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曙光：推动党的治理理念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丨改革纵横

原创： 孙曙光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09-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理想，这一伟大理想的实现，需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梦的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撑。

一、为什么要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保持我国文化特质，维系国家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要，更是我们党融入群众、凝聚群众和引导群众的现实需要。

一是执政历史方位和发展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向现代化强国大步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听到中国声音，感受到中国力量，传播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我们的伟大梦想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积淀和传统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有创造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厚度深度广度和包容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成为现实。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质。总的来讲，这是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用生命和智慧积淀下来的精粹，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维系自身特色的内在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能够绽放异彩、辐射东亚乃至世界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中国人的梦，是有着中国文化和中国韵味的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崇尚自然，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天人合一”，主张“天地之大德曰生”“爱人利物之谓仁”等，更多的是对内在规律、基本原则的信仰和尊崇。这种特质使得我们既能够笃定敬畏之心、维持秩序，又能够更现实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能更好地避免因对人格化的神灵的信奉而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二是崇尚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等，讲究“内圣外王”，特别是“理学”和“心学”对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强调，使得这种文化更多地成为内在规范和有效约束。这种运行机制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之中，强调道德修为与政治作为的内在关系，有着强烈的天下家国情怀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契合中国的政治伦理。三是崇尚中庸，说的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强调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行“五达道”，即好“智、仁、勇”，行“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讲的是我们的处事原则和修身之道，崇尚规矩和秩序，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崇尚平等，反对极端。这种特质使得我们在做人做事方面都能够平心静气，兼顾左右，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来观察判断事物。四是崇尚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吸收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并加以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保持了连续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兼收并蓄”，都体现了包容的理念。包容蕴含着开放、共享、创新、协调的思想，具有生长性，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动诠释，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个体身心和谐。

三是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亟须引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己任，在中华5000年文明积淀的大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通过创造性的历史实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成果。这个过程就是党的治理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个性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加快，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社会面临新的转型。在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社会转型期逐渐出现了理想信念淡化、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冷漠、和谐度降低等问题，引发人们对价值观、正能量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二、党的治理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从我国传统的政治实践来看，凡是属于盛世的朝代，往往是传统文化和官方思想经过碰撞交融，相互吸纳借鉴，实现融合共促，即“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实现天下大治。基于这样的传统，党的治理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是从党的治理理念来看，有融合的可行性。党的治理理念的核心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中华文明信仰中追求的天下大同、太平盛世在根本上是高度契合的。这种治理理念强调要通过高度维护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撸起袖子加油干来实现，这与传统文化中对权威的认同和道德的强调高度一致。如果我们对往昔传统文化中对集中统一的认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善加利用、有效转化，有利于当前巩固中央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防范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权威衰减和社会共同体凝聚力涣散。

二是从传统文化来看，有融合的现实性。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关注“当下”，重在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具有世俗性和现实精神。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沉淀和积累而不灭，源于它的包容和中庸，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崇尚道德密切相关，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才塑造出秦汉盛世、唐宋文明、明清气象，即便在衰败之时，也能够维系一线生机、维系家国天下，终能救亡图存、由弱变强。这本身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三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有融合的成功先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一个理想与信仰融合的典型范例。我们的许多革命前辈都是胸怀天下、救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的仁人志士，都是具有正派的人格操守、深厚传统道德修养和远大理想的革命精英。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民族复兴的历史大门，但能够指引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在吸纳转化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成为我们党执政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三、推进党的治理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融合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趋势。在中国梦的理想感召之下，需要解决圆梦所必需的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撑问题，需要从最能代表民族特质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要铸造有中国魅力的意识形态。借助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契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进而提炼和升华传统文化，形成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激发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体系的活力，构建有冲击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强化大陆在华人世界代表中华文明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再发掘和再利用传统治理中“德治”和“道统”的方略，提升党执政和国家治理的“巧实力”，巩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和发扬者的地位，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两岸三地、全球华人归心奠定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

二要纵深推进文化的“双向国际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走出去”就是要加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输出力度，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性转化，在国际上积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进来”就是要广泛汲取全人类创造积累的文化成果，加大与其他文明的主动交流，知己知彼，兼收并蓄，通过文化文明的相济相生，完善政治理想的实现路径。

