俩眼视物模糊，天色再黑就成了彻底的盲人。真地体会到盲人的苦衷。原因就是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导致严重缺乏维生素A。好在谁都知道怎么回事，也没多大精神负担。最现实的是肚子问题，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为肚子奔波。为了填满肚子，人们利用星期天上街排队买果酱。副食店货源紧缺，实在买不到，就只能买回一瓶酱油和米醋，带回来拿它冲水喝。喝得肚子胀鼓鼓的，撒两泡尿，肚子瘪下来，还是空的。绿色蔬菜成了最抢眼的风景，在街上偶尔看到一辆运送蔬菜的板车，不错眼神儿地目送人家老远，真可谓垂涎三尺，恨不能拿来生吃。

走上教师岗位后，失去了学生身份。粮食指标完全按干部待遇、由原来的36斤降为26斤。不仅数量降低，品种也由原来的纯白面变成黄玉米、红高粱和少量白面。正经蔬菜相当紧张，自由市场上东西贵得没边。五毛钱买一个柿子，三块钱买不了二斤胡萝卜。相对农产品来说，工业制品价钱始终稳定。一辆自行车标价120元。菜农仅用一担大白菜就能换回一辆新“飞鸽”。所幸的是古城周边是广阔的农田菜地，野菜资源相对丰富。不少人，徒步十几里到郊外或邻近县的农田，去捡拾丢落的菜邦、菜叶、根茎或者在田间挑野菜。作为一个年轻教师，我们哪有空闲时间去为口腹操心。我的情况更突出：报到三两周，就接受了一个给本科四年级讲授《李白》专题的任务。嗣后又接连开了《先秦文学》和《宋诗》等课程。为准备上课，没日没夜地查找资料，翻阅图书，整笔记，做卡片，忙得四脚朝天。冬天来了，单身宿舍里虽有火炉，免费烧煤，但我跟室友俩人谁也不会管理。技术不佳，煤质又次，烟熏火燎，两眼流泪，灰头土脸，折腾半天，火还是生不着。严冬时至，冰冷难当，只好裹着棉被、戴着棉手套熬夜备课。长时间热量消耗和严重体力透支，使得原来在北京时已经达到临界点的身体再也难以支撑。很快出现浮肿。到校卫生室领回一包类似豆面儿的补品，没两天吃完了，浮肿愈演愈烈。那年月，人们都有一种信念支撑着。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初出茅庐，踌躇满志，面对眼前的困难，毫不在意。心想有点膀肿怕什么，咬咬牙，挺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咱们国家不是正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吗？用不了多久，很快就会缓过劲来。电影上说“面包会有的”。难关过后，苦尽甘来，光明在召唤，好日子离我们不会很远了。口号代替不了事实。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好像时时刻刻都惦记着吃，除了上课备课外，一切行为似乎都跟吃饱肚子的问题息息相关，有时候做梦都在吃东西。数学系有位姓张的老教师，在本市数学界颇有名气。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率领全家在马路边儿撩衣挥汗，开垦坡地，播种菜籽。我所在的中文系争得了学校一块两三亩大的撂荒地。由系主任佟正凯牵头，男兵女将齐上阵，松土平畦，播种碾压，好一番折腾，才完成了秋播任务。第二年真地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收成，全系教职员，不论官职大小、资格老少，平均每人分得三十来斤小麦。当我把一袋新麦扛回家时，全家人欣喜若狂，弟弟妹妹们高兴地手舞足蹈、情不自禁地唱起丰收歌来。仔细想来，三十斤小麦对饥肠辘辘的全家六口人来说，究竟能顶多大事，还不是杯水车薪？父亲是他们局里出名的大肚汉，26斤粮食只能吃个半饱，不到五十岁的年纪，浑身浮肿，动辄气喘吁吁，睡觉躺在床上想翻身都没有力气，得靠女兒帮着“掫”才能翻转过来。家里两个妹妹都不到成年，尽管母亲精打细算，巧妇难为无米炊，一日三餐，仍然是家庭主妇每天要面对的最大难题。小弟上小学二年级，他特别懂得孝敬老人，尊敬兄长，吃饭时绝不多吃多占。每顿饭他总是把饭碗里的饭粒儿舔得干干净净。碗里决不准丢下一星半点儿残渣剩饭。飢饿留给人们的记忆是长久和永恒的。珍惜餐桌上的一粥一饭一米一粟，已经形成一条世代相传铁定的家规。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如今，“世世继续，承袭而罔替”。”

