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劳资关系--

民初，包头“大行”、“农圃社”和“死人沟”的“粱山”的形成及其关系，是旧中国工商业资本家、地主集团势力和流氓江湖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利用和逐步合流而混成一体的一个社会缩影。

“粱山”会众，行业多多，品流复杂。他们贩毒吸毒、包娼庇赌；充当打手、特务，街头巡逻、弹压会场；滚利盘剥，保护戏园子；其更甚者是，他们还明日张胆地铸私钱，收私税，甚至盗死尸和做“顶命鬼”等等非人勾当，全都插足，从不放过。可谓包罗万象，样样都干！这是旧中国社会百丑图中的一丑。看此一丑，会发人深思，会使你更爱现在和努力创造美好将来。

京绥路于 1923年修至包头，1926年包头才由萨拉齐的一个镇设治为县。因为包头是长城口外一个水旱码头，从清乾隆年间修起“绥远城”，汉民从晋北陕北迁入蒙地开垦以后，就与张家口 (东口)、“归化城”(西口)、多伦 (喇嘛庙 )齐名成为商业上和军事上的重镇，也成了流氓底层社会觅食的地方，流行着“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东走哩，西窜哩，每天也要吃饭哩”的调调。清同治年间马化龙和白彦虎在甘宁起义，左宗棠奉旨“平回”，“嵩岳军”张曜的后方便设在包头。李鸿章“淮军”的“水上巡防营”和“洋枪队”也在包头和托克托的河口镇及萨拉齐的善岱镇防守，曾一度为内蒙古西部带来名叫“簧腔”的“徽剧”。包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和丝竹盈耳的繁华城市了。到了光绪年间，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还非常荒凉，河套的隆兴长和梁外的羊厂壕，虽然设置了五原厅与东胜厅，但是五原和东胜的“厅官”与西蒙垦务、盐务上的行政人员嫌那些地方生活艰苦，都住在包头镇内办公，这样包头就形成为内蒙古西部的政治重心。而且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冠盖往来，军队屯聚，一年比一年繁华，社会也一天比一天复杂。但关于地方的管理，在清末时只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了民国初年，也只是由萨县巡警营分设了一个分驻所。这时包头已发展到五六万人口，各个阶层都有，一个巡官带着 30多个警察，怎能会有力量统治这么大的局面，因此包头长久以来一直是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街面的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

所谓“大行”，是包头工商业生意人的公会组织，到了民国改称为商务会。所谓“农圃社”，是郊区地主们的封建集团组织。所谓“梁山”则是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江湖组织。他们在包头设县建市以前的管理办法是：由“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里边办公，受萨拉齐厅和以后的萨拉齐县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买卖人和庄户人只能出钱出粮和出车缴草，其他有关地方警察的辅助工作，便由“大行”和“农圃社”雇用“梁山”的人来担当。因此“大行”和“农圃社”的议事机构就是当时包头的行政衙门；“死人沟”的“梁山”，就是当时包头的警察机关。

“死人沟”在包头旧市区草市街以北，1949年以后改为“慈人沟”。这里原先是一个停厝棺材的地方，后来乞丐在那里掏窑打洞居住，成了包头的贫民窟。清朝和民国初年，死人沟是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头逮捕和五原、东胜与萨拉齐后山地区送来的人犯，先在死人沟看管，然后再往萨拉齐监狱解送。死人沟除了居住乞丐，还有好几家鼓房，“梁山”的头儿所在地——“忠义堂”就设在鼓房以内，它的人马都散布在包头各个角落，给“大行”和“农圃社”打杂，并执行警察和特务工作。

“梁山”的人首先是负责巡查街道和弹压会场。清朝的时候包头有好多聚赌的“宝店”，庙宇上经常唱戏，阴历正月十五和二月二大闹“红火”，七月十五在南海子放河灯，这些地方最容易打架斗殴和阻塞交通。“梁山”的人扛着“大行”的虎头牌，手拿牛皮鞭和铁绳铁锁走过来倒过去，不用说平常的老百姓们不敢捣乱起哄，就连在赌场顶好汉股子的“白花”，也都对他们畏惧。“梁山”里边什么人都有，更不乏拳棒手和顶命鬼。相传在辛亥革命时攻打大同的“二麻烦”曾于宣统元年从大同到包头闯码头，自恃武艺高强，不把包头的江湖放在眼里，得罪了死人沟的“梁山”，就被“梁山”的头儿派了些拳棒手，趁他在剃头铺低下头梳辫子的时机，用石灰先把他的眼睛蒙住，然后拉到街上殴打，几乎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