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索洛维约夫斯克接连转悠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孤身一人。
我在繁华的街巷中反复穿行，继而不时的要去到城市的边缘那里，到我来时的那条路口去站上个把小时，早上、中午、晚上我都会挑一些时候去那里站着，周而复始，但一无所获，我始终没有找到本该在这座城市的哪里等着我的二土匪、霍老拐、万金油……
难道他们自那天分别以后没有顺利的脱身，被军警扣在哪里，他们就根本没有出得了站台顺利换车？难道这就是万金油说的“前两拨儿货都是折在NEVER的！”的那种严重性？
也或许他们早就到了，可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能露面见我，或者是在此遇到了什么大变故以至于不得不先行离开？
这三天，我都是在如此这般的胡思乱想中度过的，非常辛苦，那是一种苦闷和焦急不堪到了极点的感受，异国他乡、无依无靠，先前刚刚品尝到的那本地小马车驾车人的豪爽畅快和善良亲近印象也随着这些情绪慢慢消磨殆尽了，真的只留下无助的苦闷给我。
除了精神上饱受煎熬，身体也不例外——这三天来我吃、住的也都很不好。我身上没钱，自然没有办法找个哪怕最简陋的旅社来住，或者是当我走累的时候可以径自坐到街边随便哪个小摊位上叫两块面包或者松饼来啃。
“为什么我非得要去什么该死的NEVER呢？！为什么我非得一个人去呢？就不能跟着匪叔他们到了这里，把万金油交代的工作完成，然后一路顺风顺水的再来么？”
接二连三的胡乱猜想不断的充斥着脑袋，让我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找寻二土匪他们身上，我不能就这样失去这些重要的亲人和伙伴。这让我开始深深的懊恼，后悔当初真不应该跟他们分头行动。
如此寻人不着的焦急和对当时草率决定的悔恨让我甚至连看一眼那从NEVER拿到的纸袋都不愿，认定了那是惹祸的母子；另外，现在周围的环境我也不能确定是否真的安全妥当，也是不敢拿出来的，怕被什么人看见，麻烦。
这三天里我饿过一整天，也一整个日夜都在找寻他们三人的影子没有合过眼。剩下的两天我是跟着一群流浪汉一起住到一家大澡堂子的排水管道旁边的，他们在小胡同里搭了简易的板皮窝棚，可以把浴室里的些许热气借过来取暖，但是因为人多，晚上如果想睡得暖和，必须跟他们一起并排坐着睡，背靠着粗大的管道才行。在这儿是没有办法让人整个趴在冒着热乎气儿的管子上的，而且如果直接睡在它旁边的地上也不行，那儿凉的厉害，恐怕夜里会冻死！
在这个时期，时局不稳，各地的难民很多，虽然有很多人都凭借自身的气力拖家带口的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开垦荒地、搭建新屋了，以求通过自己双手的劳作摆脱低迷的经济束缚，也摆脱各种新分裂出来的武装组织的劫掠，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是没有办法再去做此类尝试的——比如流民中有太多的老弱病残，他们大多都是孤身一人。
如果你不是会转进阴冷潮湿的小胡同之类的地段中去闲逛的人，你是很难想象在繁华的城市中是龟缩着这样一群人的，他们大多不乞讨，也始终竭力维持着穿着的大致干净和规整，在市镇里做些力所能及的零工或者捡拾破烂换钱等等，收入微薄但勉强度日，完全不够租住一个小房屋来住，直到不知道哪天才会冻死在街角了结了这段乏味人生。
是的，恐怕他们的死只有冻死或者病死，他们是不会饿死的，因为这些人懂得给彼此分享食物，包括给我这个异国来的怪人。起初我并不敢接他们递过来的半霉面包一类食物，我听不懂他们说的，也不知道此地习俗和规矩，更不想惹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但后来看见身边一起并排坐着取暖的人都面带善意的笑容，才怯怯的伸手接下，吞吃了下去，这才知道他们并不要求我什么，只是辨得出我再不进食会很快饿死。
我不会俄语，在这里相当于哑巴、聋子，是不能靠问人或者看报纸上的时事新闻来了解到最近这座城市是不是出了哪些乱子能跟二土匪他们有关的，也完全不能问问街角的摊贩们有没有见过类似他们长相的人曾经路过。
按二土匪的性情，如果他来过这里，绝对是会想尽办法给我留下讯息的，而且是留在我一定会发现的了的位置上。所以这第三天，我决定用脚底板再把全城给丈量一次，瞪圆了眼睛去找线索。
有了前两天的经验，路线我已经比较熟络了，不再走很多完全没必要的冤枉路和断头路，还能规划着让自己路线走成个五角星形状来回穿插，每隔一个小时就到城郊的那条路口站上15分钟，眺望NEVER方向，以免他们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落在我的脚程后边。
早上的时候我做过决定，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信息，我就在那路口留下记号，先行继续往北走，以雅库茨克为目标行进，那里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想尽办法过去的，只要……他们还活着……
上午我还能勉强保持冷静，游走于街巷之中，到车站、广场、邮局、集市等等人多的地方去找寻，心中想着：“今天一定能有发现，一定能遇到他们！”，可是过了中午之后就再难压抑焦躁的情绪，走路都带着火气，都是邪火，也不知道该发给谁去。
这个下午在遇到一次巡警的盘查之后变得更糟，那时我正愤愤然的低头走着，不停的在心里咒骂着自己“白痴！”、“胡闹！”、“瞎逞能！”、“好好的非得要给自己找麻烦！”之类，完全没注意到自己靴子在踏过一处被车马轧的融化的雪水坑时溅起的污水迸了路边并排站着的两个警官一裤子！
