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传得很开，叫做“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意在强调，为人首先应当拥有一个端正的态度。

但是也有这么一句话为人熟知，叫做“别太把你自己当回事，而要把你做的事情当回事”。这句话启发我们在工作中要达到忘我的境界，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葆有敬畏之心。

我不禁疑惑，所以，做人和做事到底是哪一个更重要？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我联想到了最近的自己

毕业后我查出了比较严重的疾病，本来想先试试看能不能先去工作，却发现身体已经差劲到坐半个小时就要躺下的程度。

查出疾病前，我正计划着自己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到时候我每天要做些什么事情，是当一名老师，还是从事媒体工作？下班后可以打球、弹吉他、看书、练字，我还想出去写生……

可是疾病宣告了这些事情暂时都无法实现。我觉得人生好像中断了，我怎么突然就成为了一个什么事也做不了的废人？当连正常工作、活动、生活都成为奢望，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去了哪里？

术前术后，这种状态维持了一年多。这一年里我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很多，开始听各种各样的书，我发现很多书里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做人与做事之间的关系。

《被讨厌的勇气》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人只以自己的行动结果来衡量自我价值，那么对于那些年老体衰或者年轻时便因疾病无法自主行动的人来说，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书中提出了一个“存在价值”的说法，大意是指人的价值因其存在本身而非行动结果体现。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做饭，泪水一刹那便从眼眶中流出，好似身边有个人知晓了我这一两年来心中的痛苦，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年轻人，不要怀疑自己的价值，你的存在本身就很有价值。

除此之外，周国平在《敢于孤独的勇气》中提出，当我们因为内外种种原因无法将事情做好的时候，要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

二、我因何而痛苦，因何而慰藉

我在听到书中这些话语的时候，之所以会觉得受到慰藉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听了之后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必再做、就可以坦然地接受自己眼前无所作为的现状，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今天才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我开始面临病痛带来的种种遭遇，那些曲折往返的不甘、怨愤、无奈、怀疑甚至绝望，不是我一人所独有，而是作为人这种生物所必然会产生的普遍感受。

因为人天生就是会追问意义、价值的生物。

手中有事可做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

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们又会问，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于是去找些事情来做，好像这种无意义的感受能够就此得到缓解。

那么，当人处于一种想要通过做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却发现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能力的时候，他会感到上天好似与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如果我们降生于世，需要通过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为什么不让我拥有一副强健的、可以做事的体魄；如果我不需要做些什么来寻找意义，那又为什么让我身处疼痛与不便之中，而不能享受欢愉与轻松？

然而这其中的矛盾，并不因为“病痛”而显得特殊。我脑海中偶尔会跳出这样的念头，即使我现在病好了、不疼了、可以当一个正常人了，或许我仍然会在很多个白天和夜晚产生类似的疑惑。

三、以敬畏之心做事，以爱己之心做人

木心说：不死而殉道，比死而殉道，难得。

这其中蕴含着的高尚精神为多少人所称道，司马迁、左丘明、越王勾践……这些饱受苦难的人不因逆境而退缩、不因屈辱而自弃，我不禁会想，身处于这样的生命境遇中的他们，是凭借什么走上了“不死而殉道”的道路？

是因为相信精神的力量，发誓守住内心的坚韧与超脱，不曾忘记“做一个大写的人”的人生目标，还是因为只想做好眼前的事，而抛却了对所谓个人精神、灵魂的执着？

我想二者兼而有之吧。

世界并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它会比较在乎我做出了什么事，正如上述的历史名人，也是因为留下了作品、做出了成绩才被人们发掘了他们身上的精神。

我自己并不那么在乎我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我比较在乎我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否活得尽兴、是否能在临死前对自己说——我这一生了无遗憾、是否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些是无比重要的。

但事与人永远不能分离。正如同我与世界永不能分离。

当我追问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世界没有因我而发生改变；当我只知道做事而从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没有因为世界而发生改变。

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许就是在做事与做人之间，我与世界相互作用，相互改变。

以敬畏之心做事，回馈世界让我降生于此、享受此番经历的机会；以爱己之心做人，利用一生的机会来更好地成为自己。

那些我做出的一件件事情，铺垫出我成为“我”的路径；那个“我”，也在让我做出的事情更加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