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浅鲜而正当的道理常易被人忽略。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个社会的状况大半是由教育和政治形成的。倘若一个民族的性格不健全，或是一个社会的状况不稳定，那唯一的结论就是教育和政治有毛病。
先说教育。从前大学里常有同班同斋舍同学们从入学到毕业，三四年之中朝夕相见而始终不曾交谈过一句话。还有许多学校里同学们相视，不但如路人，甚至为仇雠（chou二声，同“仇”，笔者注），受教育者所受的教育如此，何能望其善处群？更何能希望其为社会组织的领导？我们教育所产生的人材不能担当未来的艰巨责任，此其一端。
我们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应付考试。教员力疲于讲，学生力疲于听，于是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就退一步谈知识，也只是一味地灌输死板教材，这种教育只能产出一些以些许知识技能博衣饭碗的人，绝不能培养领导社会的真材。
近来颇有人感觉到这种毛病，提倡导师制，要导师于教书之外指点做人的道理，用意本来很善，但是实施起来也并未见功效。导师制起于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校，这两校的教育宗旨是彰明较著的不重视读书，而重培养“君子人”。上课钟点少而社交活动很多。导师和学生有经常接触的可能，导师对于学生在学业和行为两方面同时负责任。现在我们学校把学业和操行分作两件事，学生仍取“集体生产”式整天上班，操行则由权限不甚划分、责任不甚专一、叠床架屋式的导师、训导员、生活指导员和军事教官去敷衍公事。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导师制的真精神不存在，导师制的必须条件不存在。
要改良现状，我们必须把教育的着重点由上课读书移到学习做人方面，许多庞杂的课程须经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裁去，学生至少有一半时间过真正的团体生活。团体合作的活动种类甚多，有几个最重要的值得特别提出。
第一是操业合作。现行教育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许多课程的对象都是个人而不是团体。学生们尽管成群结队，实际上各人一心，每人独自上课，独自学习，独自完成学业，无形中养成个人主义的心习。其实学问像其他事业一样，需要分工合作的地方甚多。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问题的商讨，实验的配置，遗误的检举，都必须群策群力，团体合作的效力是无穷的。
有几种课程特别宜于团体合作。最显著的是音乐。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乐是一个极重要的节目。它的感动力最深，它的最大功用在和。在一个团体里，无论分子在地位、年龄、教育上如何，乐声一作，男女尊卑长幼一齐肃容静听，皆大欢喜，把一切界限分别都化除净尽，彼此霭然一团和气。
其次是运动。运动相当于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射。它不但能强身健体，尤其能培养遵秩序纪律的精神。条顿民族如英美德诸国都特好运动，在运动场上，他们培养战斗的技术和政治的风度。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教育，二十岁以前的人就只要音乐和运动两种功课。音乐和运动是一个民族生气的表现，不单是群育的必由之径。除非它们在课程中占重要位置，我们的教育不会有真正的改良。
操业合作之外，第二个重要的处群训练便是团体组织。有些学校名义上各种团体具备，而实际上没有一个团体是健全的组织。多数学生为错误的理想所误，只管埋头读死书，认为参加活动是浪费时间，甚至于多惹是非，对一切团体活动遂袖手坐观。于是所谓团体便为少数人所操纵，假借团体名义，作种种并非公意所赞同的活动。
民主政治可以说就是基于讨论的政治。学问也贵讨论，因为学问的目的在辨别是非真伪，而这种辨别的工夫在个人为思想，在团体为讨论，讨论可以说是集团的思想。一个理想的学校必须充满欢喜讨论的空气。在欧美各著名大学里，师生们大部分工夫都费于学术讨论与辩论会，在这中间他们成就学业，养成政治习惯。在学校里是一个辩论家，出学校就是一个良好的议员或社会领袖。我们的一般学生以遇事沉默为美德，遇事众集不肯表示意见，到公众有决定时，又不肯服从。这是一个必须医治的毛病，而医治必须从学校教育下手。
处群训练一半靠教育，一半也要靠政治。社会仍是一种学校，政治对于公民仍是一种教育。民主政治实施于小国家，较易收实效；国大民众，民主政治即不能不采取代议方式。代议制的弊病在代议人不一定能代表公众的意志，易流于寡头政治的变相。要补救这种弊病，必须力求下层政治组织健全，因为一般人民虽不必尽能直接参加国政，至少可以直接参加和他们最接近的基层行政区域的政治。
健全基层政治组织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一方面须推广教育，提高人民知识和道德水准，一方面也要彻底革除积弊，使人民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所谓良好的政治习惯是指一方面热心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不作腐败的政治活动。
民主政治与包办制如水火不相容。消极地说，废除包办制；积极地说，就是政治公开。要政治公开就要从最基层做起，奠定稳固的基础，然后逐层推行到最上层。政治公开有两个要义，一是政权委托于贤能，一是民意须能影响政治。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代抡才，不外由考试与选举。考试是最合于民治精神的一种制度，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一个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无论出身如何，可以逐级升擢，以至于掌国家大政。因此政权可由平民凭能力去自由竞争，不致为某一特殊阶级所把持乱用。中国过去政权向来在相而不在君，而相大半起家于考试，所以中国传统整体表面上为君主，而实为民主。后来科举专以时文诗赋取士，颇为议者诟病。这只是办法不良，并非考试在原则上有毛病。
考试与选举行之得法，一切行政都由贤能行使，则政治公开的第一要义就算达到。政治公开的第二要义是民意能影响政治。这有两端：第一是议会，第二是舆论。
先说议会，民主政治就是议会政治。最要紧的是要使选举名副其实，不要再有贿买包办的弊病。
再说舆论。我国传统政治本素重舆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两句话在古代即悬为政治格言。过去君主政体没有很长期地陷于紊乱腐败状态，舆论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近代报章流行，舆论更易传播。言论出版自由问题颇引起种种争论。从历史、政治及群众心理各方面看，言论出版必须有合理的自由。舆论与人民密切相关，自然也有不健全的时候，我们所应努力的不在箝制舆论，而在教育舆论。是非自在人心，舆论的错误最好还是用舆论去纠正。
以上所述，陈义甚浅，我们的用意不在唱高调而望能实践。如果政治方面没有上述改革的训练就无从谈起。人民必有群的活动、群的意识，必感觉到群的力量，受群的制裁，然后才能养成良好的处群的道德。这是我们实行民治的大工作中一个基本问题，值得政治家与教育家们仔细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