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在讨论“内卷”，我想起四十年前，自己参与的一次“内卷”行动。
那时我和爷爷奶奶借住在鲁南一个县的小村子里，大概上二年级。学校在邻村，印象中距离挺远，约莫有3、4里地的样子吧。说是学校，其实并没有院子，只是几间土坯垒砌的屋子充作教室。教室里用石头、砖头或土坯垫起几张木头板子，就是课桌了。墙上开着窗洞，木头打的细楞窗框上贴着窗纸。两扇木板门，每扇都钉着两个铁门鼻子，锁门时，就用一根一端有洞的铁栓穿过四个铁门鼻子，用锁锁好就行。
“内卷”行动就和这个锁有关。
那时有晨读，晨读结束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回来上上午的课。晨读的时间可能是早晨6点钟，因为隐约记得，晨读时需要照着亮。条件好的人家给孩子准备一个代销点里卖的洋油灯。偶尔也有人会带一支蜡烛，那就成了全班人都惊羡的事。我奶奶给我做了一盏灯。她让爷爷从单位捎回来一个用完的玻璃药瓶，大约三寸高，一寸粗细，黄褐色。瓶盖是铁皮的，这最为重要。奶奶用剪刀在铁皮盖上扎个洞，再剪一块其他的薄铁皮，卷成一个空心的细管，刚好能穿过瓶盖上的洞。奶奶再从哪个破棉被里扯一点棉花，搓成长条，穿进细管里，就成了灯芯。玻璃瓶里倒上小半瓶洋油，一个小洋油灯就好了。这样一个小灯，我也不舍得点，实在要点灯，总要把灯芯捻得短短的，现在想想，就明白了什么是“一灯如豆”。
还是回到晨读上来。学生要晨读，问题来了，谁给学生开教室的门啊？如果就是老师拿着钥匙，后面的“内卷”行动就不会发生了。偏偏老师为了激励小孩子，宣布了一个决定：谁到校最早，谁拿着钥匙开锁。如果哪天拿钥匙的学生比其他人到得晚了，就要把钥匙交给当天来的最早的学生。
毫无疑问，对我们这群争强好胜傻乎乎的小孩子们来说，能拿着开教室门的钥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骄傲。
做第一个到学校的人，拿钥匙！没有最早，只有更早。“内卷”开始了。
开始是比谁起得更早，跑得更快。你天刚笼明到校，我就还黑着天往学校跑，他就到校等个把小时才见光亮。在这场“内卷”中，学校所在村的孩子们比我们外村的孩子有优势。因为我们还要跑几里地的路，现在估算起来，要抢着能第一个到校，我们至少要早起半个多小时。
后来就有人耍心眼。有那么几次，有学生早早到了学校，教室里空无一人，教室的门却开着。原来拿钥匙的学生到学校开了教室的门，又跑回家去睡觉了。可是老师没说这样不合规矩，其他的学生也只能恨恨地，咬着牙，明天半夜我就来，看你还能比我早。
我就干过一次半夜到校的事。因为我想做最早到校的那个人，所以一再叮嘱奶奶，千万千万要早早喊我。那时每天奶奶喊我起床。因为没有表，她老人家都是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光亮来判断天时。那天的月亮很好，月光透过窗纸，耀得屋子里明亮亮的，奶奶的眼有些昏花，她把月光误作了晨曦，慌忙忙地把我喊起来，赶着我去上学。
我急三慌四地穿好衣服，背起书包，打开门往外走，才感觉不对。月亮孤零零悬在幽深的半空中，天地间听不到一丝丝的声息，这和我往常上学时，耳边随时都有此起彼落的声响，截然不同。我惊愕了那么一会，犹豫了那么一会，忽然有了一个希望——这次我一定是第一个!走吧，上学校去！
我已经记不清楚，那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究竟走了多久，又是怎么走过的。现在还能回想起来的，只有趟过草丛时，沁凉的露水包裹着脚丫的清寒。
到学校之后，教室的门果然还没有开。我想象着那个拿钥匙的同学不得不把钥匙给我时的沮丧和不甘心，得意了好大一会。但这份得意很快就被困意驱散，我偎靠在教室门边，呼呼睡去。其间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其他同学才陆续到来。
我是否拿到了第二天开教室门的钥匙呢？或许吧，但今天想来，那场“内卷”真的是徒劳无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