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商鞅与秦孝公嬴渠梁盟誓：

公如青山，我如松柏，同心同德，永为知音。

他们有没有说过这段话现在没人知道，但变法二十年，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商君书·更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贤士游说君主，君主觉得很有道理，或者只是无法反驳，就说，“善”，差不多算种客气，但嬴渠梁却不是在客气。

我不知道嬴渠梁当时是否真的知道他们的相遇意味着什么——如果他有想到，恐怕那种狂喜会令他不敢期待——但我以为，商鞅是知道的。

商鞅的心里很清楚，他要做这件事，他要做成这件事，他必须做成这件事。

我的偶像王安石说，“商鞅能令政必行”，前面有一句话，“今人未可非商鞅”。自古以来变法的人很多，其中失败的居多，比如王安石。

而“非商鞅”，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是太史公司马迁。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

司马迁的评论也算得上刻薄了，但太史公的公正是众所周知的，他并没有否定商鞅的功勋。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后来越来越多人说商鞅，“作法自毙”。

我曾经反复想过很多次，商鞅为什么要做得那么绝？他既然想活，当初就没想过给自己留足后路吗？至少，他可以不把秦国老氏族得罪地那么彻底，他可以给公子虔换个刑罚保留一个贵族功臣的尊严……

商鞅当权时的种种言行，甚至有种“小人得志”的气焰。

但是，当我再去看看各国变法的结局时，却好像懂了。变法的人，大抵是没有好下场的。有的人得不到充分的支持，败给了守旧派，郁郁不得志；有些人当时成功了，可惜支持他们的君主身故，变法也功亏一篑。

只有商鞅成功了。

因为“商鞅能令政必行”。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商鞅的改革最为彻底。

立秦孝公活着的时候，老氏族们都怕了商鞅。

因为与他们相比，商鞅是不要命的。商鞅怕死，但怕死不妨碍他的志向，他做事，就要成，就要有功。

人们总以为商鞅做的太过分，是不必要的，那些未能大成的变法者们也是这么想的。

太子犯法，太傅代受刑罚，这本身就是种通融了，但不罚或轻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法令的效用降低，意味着会有更多贵族挑战法令的权威！

结果就是，要么贵族陆续渗透瓦解新法，变法失败；要么为了挽回法令的威严，守护变法的成果，就要有更多的人付出鲜血。

而当公子虔被割掉鼻子，贵族们才终于彻底放弃了在商鞅大权在握时与之对抗。

商鞅没有顾虑，也没办法再有顾虑。

接下来再谈，商鞅变法成功的另一个要素，就是秦孝公死后商鞅虽然惨遭车裂，但新法却没有被废除。

理由很简单，两条，第一条是秦惠文王不是傻子，第二条是他看见保留新法利大于弊。

第一条证明他有足够的判断力，第二条则是商鞅的成功。显然，商鞅变法效果卓著，到了即使他的敌人也无法去否定他的功绩，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与其下药之猛密不可分，变法本就是件难事，难事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决心与魄力。

对于商鞅的评价，今人以毛泽东所言最为贴切，“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做事的人总有一套理论，不论自己是否相信，而商鞅却是实实在在相信着自己的理论的人。

他不是一个道德家，却真真是一个为理想而活、因理想而死的人，或许他做了许多“违礼义，弃伦理”的事，却不曾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去破坏“法”。

公如青山，我如松柏。

青山既已崩，松柏何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