三要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理想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成果，对于确立社会转型期主流价值、维护社会运行秩序、凝聚各方思想共识意义重大。应按照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的原则，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与日常活动的衔接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做到宣传引导与活动实践相结合、日常行为与价值导向相统一、社会治理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工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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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新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养分

编辑：院办  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  6月5日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性格形成的精神底蕴，也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养分。我们党应深刻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的重要作用，并坚持与时俱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进而推动党的思想建设。

　　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灿烂优秀的传统文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天下苍生的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国家面临危难时的坚定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自我约束的基本准则，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塑造民族性格、彰显民族思想的精神内核，更是新时代需要继承与发扬的宝贵的文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一次次的讲话中，总书记旁征博引，用真挚的语言阐释了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也表达出了对文化传承的殷切期望，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表率。思想教育工作是党自身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根据时代发展要求重新诠释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赋予其新的内容与时代意义，让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在党员自身建设中，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找到二者的契合之处，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支撑；在治国理政中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人经验，深刻认识法治、德治、民本等思想的内涵，在社会治理中灵活运用。

党性修养的培育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思想素养历来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想成为一名好党员，首先要成为一个好人，要在道德层面符合基本社会价值规范。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不过关，不仅影响党员自身的人格操守，还会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过程中破坏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党的整体形象。因此，我们党要严抓思想教育工作，将“德”上升到党员的精神层面，坚定党员的政治信仰和操守。所谓“富润屋，德润身”“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等都是强调君子品德的警句，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提高党员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选择。

　　理想与信念的形成需要后天的培养、熏陶与引导，后天培养不是“三分钟热血”，而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理想和信念作为精神层面的内容，虽然容易形成，但是也容易多变，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多元价值理念的交织、碰撞极易对已经形成的思想和信念造成冲击，甚至出现弱化、异化等问题。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讲，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价值理念中，坚定政治理想与信念，这样才能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党性修养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党在自身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增强党性修养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让传统经典在党性建设中常读常新，以促使党员牢记时代使命，坚定政治信仰，磨炼党性。例如，新时代反腐倡廉工作是增强党性修养的重点，而腐败的根源就是部分党员思想根基不牢、精神上“缺钙”。从严治党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反腐倡廉工作紧密结合，促进党员的自身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古人对世界、对社会、对自身的深刻思考与认识，因此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能够给予现代人重要的指导。“三观”教育是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党建工作中，党组织应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引导、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时代角度出发保持党的先进性；认识到自身发展与党的队伍建设与国家、民族建设的关系，在形成健全的人格品质的同时，也应根据优秀党员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应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弘扬，让民众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更应该以身作则，在思想建设层面发挥优势，进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党在思想建设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不应该机械地照本宣科，而应该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寻找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并根据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目标形成具体而明确的规范，这样才能保证优秀传统文化运用的灵活性与科学性，从而让广大党员更加深刻地领会传统文化的精髓，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基于此，在党的思想建设中，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以下几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石，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有积极意义、进步意义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实践性，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重大影响。实际上，有的人并不能严格区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与落后思想，往往不假思索地全部吸收。近几年来，一些党员未能真正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产生了动摇，有的出现了“儒化”倾向。面对这种情况，党在思想建设中应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明确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从文化的先进性与党建工作的实践性角度出发，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党性的前提下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党建工作的稳定发展。

党在进行思想建设时，应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内容

　　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义”，轻视物质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发展，谈论利的人多了，人们的义利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在义利观方面，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常常让人们陷入认识误区，认为谈利可耻。实际上，优秀传统文化中并非完全排斥“利”，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思想，都是对如何在保持自身修养的基础上获取合理利益的阐述，这些思想在当下依然是值得提倡的。党在进行思想建设时，应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内容。在义利观方面，要正确认识传统的义利观，正视“义”与“利”的关系、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涵，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义”、集体主义之“义”，同时坚持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坚持求利目的与求利手段的统一、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党应将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到党的思想建设中来，根据时代发展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价值，并从治国理政、对外交往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角度，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将其提升到时代发展的新高度，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兼论毛泽东用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

