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费之叛”（昭十二、前530）以及 “平丘之会”（昭十三、前529）的风波之余，鲁国基于前述的内在矛盾而对六卿格局以及军行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这些矛盾的变化。
首先，“费之叛”当年，担任大行人随同鲁昭公试图朝觐晋昭公未果的公子慭，在返回途中逃亡齐国。此首先造成了鲁国卿位出现空缺，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将填补这个空位？
此外，叔仲小曾经参与公子慭与南蒯的阴谋，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季孙意如请叔孙婼立刻将其驱逐，不过暂时被后者制止。那么最终叔仲小是否失去了大宗伯的职务？如果是的话，这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谁又将接替其出任这个职务呢？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在季孙意如被晋国以擅自发动对莒的 “郠之役” 为由扣押过程中，从始至终坚持陪同其前往晋国、期间据理力争并在季孙返回后留在晋国为其讨说法的孟椒（子服惠伯）。其实早在臧孙纥流亡（襄二十三、前550）事件中，子服椒就已经作为智囊替季武子出谋划策并得到了对手臧孙纥的称道。
此后子服椒更是多次以随员身份从事各种外事活动，这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假象，也即其似乎属于 “行人” 体系。事实上子服惠伯更多是作为与宗法、祭祀、丧葬事务的人员参与外事的。正如其孙子服何（景伯）后来在 “黄池之会”（哀十三、前482）上对吴人所宣称的：
……景伯……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左传.哀公十三年）
注意这里明确说明子服氏自从鲁襄公年间以来，历子服懿伯、惠伯、昭伯、景伯四世始终担任着某种负责祭司的角色，而外事工作则是 “副业”。或者说由于外事工作中有一些内容同时需要涉及相关的祭祀活动，所以子服氏才有机会活跃在外事领域中。
按照《周礼》关于此类活动的记载：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礼.春官.大宗伯）
此处关于 “大宗伯” 的职责介绍正符合子服景伯所谓 “有事于上帝、先王”，而其所谓从十月上辛开始直到季辛结束的祭祀活动，正是《周礼》中提到的 “以烝冬享先王”。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事暗示了子服氏的职责：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左传.哀公三年）
此为鲁哀公三年（前492）桓、僖之庙发生火灾时，子服何（景伯）抵达现场后下令保护与周礼方面有关的典籍，表面其职责正是负责掌管礼法的 “大宗伯”。
尽管子服景伯也曾经提到过 “祝宗将曰……”，说明子服氏确实从属于《周官》中描绘的 “大宗伯” 体系，但并不能证明担任大宗伯者另有其人，因为 “祝宗” 可能泛指参与祭祀活动的所有辅助人员。此外历年的《春秋》由于从来都不记载 “大宗伯” 的死亡或者活动，所以当然也从来没有过关于子服氏的活动记载，但者也不能证伪其曾经以大宗伯身份成为诸卿之一的事实。
说到子服氏正式出任大宗伯的时间问题，首先由于在襄公年间，尽管其已经负有一定的祭司职责，但是由于叔仲带在那个时代仍然担任大宗伯，所以子服椒当时可能仅仅为其助手 “小宗伯”，譬如在陪同鲁襄公朝觐楚康王（襄二十八、前545）期间：
……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 “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可见担任大宗伯的叔仲带（昭伯）与子服椒（惠伯）就是否坚持前往鲁国提出相左的意见。对此叔孙豹评价负责主导的叔仲带比其助手子服椒更加深谋远虑。
不过由于叔仲带之子叔仲小在 “费之叛” 中被季孙怀疑，很可能后来找机会将其大宗伯职务褫夺。时间大致应该在希望维持各方利益平衡的上卿叔孙婼去世之后（昭二十五、前517），当然也不排除叔仲小在此前的某个时间点已经死亡。不过叔仲小之子叔仲志确实没能继承其祖、父两代的大宗伯职务而让位于其副职的子服氏了：
……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左传.定公八年）
这也是叔仲志铤而走险，加入阳虎的叛乱集团而希望驱逐季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