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叹 “人生如戏”时，大多是处于失意状态。但也可能是得意的时候，忽然想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觉得世间虚无。

从顺序上说，当然是先有人生，后有戏剧。但戏剧又总被反过来比喻人生，莎士比亚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男女都不过是演员”。中国戏剧舞台两边贴的对联，意思大多如此，我比较喜欢的一副是“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

这可不是要和你悲叹世事无常，那并没有什么养分。而是借欣赏《茶馆》，给你介绍一个对人生如戏的社会学解释；再从这个理论里，看看咱们有没有什么应付这种虚无感的办法。

人生如戏的社会学解释

茶馆是一个公共场所，这部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有种潜在心理：他们既要表现自己，又不愿意表现真实的自己。他们既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性格在说话做事，也是在表现某个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应该有的样子。

这让我想到一个叫做拟剧论的社会学理论，就是说社会生活是可以和戏剧进行类比的。这个理论来自“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厄文·高夫曼，他在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和《日常接触》里，从社会学角度，解析了什么才是现实中的“世界是舞台，人人是演员”。

拟剧论的含义是：人类社会是因为人类的互动交流才存在的，这就像舞台能称为舞台，是因为有戏剧上演。我们遵守由社会体系建立的规范，就像演员在演由剧作家写的剧本。我们执行它，就是接受了它。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在家里、在工作单位，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就是因为接受了各个场景里的人设和剧本。高夫曼把这些剧本里的礼仪、语言、动作等等内容，称为符号系统。所以，他代表的社会学派，称为符号互动学派。

我们和他人互动时，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符号，传达某种意义，从而获得相应回馈。

比如，我在朋友圈贴一张在健身房的照片，潜意识是希望你点赞，夸我又瘦了。我希望扮演一个健康自律的人。你按照套路回应，就是在扮演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以便下回我好给你晒孩子的照片点赞。

你可能觉得，这种描述太尖酸刻薄，我们的交流，是出自真诚和友善。但高夫曼的理论认为，对社会互动的观察，真诚与否，并不妨碍社会运行的结果。

我们每个人像演员处理角色一样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有的属于演技派，有的属于偶像派。而社会也像一个舞台一样运行。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我们按照公认的互动规范表演自己的某一部分，掩饰自己的另一部分，并不等于欺骗，而是一种社会义务。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

《茶馆》的“戏中戏”

下面，咱们就可以把这种观察，代入到《茶馆》里。

《茶馆》至今能感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剧本，距离当年并不遥远。

茶馆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已经决定了它是很好的社会舞台。在前两幕，有个胆小怕事的松二爷，他为常四爷和二德子劝架时，说“我们也都是外场人”，在老北京，总在街面上活动、人情练达的人叫外场人。

每个茶客，就是拿出自己的外场人设来表演的——这里说的表演，不是话剧舞台的表演了，而是剧中人表演他的社会属性，是戏里的戏。

再接着说松二爷。在第一幕里，他的衣着非常考究，但细节已经透露，他这时并不富裕。穿戴整齐，是他的外场人设。松二爷夸一块怀表时，不是夸表好看，而是说这块表“体面”。你看，老舍下字多么精确。

第二幕，松二爷已经彻底落魄了，他难过的表现是什么，是说“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么？”他不是为贫穷难过，而是哀悼自己连基本的体面都没法保持了。这种体面，用今天的方式解读，就是维系社会身份的资格。

咱们再来看一场人物互动的戏。第一幕，一对乡下穷苦母女来乞讨。秦仲义说“轰出去”。在舞台表演上，比剧本更丰富，他是先想掏钱，又止住了。他觉得自己在做救国的大事，没必要动妇人之仁。

常四爷的自我人设是我行我素，仗义执言，立刻施舍了两碗烂肉面。但他也是“外场人”，顾忌场合和礼仪，特地吩咐“带她们到门外吃”。老北京人就算要打架，也得说“咱们外面儿”“出去说”，不能给房主添麻烦。

对社会角色掌握得最好，最按套路来的是王利发。于是之说，演这出戏要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表演沏茶送水，因为茶馆掌柜要眼观六路，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这时候，王利发看出秦仲义挂不住了，赶紧过来先捧常四爷，说“您是积德行好”，再立即给秦仲义支一个台阶：“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谁也管不了。”

秦仲义这一幕是一直端架子的，这就是他的人设。这时，他顺着台阶下来了，先挖苦一句常四爷，说国家兴亡不在乎给穷人一碗面吃。再冲王利发说自己要开工厂救国。显示自己的见识和实力。

人艺1979年版《茶馆》第一幕剧照 摄影：吴钢

焦菊隐导这场戏时，脱离了要求演员完全进入角色的斯坦尼体系，让演员直接对着观众说话。这么一个小调整，却让三位主演感到非常激动。直接面向观众，让他们的感情能更自由地抒发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的三个人，只剩下三颗说心里话的赤裸心灵。已经超越了具体人物形象和一般意义的表演，可以直接给观众看了。

所以说，不能随意做到坦诚，正是因为有社会角色要扮演，也就是说，还有退路和底牌。如果真的彻底坦露自我，很可能是遇到了绝境，甚至社会出了某些问题。

再说，随便说出最心底的话，对听者也是困扰。在公众领域里，本来按自己的剧本演得好好的，突然接到别人最真实、最无助的心里话，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人生如戏，并不消极

照这个思路，咱们再来说说，人生如戏，人人演戏，究竟该不该指责？

刚才说了，从社会学来观察，表演是社会行为的必然，是社会中人的义务。就连我们劝精神崩溃、要彻底放弃人设的人，也会说“你不顾自己，也总得想想父母、想想孩子吧”。这可以解读成：你的家庭还需要你扮演父亲和儿子，你关心的人还需要和你进行互动。

我们再从哲学上来说。哲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在研究自我意识、人格和意志自由这些问题。康德说，精神是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谜。科学能思考它，但不能解决它。

既然无法彻底把握，人对于自己的精神，也就不可能彻底表达。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只是精神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某一个层次。

这种有意识的表现，从性质上判断，就是表演。所选择的表演形式，依据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每个人都如此，这与善恶、真诚或虚伪无关。

接受这个观念的意义在于：我们既不要抗拒内心的表演意识，也不能太高估自己的真诚。事实上，人能做到的最大真诚，基础就是意识到真诚后面还隐藏着未知的虚伪。所以，我们才能一再地监督自己，从外部审视自己，让自己更接近自己愿意成为的那个人。

很多人把我行我素、违反社会公德甚至肆意侵犯别人的权益叫做“自我意识太强”，其实正好说颠倒了，这种行为恰恰是没有自我意识，从不进行自我反思。

我们还是说《茶馆》，第一代“老刘麻子”的扮演者英若诚说，老舍特地提示他：“你演的还不够坏，但你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刘麻子完全不自省，不反思，他觉得自己拐卖人口就是对的，因为他家里有个小刘麻子要养，所以他就可以拐卖别人的儿女。

一个真正的好人，就是按照公认的社会规范，坚持表演完一辈子好人。我们尊敬他，正是因为他在艰难地表演，在努力接近真诚。所以说，重要的不是演戏，而是在演谁。我们是选择演常四爷，还是演刘麻子？

符号互动学派社会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呈现的是类似舞台表演的现象和法则。从哲学上讲，人对自我的不断完善和积极塑造，是正当状态。

人生如戏，并不消极和低落，重要的是清醒地演一个好人，并且好好地演下去。《茶馆》里的人物如此，我们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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