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皆书生，他们早已成江湖
（一）书生的悲凉与风骨
书生，以书为生。旧时为读书人谑称，多有贬义，如“儒生”“学究”“白面书生”等；历史上的书生多悲凉，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当下泛指脱离“实际”“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戏称为“书呆子”“迂夫子”“书生气”，因不善逢场作戏、投怀送抱，而常不得志，孤芳自怜。
但虽“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有“滚滚如红尘，宁做一书生”风骨，也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因为书生清闲雅致，可以“舍荣华、物外游行。无思无虑，无爱无憎。便纵闲心，寻霞友，访云朋。常处常真，常净常清”；因为书生安贫乐道，“乾坤岂是无情物，民社还依至性人。不有一腔真热血，庙堂未许说经纶。但使无颜皆可富，若非有骨岂能贫？双睛不染金银气，才是英雄一辈人”。因为书生有抱负有情怀……
（二）江湖的洒脱与险恶
江湖，最初的本义是指江河湖海，庄子说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江湖”用的是本义。但在国人心目中，它早已隐去了作为自然地理名词的原始意义，泛指不受当权控制、适性所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含的概念。
江湖的生活是洒脱的，由于江湖广阔浩淼、荒僻鄙野，它与热闹繁华、名利所在的城市恰成对立，于是成了文人隐遁之地，成了书生们厌倦鸡争鹅斗后所向往的休憩场所，所谓“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醉江湖三十载，焉得书剑解红尘”“御剑江湖载酒行，江湖邋遢不知名。笑听风雨身后事，与君携手发狂吟”，都是书生向往江湖生活的心情写照。
江湖又是充满险恶，是个是非纷扰之地。因为江湖是与官方社会相对的隐性社会，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和你死我活的争斗。江湖社会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群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是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地域，但确实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所谓“剑起江湖啸恩怨，月如霜。西风落叶花飞谢，酒自浓烈向天洒。侠骨峙魔心，杀气拨尘乱。九万云集城压迫，挥叱咤。巅峰对决长空裂，爱恨情仇一瞬间。铁马嘶魂魄，赤血祭黄沙！”
（三）江湖文化的渗透与变异
历史到了农耕文明的末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脱离土地向城市迁移谋生的人口日渐增多。这些在异域的陌生人为了生存，需要抱团，需要彼此变成“熟人”。于是，先前那些因血缘、尊卑、亲疏远近而产生的经验或规则，就成了他们可以复制的母本。虽不是父子兄弟，但年龄差异、能力大小、权位高低都可以被拟制为尊卑关系，于是有了“大哥”“小弟”的江湖称谓。老乡、亲戚、朋友、师生、同学等关系都极容易自然形成“熟人圈子”，而这些“熟人圈子”普遍带有江湖性质，江湖文化由此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渗透并泛滥。
以集权方式所建立的官僚体制，在正式制度层面，会有一套明确的规则；然而，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日常的官场也同样有许多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它们多少都带有江湖性质。因为，集权之下的各级官僚在性质上都是被雇佣者，对多数官僚而言，其结果往往是“谋职于国，谋利于家”。“忠”的宣扬与教化多是在意识形态层面，需转化为利益上的联结才有效。集权者需要通过“升官”和“敛财”的工具和手段，维护集权体制的稳定和官僚对其的效忠。而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也同样为达到“升官”“敛财”的目的，尽力巴结上司、笼络下属或建构官官相护的人际网络。 于是，官场就异化为江湖。
现实中，官僚们为了在官场上立住脚跟或升迁，除了靠自己的才智外，需要有赏识他的人，也需要有履职的人际网络，而“江湖”则是重构官场人际关系的最主要算途径和形式。“同学”、“师生”、“同乡”或是曾经上下级关系的官员就容易成为“自己人”，如果没有这些关系又气味相投，那也可以通过江湖结义的方式成为“兄弟”。这样一来，官场里便通过这种人际关系建立起各种“圈子”。一个圈子里的人彼此提携、照应，官场生涯也就多了一份顺风顺水的可能；相反，假若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哪怕是同僚、同事，也会因为圈子的隶属不同而互相掐捏，使绊、拆台。
对于“圈子”来讲，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处的位置，对于要求“施予”什么？应给予何种“回报”？如何输送利益而获升官敛财的机会，每个人心中都有底，并形成默契。在学校里，向领导学术行贿，帮领导完成课题、代写论文，帮领导解决职称问题，其目的多是为了得到更多“机会”、获得更多“资源”、以求更多“照应”。一个人无论居于圈子的何种位置，他都是以“利已主义”为轴心而相互联结，“施予”与“回报”的对等性，在江湖看来就是所谓的“义”，这是“圈子”得以运行的前提。“义”若被打破，“圈子”就会发生波动，有的可能被踢出“圈子”。“圈子”的核心人物一旦发生变动，圈子也会出现“群魔无主”而“作鸟兽散“，成员之间为了“争宠”，为了争夺利益，相互间出现告密、背叛、出卖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江湖里，“义”通常是“利”的倒影，没有利害关系，“圈子”就散掉了，江湖也就没了恩怨情仇。可见，“圈子”的本质就是江湖。
