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抬起盖茨比回房子时，园丁才看到稍远处草地上威尔森的尸体，屠杀完整了。）
第九章
两年后我回忆事发后的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的所见，记起的只是无数的警察和记者在盖茨比的前门进出。宅院大门上拦了一条绳子阻挡好事者，但小男孩们很快在我的院子里发现了捷径，泳池附近总有几个小家伙挤在一起，痴痴地望着。
有个算是有点想法的人，可能是个侦探，在当天下午弯腰查看威尔森的尸体时，说了“疯子”这么个词。他的语气碰巧还颇为自信，于是这便成了第二天早报上的论断。
大多报导都是胡扯——诡异离奇、添油加醋、谬之千里。麦克利斯的笔录证词被公开后，我以为威尔森对他妻子的怀疑会迅速上升为整个八卦的焦点——但凯瑟琳，此时明明可以信口开河的她，却一言不发。她对此事甚至还表现出惊人的坚毅——她用她那纹眉下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验尸官，斩钉截铁地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她姐姐和姐夫恩爱有加，她姐姐绝没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她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说到动情处甚至掏出手绢哭了起来，仿佛提出这个疑问都是伤天害理。于是威尔森就这样被淡化成了一个“悲痛欲绝、精神失常”的男人，这一段就以这一最简单的形式盖棺论定，再没人提起。
但整个这一部分似乎都跟我无关，让我毫无所谓。
我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站在盖茨比一方的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把这一惨案报给警方的一刻起，每项对他的揣测、每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都被抛给了我。
一开始我惊愕不解，后来我看着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房子里一个又一个小时，就渐渐感到我要对他负责了，因为没一个人想管他——我说的想管，是那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应该有一些的、强烈的个人义愤。
在我们发现他的半小时后，我给黛西打了电话。我打给她是完全出于下意识，不假思索的，但她和汤姆当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没有。”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我怎么联系他们？”
“不知道，说不好。”
我想给他找个人来，我想走到他躺着的房间，向他保证说：“我会给你找个人来，盖茨比。别担心，相信我会给你找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的名字没有在电话黄页上。盖茨比的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地址，然后我打了查号台电话，但等我拿到号码时已是五点过后很久，没人接电话了。
“您能再拨一次吗？”
“我已经拨了三次了。”
“事关重大。”
“抱歉，无人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