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藩见到廖超伟的时候是在巴黎街头。

    这是他离开台湾的第四个年头。风起云涌的五月风暴渐渐接近平息。中产阶级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他还记得他从台湾偷渡到印尼，到处都开满了凤凰花的壮观的局面。然后，他穿过印尼，到了乌兰巴托，经西伯利亚到俄罗斯，再转道去欧洲。想起这些好像身置迷雾，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他在巴黎大学谋了个教授汉语的职位。终日和一帮隔膜着文化的又对汉语极为感兴趣的世界各地的各种肤色的人来往。有时候他会忘记了自己为何而来。在台湾，无论从学术还是社会地位，他完全可以过上十分优厚的生活。梦想一旦陷进日常生活中，挣扎挣扎着就虚无缥缈起来。也许是厌倦，他和妻子终于都堂而皇之地告诉别人他们因价值观不和而分手。他终于和人说她是法国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冲昏了头脑。吵得比较凶的时候，她会扬言要报警捣毁他在法国的老巢。

    分手之后，他搬到了一个合租的青年公寓。起初和一个印度小伙子在一起住，后来小伙子交了一个裹着纱丽的女朋友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搬进来一个大学生，意大利姑娘，丰满而开朗。她会当着他的面从浴室里一丝不乖地走出来。肉嘟嘟的脚掌踩着还冒着热气的水穿过客厅，走到她自己的房间。他还在看电视，看着她颤巍巍的样子。她是在勾引他么。他想。但他是个中国人，他不喜欢不含蓄的女孩子。于是在这各种意念之中，他一次一次地寂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于是，看着她进进出出，终于交了别的男朋友。

    有一次，一个中年女子敲门进来，说要找她的女儿。他愣了一下，从浓汁抹粉地脸上分辨出那是意大利姑娘的妈妈。那女人有着女儿超出三倍的身段，屁股大到了像自坐了一个肉轿子进来。她说，在意大利的乡下看到女儿的同学说他和一个中国人“同居”了，这让她很惶恐。于是摸着路找到了他们。他心里有些觉得好笑，母女俩差别怎么那么大。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看天快要黑了，就乘着自己的轿子到厨房开始忙活。他们互相打听着对方的生活。甚至感到有些好奇。女人一边用粗大的手掌拍打着一只火鸡一边告诉意大利老家的传说故事。他问她，那么，你认识费里尼么？她说，什么。他只好用电影《卡比莉亚之夜》里的扬着眉毛自我介绍的表情又重复了一遍。女人立刻哈哈大笑了说，当然知道。那个女主角就是他的妻子。她曾在罗马看到过他在拍电影，和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很矮。也很爱笑。费里尼喜欢住大旅馆，而他的老婆则 喜欢收藏。她强调说。就这样，他们操着蹩脚的法语交流着，直到她的女儿回来了。他很吃惊妇人还算流利的法语，女孩儿大笑说，她的母亲年轻时在红灯区也做过一段时间“卡比莉亚”的。这让他恍然大悟。怪不得她渴盼着女儿，应该珍视她受着的良好的教育，将来嫁给一个好人家。像他在台湾时一样，那时候，他结交过一个女朋友，是山区的矿工的女儿。她家很穷，就住在靠海的一座山脚下，那里的人都吃着猪油拌米饭。他则有家族产业，但是一革命浪漫主义者。她的身份和经常倔强的神情，总是让他和她走得很近。……她们正在厨房里布置餐桌，两个女人一边分享着生活的惊喜的细节，一边因为奇异的基因作出怪异可爱的动作。他看着她们同样的棕色波浪卷发，陷入了沉思。

    女孩喊他吃饭。他觉得不该打扰，就自己一个人出去了。

    秋天的街头风挺大，柏油路上的垃圾纸片到处飞起来，大马路上轰隆隆的车水马龙。他找到一个长椅坐下，一边抽着烟，一边发愣。突然又被一种奇异的场景吸引。他看到正前方，有一个帅气白皙的小伙子，跟在几个着装入时的女孩后面，脸上带着谄媚的气息。他的脸，他的气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嗨嗨！”陈绍藩露出轻蔑的气息，为他尚未回转过来的猎艳的神色。少年回转头来。看到他。就好像广袤的森林里快要绝种的两个同样的生物相遇。

“崩逐！”小伙子走向他，伸出手。

“崩逐你妹，瞎啊。我台北。你那？”陈绍藩拿着烟卷，身板挺了老高，也不伸手。

“好巧哦，我也台北。”

“忠孝路？”

“左拐第三条block”

“*你娘，为乜跟着人家啊。”

陈绍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街头的脏话对他来说非常过瘾和下得去嘴。他想起溽热的大榕树下，赤着上身的男人们一边用手指掏着香港脚，一边口嚼着槟榔在满嘴脏话地聊天。来法国之后，他经常会在梦中碰到这样的场景。当然，还有他的女朋友。那时候他们在台大，她手里拿着布包的庄子，还有萨特、加缪之类的书籍。这下子，自己仿佛是风筝一样，终于被这个令人讨厌的油腻同乡小伙子给拽着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