（四）官场“圈子”是江湖草莽
所谓江湖草莽文化，乃是以人身依附为纽带，以忠诚、义气为价值标准，以上下尊卑为组织结构，以个人独断为决策方式，以小团体利益为共同追求。在江湖草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尤其上下级之间的联结不是基于法或者基于事，而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下级是上级的私人，上级对下级之荣辱具有极大的权力，上下尊卑森严，下级既无平等权，也无独立的个人尊严，决策基本上依靠“老大”的个人独断。在这种文化中，对成员的评判与对资源的分配主要视成员的忠诚度与义气度，而不视其个人能力与品德高下。
官场“圈子”正是江湖草莽文化在官场中的反映与延伸。在现实中，单位成了单位领导的私人领地，职位以及利益的分配成了领导控制与拉拢下属的工具，领导在单位中具有绝对的权威，领导与下属之间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管单位领导叫“老大”，称同事为“兄弟”，小喽啰们则需要仰仗“老大”“摆平”、“罩着”而分得一杯口水，体现的是江湖上权与利关联的畸形关系。谄媚奉承、拍马蹓须盛行，所谓“白天紧握领导手，夜晚想想象条狗”现象是这种畸形关系的真实写照。单位领导俨然江湖老大做派，玩弄权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颐指气使。谁对他构成挑战和威胁，谁就会被“下课”。而某些所谓的官场“朋友圈”，实际上无非是一些人依附在官员周围而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官员借助这些人将手中的权力“变现”，而这些人则利用官员的权力谋取利益，这样封闭的“圈子”自然就是草莽江湖。
显然，“圈子”文化是一种腐败文化，无论是任人唯亲的私人圈子，还是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圈子，或者官官相护的权权交易圈子，本质上都是权力腐败。当然更严重的是极大地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江湖式的官场“圈子”里，决策无民主，治理无法治，上下无平等，分配无原则，权力无约束与节制，而公平、公正被搁置、伤害。政治巡视中出现的违规违法现象，啼笑皆非的做法大都是“圈子”里、私底下“江湖式”操弄的结果。形形色色的官场“圈子”为腐败提供了平台，为利益勾兑提供了场所，是权力交易的“拍卖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集权体制下的官场江湖化，更具有伪装性和隐弊性，官员在台上台下、对上对下、白天黑夜判若两人，这种“两面人”于上于下都极具欺骗性。
（五）书生VS江湖，谁输谁赢？
书生讲究的是节，江湖讲究的是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论哪一句，都昭示着书生响当当的气节；而“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话，听着豪气，但仔细一想，却都透着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尽显江湖的本质。但是，书生的“节”是真的，江湖上的“义”多半是假的，“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败”是江湖上最真实冷酷的注脚。
书生要的是虚名，江湖图的是实利。所以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所以项羽说：“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羽到死还放不下一张脸。要是换成江湖，则一定会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书生说：“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江湖则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书生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江湖则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书生认死理，江湖知变通。所以，书生若是当个幕僚，也许还能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真要是自己做了大当家，多半是以悲剧收场，因为他不懂江湖文化。比如光绪皇帝临死时，还要大叫一声，慰亭（袁世凯）误我！其实，误他的哪里是袁世凯。只要光绪皇帝的书生气不改，他就永远斗不过慈禧这个老江湖。
书生以为别人都是书生，江湖一眼就能看穿谁是书生谁是江湖。位极人臣的都是书生，执政当朝者都谙于江湖，所以书生是万万斗不过江湖。诸葛亮是书生，刘备是江湖，所以刘备死后，仍然能驾驭诸葛亮，让他鞠躬尽瘁十多年；书生敬重书生，而即便是江湖客，也不喜欢别人太江湖！所以皇帝打下了江山，总要杀戮功臣，换一批书生来治天下。不过，最可怕的人，是书生突然热衷于江湖。最可敬的人，是江湖客翻然看破了世事，避居山野，捧起了圣贤书。
你我皆书生，他们早已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