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到了人事科见了科长，递上公司的信函，确认无误后算是正式报了到。人事科长招呼小曾领着高新刚进了大门口旁二楼的一间窄长的小屋内，给他安顿了临时的住处。房间长有五六米，一顺且首尾相连地摆着三张单人床，床旁走道仅有一人宽，因此高新刚估计房间宽度最多是一米五。对厦门的天气尽管没什么经验，但他也看出，睡在这样的屋里，甚至都不用盖被单。有的床上有蚊帐，但起初的几天，躺在只铺着凉席且没有蚊帐的光板床上，高新刚并没有感觉到蚊虫的叮咬，兴许是当地的蚊子对这个北方人还认生。

招聘他的基建科长出差去了还没有回来，所以公司也没人给他安排工作。他正好可以借机熟悉周围的环境和当地的风土人情。

厦门算是闽南，当地的人主要讲闽南语。小曾和随后认识的小林、小陈、小梁等与高新刚同龄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本地人，家乡距厦门本岛在百公里之内，不外乎集美、同安，再远点到漳州、石狮、晋江等。他们都是各个中专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公司。噢，对了，小林是东北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在平时都说闽南语，这对高新刚来说就是一种外语，甚至比外语更难懂。学了许多年的英语，随便哪里都可以买到英语教材和磁带，而要买闽南语的学习材料就非得去专门的书店不可。当然，他们与高新刚说话时都可以讲流利的带闽南腔的普通话，这是刻意的，是一种待客之道。熟络以后，用自己惯用的语言和腔调和别人对话，无论对说者还是听者，都是一种被信任、被接纳的标志。语言就有这么奇妙的功能。

学习一门语言，最便捷的方式是置身于相应的环境中，让日常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时时刻刻与该语言相关联，沉浸在该种语言的真实场景中，与真实的人交流即时的感受，尽管谈及的可能都是些琐碎事务、鸡毛蒜皮。

在学习闽南语的过程中，高新刚对学习另一种当时热门的外语——日语开了窍，有了心得。据说，闽南语保留着很多古汉语的发音，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发音，从唐末开始，中原的汉人为躲避战乱向南方迁徙，最终定居在闽南。而日本接触中国最便利的恐怕还要算福建，学习中国文化最常接触的区域应该非闽南莫属，这从日语中一二三四的发音与闽南话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就可见一斑。日语中的清辅音、浊辅音的发音方式和区别一直困扰着他，始终让他纠结于找不到最正确的发音位。闽南语不同于普通话的发音使他明白了，有些音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绝对的标准音，它们不存在于虚空中，而是在活生生的某些人的唇齿间。

当时的流行歌是《爱拼才会赢》，这也契合此时高新刚的心境。人生地不熟，没有一个朋友知交，甚至连一个同学都没有。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和新鲜的，每时每刻都是挑战。好在他从辞职离开水管处起就抱定一个信念，他所有的资本就是年轻，他不惧摔跤跌倒，他有着旺盛的精力，他也确信他有着充足的机会，他付得起一次次不断试错的代价，他要向着他心中还不甚清晰明确的远大前程奋进。

公司的那些同事们，除了凌晨的那会儿忙碌和紧张，白天的其他时间就比较清闲。几个人或围坐在一起泡茶聊天，又或者用扑克牌玩点带彩的小赌博。晚上才开始正式的大戏，有闽南特色的麻将。这种打法很有特点，胡牌是十七张，比全国其他地方的打法多一搭，所有的花牌都用上，所谓“带混儿”，当地叫“游金”（高新刚对此并不确定）。码牌的时候，除了通常在每个牌手面前横放着的一长摞，还要在头尾各加四对牌，码放成八字形，摆好的麻将牌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城，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四个城墙角斜插出了四个城墙垛。一盘输赢可能差别很大，类似数番的算法，再结合押注，多时可能一把就赢个千儿八百。通常的牌局都是熬夜的，夜深的时候由面上的赢家出钱叫夜宵。一般四个人的牌局，通常都会多一到两个候补，以备在其中一个输光赌本（当月的工资）以后及时顶替，使牌局得以持续，以免扫了众人的兴致。高新刚一直都是牌局的旁观者，只是偶尔的一两次替小曾换换手气，从未正式下场参与。他一方面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也怕输。万一输光了，向别人借钱，他是很难张开口的。别人在打牌，高新刚闲极无聊就抽起了烟，一根又一根，你请我让，渐渐地也到了一天一盒半，甚至是两盒烟的程度。所抽的烟牌子很有限，洋烟虽好但是贵，也不能天天买，本地的除了“沉香”、“特牌”，一般就选择“金桥”，四元一包，就是味道浓了点，一天若是抽两包，就会抽“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