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方式、方法和基本逻辑

在经济社会科学领域，通常可以认为，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即可发现历史上重复现象或相似之处。[1]两次危机实际间隔约80年，可用于对比研究的时间超过一百年。一百年间，历经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和两次繁荣与萧条的更迭。因而，运用归纳演绎的总结方式和历史周期律的基本逻辑，对比研究两次危机。

二、两次危机的五点主要区别

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从危机爆发初期来看，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从危机的发展演变来看，本次危机复杂程度高于前者。总的来看，本次危机短期影响较轻，深化调整所需时间更长。根据归纳的总结方式，两次危机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五点：

1.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化

大萧条时期人口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尚未确立。本次危机人口年龄较高，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受教育程度高，发达国家普遍已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适应性低。[2]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影响，人们乐于维持现状。

2.技术条件变化

大萧条发生于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程度有所提高。本次危机发生于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信息化高度发达。与前者相比，风险扩散和市场共振速度更为明显，传播范围更广，全球市场波动更加明显。

3.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负反馈速率和社会福利制度变化

大萧条前，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尚不存在。本次危机发生前，资本主义国家汲取社会主义理论，政策、市场同时干预经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大萧条的认知，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和刺激，短时间内避免了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因此，危机初期影响较轻。

4. 全球化和国际组织体系架构变化

大萧条时期，全球各国普遍采用金本位制度，经济上各国采取各自为政的态度。本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已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三大框架，各国普遍采用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各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能力显著增强，不再受制于金本位制度。[3]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受国际贸易加强而显著提高。

5.全球经济格局变化

大萧条时期，危机主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和发展，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高。本次危机，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分庭抗礼。发达国家内需下降的同时，新兴国家的消费需求对经济下滑的缓和起到关键作用。[4]

三、两次危机的十项主要共同点

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归纳，得到十点结论：

1. 重大技术革命的发生是产生繁荣的根本原因和引起萧条的根本导火索

历史周期律的重要表现之一是：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改变了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创新效应，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产生根本性影响。[5]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发生电力技术革命，至1929年间隔约60年；1980年发生信息技术革命，至2008年间隔约30年。警示意义在于，当重大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积极抓住它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应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的出现，估计其震动性和影响。

2.危机发源地均采取极为宽松的经济政策

大萧条前，柯立芝总统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政府不断放松市场经济的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克林顿总统、小布什总统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经济的放任程度和监管的放松程度接近甚至超过里根总统时期。信息通信、互联网、房地产业持续繁荣（三者合计占GDP份额达41.5%，分别占GDP份额达20.7%，8.7%，12.1%）。由于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被忽视。政策宽松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互为补充，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发达国家出现制造业衰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息通信、互联网和房地产业，劳动者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失业率上升，以及对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导致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充满风险。（如表1和图1所示）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促成危机发生

两次危机的共同前兆是较少数人占有较多社会财富（如图2所示，最富1%家庭收入占总收入分别达到23.9%和23.5%之后，危机产生，收入分配比例迅速下滑调整）。大萧条期间的表现形式是实体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对立。本次危机中，收入分配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少数知识精英。世界经济形成“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制造中心——资源型国家提供能源与原材料——发达国家负债消费”的三角形循环。形式上的变数较多，主要矛盾仍是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二者对立。

4.选票政治干预经济决策，民粹主义助推危机产生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往往引起公众不满，受选票政治影响，政府倾向于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安抚民心。大萧条前，柯立芝总统做出“每家后院有两辆汽车”的承诺；本次危机前，克林顿总统、小布什总统承诺提高住房自有率。[6]欧盟国家出现税收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同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的过度福利现象。研究认为，每间隔70年左右，高负债都将引起一次经济危机。（如图3所示）

5.投机状态下的大众心理加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两次危机前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社会心态趋向于投机行为。政策上的货币环境宽松和浮躁的社会心态促使人们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由此产生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本次危机前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如图所示）

6.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失控的狂热投资

大萧条前，信贷宽松引起投资狂热和股市泡沫；本次危机前，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业监管达到空前膨胀，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政府迫不得已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遏制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引发一部分资金撤出资本泡沫，诱发金融危机。（如图4所示）

7.危机爆发后，市场力量挑战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金融稳定性恶化

决策者常常在应当采取行动时错过最佳时机，应当开放和合作时采取保护主义，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进结构性改革时步履维艰。[7]一方面由于决策者缺乏危机应对经验，另一方面决策者面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座大山，被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拖累和被意识形态束缚。

8.尚未走出危机之前往往出现二次探底

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负债率，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开始，随后发生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经济压力，又不得不通过超发货币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在经济尚未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二次繁荣之后，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本次危机中，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得到缓解，但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全球经济二次进入危险期。（如图5所示）

9.危机进入最困难阶段往往催生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凯恩斯革命”。本次危机中，“凯恩斯主义”的负面效应凸显，“国家资本主义”等理论获得一定支持。

10.危机结束后，“再分配效应”引起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在大萧条后得到验证。大萧条后，全球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架构。本次危机产生后，全球发展重心可能从美国向新兴国家转移。从辩证的角度看两次危机，既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又具有积极创新作用、再分配效应，这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1].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宏观经济学与方法论》，《社会经济比较》，2011年第6期

[2].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

[5].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三联书店，2006年

[6].本·伯南克：《大萧条》，东北财经出版社，2007年

[7].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