　　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输入与传播，必须经本土文化的融合同化与改造才能获得生命，外来思想文化是种，本土文化则是其生长的土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相结合从而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而且是以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接受载体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

党的思想建设应当适应传统文化形态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中国与西方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西方人直接，中国人委婉，英语的最基本规则是firstsings  first,重要的事情先说，汉语则先交待时间、地点等背景情况，最后再说关键词。西方人喜欢冒险，中国人则讲究中庸平和，所谓过犹不及。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中国文化以感性思维为主。西方古代科学以定量分析为主，中国古代科学以定性研究为主。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已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只要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作为接受路径来开展党的思想建设工作，就能达到“随风入夜，润物无声”的效果。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孔子被推崇为圣人，毛泽东多次引用孔子的言行来教育引导党员群众。在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时，他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鞭策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是要奖赏，有奖有罚，赏罚分明。不过我们主要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之所以能把这些典故运用自如，讲得通俗易懂，是因为他对儒学有深入的研究，他“起初读的就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毛泽东《永久奋斗》）他与张闻天、陈伯达、范文澜等人多次在书信中研讨孔子的思想，并有独到的认识，如对孔子称为“三达德”的知仁勇。认为都是主观的，但是从唯物的角度讲，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采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毛泽东认为，领导中国革命必须“通古今”，他引用韩愈的话说“人不通古今，牛马而襟裾”，之所以如此，他才认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算不得“风流人物”。

党的思想建设应当结合传统文化形态下形成的文化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丰厚的思想宝库，古人有些闪光的思想，与我们党的宗旨和对党员的要求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体现了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从《周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再到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思想。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体现了做人的尊严和铮铮铁骨；从《诗经》中行路之人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复杂的忧国忧民情怀；从荀子《劝学》，到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体现了刻苦学习、终生学习的理念。这些闪光的思想，都可以成为对党员进行教育的良好教材。我们党历来主张要批判地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二者不可偏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他说：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事实上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凭空去接受一种新思想，只能在了解自己民族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在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的讲演中，毛泽东这样解析阶级斗争：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从这里，我们会得到什么启示呢？

党的思想建设应当改造传统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价值取向。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随着朝代更替和各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多种人生价值取向。其中不乏积极的人生态度，如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抱定“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条，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完成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些只是个体的人生态度，并不是社会思潮。封建社会最具普遍性并对今天产生重大影响的价值取向大致有三种：一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消极保守，墨守成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阻碍改革变法的谬论，到今天仍然对我们存在潜在的影响。二是“学而优则仕”，读书作官思想，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牢牢捆在八股文中，皓首穷经，博取功名，读书做官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也造就了一大批像孔乙己那样的穷儒。我们今天存在的官本位思想也是受此影响非浅。三是分工歧视，《汉书·艺文志》中说，九流分别指：农流，墨流，名流，法流，纵横流，小说流，阴阳流，医流，杂流。后来，民间又按社会地位，将“九流”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同时，满清政府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普遍存在严重的重农抑商倾向，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摈弃这些错误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悖论来教育党员干部，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党的思想建设应当继承传统文化形态下形成的道德规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汉代董仲舒、宋代朱熹又两次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和弘扬，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道德规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简言之，仁即爱人，义即气节，礼即规范，智即智慧，信即诚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即无二心，不背叛，孝即敬老，悌即爱幼。这些都属于道德范畴，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源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绝非舶来之品可以替代，道德规范具有极强的民族性特征。继承民族传统美德，一方面要领会其合理内涵的实质，另一方面又要剔除古人赋予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外延，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如儒家所讲的“礼”，绝不是简单的接人待物，而强调的是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正如孔子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至于孔子说要“克己复礼”，正确的内涵应该是克制自己，服从“礼”的规范，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如将其外延设定为回复周公之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与我们现代的政治体制和家庭社会结构不相融。“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礼”的精髓，然“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不能取，而“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间依次为前置条件，道出了为人修养之本（《三字经》：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可谓国学中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说要继承传统文化形态下形成的道德规范，是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全部照搬。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在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以文化人，乃思想建设之根本。离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