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也是唯一一部通史，其余二十四史都属于断代史。对于《史记》的激赏够多了，个人觉得最大的价值或许是，《史记》写尽了各种人物典型和事件模式，后世种种，你都能在《史记》中找到相似。
本书作者是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日本学界公认其“以深厚的学识和透辟的历史观开拓了历史小说新境界”。因为身份，他尤擅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去深入思考未来，从事创作。
全书短小精悍，人物众多，但杂而不乱，逻辑清晰，语言平实，通俗易懂，不失严谨与艺术。书中提到的伯夷、叔齐、重耳、伍子胥、夫差、勾践、范蠡、屈原、韩非子、李斯、吕不韦、嬴政、王翦、荆轲、赵高、胡亥、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吕后、刘彻等，都是国人熟悉的人物，我想挑几个聊聊。
今天，我们只讨论其中的五个理想主义者，及其死亡。
起于理想主义，终于现实主义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部分构成。列传的开卷首篇是《伯夷列传》。
伯夷和叔齐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孤竹国君溺爱小儿子叔齐，要立他为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说：“我不能僭越兄长而继承王位。”他想让位于兄长伯夷。但伯夷却认为不能违背父亲的遗命，不肯即位，甚至出走了。 叔齐闻讯，立刻去追赶兄长。追上后，他极力劝说，但伯夷无论如何都不肯回去。叔齐便说：“既然哥哥不回去，那我也不回去。”
于是两兄弟就开始漂泊，此时正是商末纣王时期，他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周国的种种好，以及纣王的种种坏。说到纣王，不能不说妲己，但《史记》里根本就没这号人物。从后世出土的商代卜辞看，纣王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坏，人家长得仪表堂堂，武力高强，绝非暴君形象。
当周武王终于发出讨商檄文，出征之际，忽然跳出两个人，拦在马前。其中一人张开双臂拦住去路，另一人拉住周武王的马辔——正是伯夷和叔齐。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我们可以猜测：
1.纣王没那么坏，作为同时代人，伯夷和叔齐认为讨伐这件事不对；
2.伯夷和叔齐坚信，应该顺天命让商朝自行灭亡，或由纣王禅让给周武王，而不是兵戎相见；
但现在讨论的主角不是商纣王也不是周武王，而是伯夷和叔齐。眼看阻挡无效，周武王势如破竹，直下山河，伯夷和叔齐遂隐居首阳山，由于没吃的，兄弟俩不久就饿死了。
这又有两个问题，其一，首阳山在哪无从考证，那饿死这件事后人怎么知道的？最多也就是列入失踪人口吧。其二，商周交替之际，果蔬植物充足，要说饿死山中，几率恐比入饥兽腹低得多。
孔子在《论语》中如此评价：“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大意是说，倘若为了理想而殉死，当然是十分美好的，令人向往，不会心生怨恨。
恐怕，司马迁并不同意孔子的看法，他指出，在这世上，重义之人总是遭受厄运；而臭名昭著的杀人抢劫惯犯，反而能享尽天年。
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和叔齐临终时，到底是诅咒上天的不公，还是为自己以身殉义的气节而自我陶醉？
《伯夷列传》理想开篇，列传末篇是《货殖列传》，从“义”到“财”，跨度有些大。
不过，我们能从司马迁的体例安排中感悟到些什么呢？
司马迁最爱的一个人
这人的名气可比伯夷和叔齐大多了，他叫屈原。
屈原是楚国高官，他有一个政敌——靳尚。据说除了权势之争，还有其他原因——屈原为人正直，而靳尚则善于行贿受贿，并通过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和后宫勾结在一起。屈原一度很受楚怀王的信任，因为靳尚他被冷落。
抛开宫斗情结，从通俗读物中我们得到的大概就是上面这些信息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屈原是主战派，靳尚是主和派，和谁战和谁和？秦国。楚国的国策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风向变了派系斗争也就此消彼长。要说楚国到底应不应该战，很难说明白。当年的战国七雄，三晋和燕国太弱，齐国缺乏战略纵深，只有秦和楚，民风彪悍，战力颇强，还有大后方依托。楚国一直在单干、和秦国干、联合五国干之间纠结。孔子说春秋无义战，到了战国，那更是赤裸裸的利益，朝结盟夕背叛，家常便饭。
