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是中国的“国粹”，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迄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在轰轰烈烈科技大爆发的今天，它终是走入了尘封的历史。如果问起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多人早已不知算盘为何物了。
算盘其形长方，周为木框贯直柱，俗称“档”。一般从九档至十五档，档中横以梁，梁上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五珠，每珠作数一，运算时定位后拨珠计算，可以做加减乘除等算法。
“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沧桑。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柴米油盐小黎庶，江山社稷大朝堂。”说的就是算盘。
曾经，算盘是那个时候世界上广为使用的最为先进的计算工具。它制作简单，价格便宜，口诀便于记忆，运算方便，不仅在中国被普遍使用，并且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美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想当年，不论任何单位的会计，办公桌上必定有一把算盘端端正正地放着，它不仅是办公桌上的标配，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众人眼里，会打算盘的人，一定就是文化人。
我的第一把算盘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买的，那是1972年，我家下放在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
七十年代初，家徒四壁。三年级的算术开算盘课了，老师让我们回家找家长买算盘。晚上，父亲把家里猪吃的米糠倒出来，细细地筛了一遍，粗的放在箩筐的下面，细的放在上面，压实，装了一箩筐。父亲说，明天到均川街上卖了这几十斤米糠，应该就能买把算盘。
第二天清早，父亲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米糠，一头坐着我，我比米糠重，父亲只得把扁担挑在三分之一处。
尚店火石冲离均川街上有20里。顺着碾子河走，不时涉水过河，这段路俗称“二十四道脚不干”。走走歇歇，过七条包家巷，过熊家墙院，快晌午时，到了均川街上，这天是均川街上的热集。
看着米糠细，4分半1斤，卖了个好价钱。买糠的人转箩筐倒糠时，发现里面的糠粗些，说你这个年轻人好狡猾，父亲就陪着讪讪地笑。
拿出7块6角钱，在均川街上的日杂店买了把算盘。父亲又领着我去街上的食堂吃了根油条，中午了，肚子早饿了。
算盘是玫瑰红色的，拿在手上一抖动，哗啦啦响，我满心欢喜，一直拿着，吃油条时也舍不得放手。父亲说，把糠卖了，猪没吃的，你回家要多打猪草，要勤快些。
把算盘系上一根“芝麻”带子，斜背着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上课时，老师把那架一米多长的大算盘竖着挂到黑板前，拨动那些如象棋般大小的木头珠子，给我们作演示运算。算盘上的档子带着毛绒，算盘珠子拨到哪一位，就定到哪一位，不往下滑。老师在讲台上作示范，我们学生在课桌上用算盘跟着学。
学算盘很难，难在背口诀；口诀背的滚瓜烂熟，打算盘就很容易了。初用时口诀不熟，不但速度慢，而且经常出差错，背熟了这些“三下五去二，八九七十二、九一下加一”之类的算盘口诀，自然也就顺溜了。
我的算术历来不好，好歹最后还是学会了打算盘。但“拳不离手，歌不离口”，不上珠算课久了，我又把它还给了老师，父亲还总说我学习不用心。
八十年代初，我家从农村返城又回到了随县城关镇，父亲的单位安排他当会计。这回，背珠算口诀的轮到了父亲自己。父亲40岁了，记忆力也自然差多了。常常，他把帐本背回家，噼哩啪啦的算盘声一直响到深夜，只因为和出纳的现金数相差几分钱。父亲说，帐和现金必须分毫不差，哪怕帐上错一分钱，对帐到天亮也要算清楚。
八十年中期，计算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但传统的算盘还在传统的财会工作中顽强地存在着。不时，会有人用计算器和财会人员的算盘比赛哪个快哪个准，报纸上甚至出现过算盘嬴计算器的事例。现在想来，不过是如同世纪初国际象棋人机大战的噱头。
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电扇厂当电工。我师傅的师傅肖守清从广州出差回车间，神秘地拿出一个小巧的薄薄的方形电子产品，说是计算器，现场演试，把一众围观的我们惊的目瞪口呆。当时就羡慕地想自己什么时候能买上一个就好了。其实过了不久，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计算器。
九十年代，随着电脑进入单位，电算化的运用，大大减轻了手工操作的烦琐和疲劳。报表汇总不但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只要把数据录入电脑，就会自动运算，汇总报表很快就出来了。
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地，再也没人坚持用算盘了，算盘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地，它还会成为见证历史的古董。
但这一古老的物件，仍时时映现在我的脑海。那把我小时候在均川街上买的玫瑰红色的算盘，至今还挂在父亲的家里，只是早已不见了它曾经的红，它脏兮兮黑糊糊地挂在那里，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有时回到老家看到它，就戏谑地想，五百年后，它一定是一件地道的古董，如果我今天记载的关于它的故事，也能一并陪着它流传五百年，那一定是一段传奇。
只有一次，多年前过春节前帮父母打扫卫生，这把算盘我拿下来清洗过一次。本来想把它扔了，父亲不允，只好洗干净又挂回原位。洗后揩干时，信手拨拉，它发出的噼噼啪啪的清脆的声音，虽比不上音乐美妙动听，但细细聆听，倒是有许多难忘的韵味。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那噼噼啪啪的美妙声音，常常让我怀念和回味，而关于它的故事，则永远留在我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