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艾羽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右军将军王羲之率众友人在会稽山阴兰亭聚会，大家饮酒赋诗，不亦乐乎。王羲之自然也如此。但不同的是，他似乎跳脱了这个欢乐的氛围，时而伤痛，时而悲哀，甚至陷入迷惘，最终才了悟释然：死生亦大矣。在死之前，还是尽量留下些痕迹好吧。
也许单独看这篇文章，这个感慨并不足道。但结合东西晋的史实来讲，这个主张却是士人中难能可贵的清醒。且看西晋时，曹操铁腕掌权，利用所谓的礼教条例杀人无数。文人从写文章逐渐转变到吃“五石散”，无非是觉得写文章有掉脑袋的危险，倒不如自己吃吃药，弄得风气大败。到了东晋，社会思想融入佛教，出现了诸如陶渊明一般声称“避世”的士人。
可见，晋代的文坛风格，大都是颓唐，萎靡不振的。他们并非真的不管世事，只是爱莫能助，自身难保。他们唯剩哀痛自己生命之短暂，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济世之梦。有的人绝望了，决定顺其自然，生死有命；有的人觉得生死毕竟是大事，但能在死前做什么呢？无从得知，只得痛苦终生。
但王羲之不然。他告诉世人，不仅生死很重要，同样有办法作出一番大事。何必拘泥于从政为官呢，只不过是白白搭上生命罢了。除了救国救民，难道我生来就没有价值了吗？吟诗唱词，写字作画，这些同样闪耀着我灵魂高雅的光辉。与其悲痛而无所为，不如把这些精神的火花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些共鸣。这样，把眼光放到后世，不也是济世了吗？他坦然放弃了功名，走向艺术。毋庸置疑，他做到了。
尤为重要的是，他这样一种了悟，不是任何一个派系的所得，而是接触了不同学说后自我选择和思辨的结果。他摈弃了道家的“生死有命”，儒家的济世之道也不适合他。但他吸收了两者的精华部分。儒家告诉他“生死亦大”，道家使他超脱于尘世的功名与世俗之外
，找寻自己的本心。他终于看清了自己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文人的合适定位，闯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王羲之的这条道路，不能笼统的说是道家还是儒家的道路，更不能说是士人的思想，而是他独有的，以道为衣，以儒为心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