为了增加肚子的饱胀感，人们普遍推广一种所谓“增量法”。“增量者，增大体积之谓也”，具体操作秘诀，恕我早已忘却，只记得用此种方法制作的成品——“增量窝头”，蒸熟后揭锅一看，个个肥头大耳，硕大丰腴，但要从篦子上取出来，就得借助铲子切开，慢慢托出，置于盘碟。吃起来软软塌塌，水不汲汲，口感极差，吃这种“干粮”，跟喝糨粥差不多，所不同者，它以固态形式出现而已。除了增量法就是大量“掺杂使假”。萝卜缨子，山药蔓子，草芽，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做饭的原料。

时人还发明了所谓“人造猪肉”，“鸭子腿”，“柿子粥”等新品牌。这里面除了柿子粥的原料是柿子外，其余全是冒牌货。比如“鸭子腿”，是用生长在水边的一种名叫“水萍花”的野草的秸秆磨碎加工而成的，因为秸秆儿酷似鸭子大腿，故有此名。这跟朱元璋的所谓“珍珠玛瑙白玉汤”的命名大抵相似。为了全家的生计，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带着二妹到保定古城北门外毁弃的城墙基上去采摘洋槐树叶，拿到家来洗涮干净、掺进棒子面里，用这原料蒸出来的窝头，比之增量法，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都要好上好多倍！ 

我突然在门口堆垃圾里发现伙房倒出来的一堆白菜疙瘩，数量不少。心想：这白菜疙瘩，不比杂草、野菜、“鸭子腿”、“人造肉”之类的品牌营养价值高吗？回头告之同室C公，俩人一拍即合、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拉下脸皮，蹲在垃圾堆旁，顾不得过往行人疑惑的眼神，专心地把沾满土灰的白菜疙瘩悉数捡拾到屋里，然后高高兴兴地分配胜利品。二一添作五，各得半篮子，兴冲冲地拿回家去，洗净削皮，上锅蒸馏。同一天晚上，同一座城市，两个不同的家庭：地委书记，平民百姓，两家的餐桌上，都添加了一道绝版菜肴新品：清蒸白菜疙瘩。看上去洁白如玉，吃到嘴里，绵软甘甜， 咽到肚里，既饱又暖，一家人高高兴兴，大饱口福。但无论如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肚子饿和浑身肿的问题。饥饿，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人们。人人饿肚子，家家缺粮食，成了挥之不去的生活主旋律。粮票是在那特殊年代的特殊票证，它是可以揣在兜里到处流动的粮食，也是变相的生命。民以食为天，在那饥饿的年代，在那粮食的价堪比黄金的年代，几乎每个人都被饥饿之神扼住喉咙的关键时刻，一个青年人，一下子把自己从牙缝里攒下来的口粮以粮票的形式慷慨地赠与一位跟他年龄不相上下、只给他上过几个月课的老师，而且数量又如此巨大（相当于每月定量的六成半）！他图个什么？考试分数？操行评语？实习成绩？毕业分配？作为一名新来乍到的年轻教师，我没有任何资本和权威，对于毕业生的去向和前途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同情怀，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百分之之百的善行义举。 学生们毕业走了，临走前萧金钟再没来过我的住处。我甚至连他的家乡是哪儿都不知道。但这件事却使我震惊，使我感动，使我受之有愧，使我于心不安，也使我终生难忘！说来也巧，1975年夏秋之交，我的爱人从定兴天宫寺中学调到了清苑中学，我跟着去办理报到手续时，突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尽管显得干练、成熟了许多，甚至可说苍老了几分，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在他大声称呼 “老师”的同时我也喊出了“萧金钟”三个字。这戏剧性的场面，引起旁观者的诧异。“萧主任，这位是……”“这是我的老师。” 他从容地解释说。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我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萧主任家在农村，每周都得回家参加劳动，料理家务俩人之间就像月亮太阳落一样，谁也见不到谁。过了不到两年，听说萧副主任调到林水中学去当主任（校长）了。从此更没有了见面的机缘。遗憾的是，人家施与我的那么大的恩义，我竟然连一句郑重其事的道谢的话都没说出口来！我常为自己的木讷和迟钝而自责。

考虑到萧金钟当时已是“校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 我爱人又是新来乍到的普通教师。跟单位顶头上司走得太近乎会招来种种非议，于人于己都不好。加以刚接课，一门心思都扑在业务上上。我呢，除了每周末，骑车带着孩子去团聚外，基本上没在清中呆过几天，而萧主任的家也尽管如此，那十七斤四两粮票的往事，铭刻心底终生难忘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