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哈尔滨，-14℃了。在寝室磨蹭着该不该穿袜子去洗澡，上铺歪个头催着：“诶诶，你再磨叽，澡堂要关门了。”无奈地穿上地上卷成一团的袜子，扣紧大衣，奔赴凛风。不出所料，水雾氤氲的澡堂子里，都是白花花的胸脯和大腿子。人多的时候，水洒声伴着嘈杂的谈话声以及水汽自发形成的薄雾，成了赤身裸体间的最佳屏障，声音和图像都朦朦胧胧的，反而少了好些尴尬。若说客栈是古人的消息传递部，那澡堂一定是现代人的八卦论坛，我一直以为这是北方特有的澡堂文化，细想起来，搓澡间隙还能解闷，倒也算件乐事。
“哎，你说说，还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呵，怎么就会有那种室友？”
“对呀，现在这网友还真是厉害呀，连她的公司、身份证、家庭住址这些都给挖出来了。”
“那也是她活该，我给你说，她爸叫‘刘发春’哈哈哈哈,起这种名字能是啥正经人.”
“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吗？不是网友瞎写的吧。”
“啧，真的真的，你自己去微博上搜嘛。”
“啧啧，你说人怎么就能坏成这样呢？哎你看她那个采访了吗？哭得真假。”
“可不是嘛，一看就是有人指导过的，要是想承认，怎么不一开始就出来呢，非要江歌妈妈求她那么长时间。”
“对呀，她家一家都不是啥好东西，相由心生，那女的长得真丑。”
……
这倒不是我第一次听见关于这个事件的评论了，随便一个大V底下的热评和这两个女孩讨论的都相差无几，我也并不觉得惊讶，在这件事情上，线上线下网友对刘鑫的声伐责难是大势所趋，也是人性使然。
民众的责难中有两个重要的切入点，一是受害人江歌在这桩或被定义起因为情感纠纷的惨案中扮演的是一个无辜的局外人角色，也就是说她本可以幸免于难，至少，她不该成为受伤最重的那一个。其二便是刘鑫在案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不作为甚至同其家人对江母的不尊重，这是激发民怨民愤的两剂催化剂。原因的根本在于我们对人性总有着美好的期待，我们期待江歌惨叫时，刘鑫能够扭开门把，挺身而出，哪怕可能需要用牺牲来成全正义；我们期待案件发生后，刘鑫和江母惺惺相惜，承诺为故友照看母亲的余生，哪怕她们彼此仍有嫌隙；我们期待共同指证，将凶手绳之以法，于是世界和平。然而现实中的人性除了有勇敢和宽容，还有胆怯和自私。所以我们学着鲁迅先生那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将此话践行得很好，
“她一定听见了叫喊，把门反锁了”，“她就是故意让江歌在外面等她的”，“怎么可能打不开门，那后来警察来了门怎么又开了？”……
我无法还原当时的任何情况，也不打算推测事实到底如何。写下这些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责难任何一方，网络舆论在这件事上的确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案件持续的高关注度会让这件事在处理上得到更多的重视，有更多的顾虑。我想在此讨论的是，在当下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还需要多少诸如此类的案件来提高和凝练我们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态度？
每每遇到当判决结果或者惩罚不足与民众的道德观念相去甚远时，我们总会提前用道德来审判人性，尽管我们都清楚，人性经不起考验，但我们却始终期待法治时代，以法量刑，以德判人。我们在听到一个社会新闻时总会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其中的弱者身份，于是自然恐惧任何可能导致我们受害的因素，在讨论声中，这些恐惧会发酵，口口相传成了讨伐的根本，同时我们自然期待总有高尚的人性普照，解救苍生。可毋庸置疑，趋利避害是我们生存的天性，设想一下，如若今天道德失格的不是刘鑫而是我们当中的任意一人，没有谁会再期待这种网络生态的便利。也许刘鑫曾侥幸想过摆脱这个案件的标签，沉默和逃避等到案件沉寂，便可以在别处改头换面，岁月静好。但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没有成全这一侥幸，反而把这个标签在她身上粘得更牢了，我们告别了农耕时代的熟人社会，早一步跨进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享受便利的同时，却总是忽略了这一优势背后的隐患。我坚信，刘鑫不是产生这种想法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只是碰巧，她火了。
我想起来柴静在《看见》里说，从前她在法治栏目，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总是——“让我们期待一个更为法治的社会的到来。”这句话其实很重，或许我们没有人能承担一个更为法治的社会的义务，大概这也是我们总是只说期待的原因。
环顾四周，原本乌乌泱泱的澡堂子，现在透明得能看见对面姑娘脸上的斑，外面的大妈也喊了好几嗓子“快点洗、快点洗，快没热水了”，搓着满是泡沫的头发，抬头看了一眼花洒里映出的人影，此刻我就像黑泽明笔下的那只蛤蟆，照着那面巨大的镜子，视及丑陋不堪的自己，吓出了一身油。“那肯定不是我。”连忙打开水阀冲淡那个人影，可是一低头，那个明晃晃的影子还在，瓷砖上也有。
这世界上最多的就是镜子，最少的，也是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