这两个巡警都是身材极高大的，恐怕有一米九十多的身高，金发碧眼，如果不是他们的表情凶恶的厉害，甚至可以说是脸皮长得很帅气的那种。
我几乎是被揪着脖领子直接提起来，离地老高，然后就这么一直提着直到我被掐脖子按在了路旁邮政局的红砖墙上，那两个人一直在对我大吼大叫。情急之下，我只能疯狂的挥舞双手，连连摆动，张着嘴巴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沙哑一点，喊着：“啊吧！啊吧！啊吧吧！”，同时不停的用一根手指指着自己的舌头和耳朵，希望他们能认为我只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可恶家伙而已！
两个人中年纪稍长一些的那个把掐着我脖子的手松开，让我得以滑落到墙根儿上站着。可是我连双脚都还没有踏实地面，他手上的黑色胶皮警棍就直接捣过来了，一棍子结结实实的打在我肚子上，疼得胃肠都搅在了一块儿，肚子里今天本来就没吃什么东西，只是哇的吐了一口酸酸的口水出来。
那打我的巡警“呵呵！”干笑了两声，伸出手到我的面前来，“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我猜他是要查身份证，万金油提醒过我，“遇到有官面儿上的人盘查就拿出证件给他们，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般都没事儿。”，看来他给我弄的这张假证件很真，对方接过翻开之后，又抬头看了看我疼的扭曲的脸，虽然也面带疑惑的摇了摇头，但还是把证件折了起来，用两根手指夹着在我的胸口抹了抹，塞进了我的上衣口袋，没有再盘问什么，只意味深长的盯了我一眼，便转身离开。
年轻一些的那个巡警走出了三五步之后又低头看了看被我迸溅了脏水的裤子，转身又走了回来，抽出腰间挂着的警棍兜头盖脸就是两棒子，幸亏我及时伸出了手臂勘勘硬接了下来，才免去了重伤，但眉弓上还是被棍头儿的粗糙纹理捎带着拉出了一条血凛子。这人见我额角出了血，这才觉得出了气，终于骂骂咧咧的走了。
我此时并不觉得气恼，只觉得庆幸，他们没有把我拉回驻地严加审问，对我来说已经是侥幸到可以跪地恭送他们离开的事儿了。
他们走远了之后，一个臂弯挂了只藤编菜篮子的大婶口中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走上前来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给我擦去了额头上的血迹，眼神中满是关切。我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表示谢意，不过并没有想要在此过多停留，谁能保证那两个巡警不会再翻回头来找我麻烦呢？
那大婶仿佛不放心我就这样走，还一路跟着我继续絮叨着说个不停，她裹在一身蓝色粗布棉衣里的肥胖身躯走起路来很费力，篮子也挂在身侧一拐一拐的荡个不停，她跟的我紧紧的，让我突然有点害怕，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总觉得她的样貌很像童话里的狼外婆，不自觉的让人想要避开。
我决定把装聋哑人的戏码再拿出来用一次，用手指了指喉咙和耳朵，摆了摆手，表示我不能听也不能说，可是她还没有放弃，依然径自说个不停，全然不顾我做了什么动作，想要表达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双手握起她的那双来，用力的握了握，摇了摇，把真诚的谢意写在我脸上，想让她知道我是真的谢谢她的好意，但是我真的要离开了。
做完这个，我急忙闪身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胡同里，对她挥了挥手，以示跟她告别，祈求她不要再跟来，紧接着急急的就往胡同里边走，想要快速的与她拉开距离。
“把，这个，给你！”
当我低头疾走到胡同中段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一句强调怪异的“中文”，一时间竟蒙了，连忙回身看去，只见那俄国大婶提着棉袍裙的下摆，用小碎步带着她那肥胖的身躯追赶过来，手上挥着刚才给我擦血的那条手帕。
“这个，字，给你！有人，让我给。”，她喘着粗气，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吐出来，中间还停下来思索了好几次这句子应该怎样说。
“给我的？”，我又惊又喜，伸手一把将那手帕抓过来。
“九点，邮局”，手帕上用钢笔写了四个不大不小的字，这让我欣喜若狂，握着这片柔软棉布的手也不停的颤抖，终于有消息了！我把这手帕上的四个字反复的看了好几遍，才抬起头来，我太想谢谢这个可爱的大婶了，她绝对不是什么狼外婆，她简直是世界上最美的小红帽！
可是她的身影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并没有等我再问话或者表示谢意。也许，她只是完成了万金油交代给她的一份兼职工作吧……
霍老拐和二土匪都不能用钢笔写出非常规整的字来，他们三个之中能跟俄国大婶沟通交代任务的也只有万金油了，不管怎么样，这都让我的心里觉得有了希望，满脑子的愁困都和身体的疲惫一起消失不见了，步伐也变得轻快。
距离晚上九点，我还有大半天的时间需要等待，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把我的喜悦换成另一种形式呈现出去。
白天的澡堂子外，窝棚里没有一个人，也许这些流浪汉们都到城市里或是做工或是拾荒去了，晚上才会回来此处接着背靠管子睡下。
我看着这处接纳了我度过寒冷夜晚的庇护所，思绪万千，莫名的鼻子有些隐隐发酸。
没有了熟悉的伙伴，我也是一个落魄的流民，大概也会在这里无声的冻死在某个更寒冷的夜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