屈原可能并不能算优秀的政治家，但杰出的文学家屈原留下了很多优秀诗篇，他在作品中进行自我辩护，仇敌上官大夫靳尚自然是“坏人”。靳尚的自我辩护没有文字流传。《史记》的记载也是以屈原的作品为基础的。此时，我们似乎应该想想上官大夫是如何自我辩护的。
楚怀王中计被秦国俘虏后，楚顷襄王继位，他下令流放屈原，这次是终身流放。
屈原在长江和洞庭湖畔徘徊，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割断束发的带子，以此明志：从此不再做文明人！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飞，行至长江岸边时，有个渔翁看见他，就问道：“哎呀，这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在这里呢？”
屈原答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我才被流放到这里。” 渔翁皱起眉头说道：“我听说，圣人能顺应时世而改变。既然举世混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既然众人皆醉，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喝呢？又何必怀抱美玉而落得被流放的下场呢？” 屈原答道：“刚洗头之人一定要掸去帽子上的灰尘，刚入浴之人一定要抖落衣服上的尘土。谁愿意把脏衣服穿到洁净的身上呢？我宁愿跳进这河里葬身鱼腹，也不能让自己的清白受到玷污！”
屈原说完便离去，作《怀沙》，而后投身汨罗江。 所谓“怀沙”，意为怀抱沙石以自沉，但也有人认为是“怀念长沙”之意。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
在《楚辞·渔父》里边，那位渔夫在听完屈原的解释之后，笑一笑就划船走了，懒得再费口舌。他还边走边唱歌，歌词很有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说人要适应环境，水清就洗头，水脏就洗脚，心态很重要，不能一根筋。屈原这种既受不起挫折，又有精神洁癖的人，在今天已经很难成为有志青年的好榜样了。
当然，要我们看呢，八面玲珑的人更容易成功，但不会给人带来美感，有精神洁癖的人虽然很难相处，但离得越远，就觉得他越美。审美和生活是两码事，这就像我们读《红楼梦》，会特别喜欢林黛玉，但当真相处起来，我们会发现日子真他妈没办法过了，还是让宝钗嫁给我吧。
《史记》写屈原的这段经历，字里行间特别带感情，文采也因此而出奇的好，大约是因为司马迁对屈原的遭遇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吧。
后人对屈原也是特别有感情，我想原因已经讲清楚了，只需要记住他的四个特征：有才、不遇、主战、遥远。
艺术家与独裁者的混合体
秦始皇是杰出的艺术家，他爱出风头，他绝不能忍受平庸和守旧，他对于创造新事物有着异常的热情。如今我们很多人崇拜乔布斯，但只要把乔布斯干的事和秦始皇所为做个对比，你会为自己盲目的崇拜而感到羞愧。
面对宏伟的素材——全天下，秦始皇的创作欲熊熊燃烧。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建造国家的事业中，这件作品褒贬不一，他不为所动。对于妨碍自己创作的人、稍微流露出一丝反对的人，他都会无情地镇压。充满自信的艺术家大都是天生的独裁者，他们只认同自己的作品。
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焚书坑儒……，说干就干，每一件都影响深远。
关于焚书坑儒，有人认为是滥杀无辜。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秦始皇是有点科学精神的，他并不是把世上所有的儒生抓来活埋，杀的大多是那些自称能炼制长生不死之药方士侯生。这些人，大多又是犯了诈骗罪，骗的对象正是秦始皇，在调查过程中，这些人又互相揭发，最终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处以死刑。
让我们短暂穿越一下，看看秦国是怎样崛起的。秦始皇非常推崇韩非子，尽管韩非子被李斯怨杀，但李斯和韩非子是同门师兄弟，也就是秦国搞法家那一套是有延续性的。
秦国崛起于法家治理，当它的国土面积是原来数倍之后，秦始皇依然认为，严加管理天下当能太平。我们看到，秦朝天下被推翻，正是这种高压政策所引发的。由此可见，“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意义上是不对的。
每一柄利剑，都是双刃剑。罗马帝国为什么快速崛起，快速灭亡（西罗马帝国）？他们崛起于开放包容蛮族，但蛮族涌入后进入高层掌控兵权也就为灭亡编好了程，只等某个随机事件触发这个程序执行。
理想主义者秦始皇以独裁的强制性，极其迅速地完成很多迟早要做的事业。尽管看上去有点操之过急，但他有着绝对的自信，他死于出游途中，刚好50岁，他至死恐怕也没觉得这些激烈的改革和统一过于勉强。后来的剧情大家都知道了，二世灭。
但后人受惠无穷。
不肯过江东
项羽无疑是一个天才。据说，项梁很喜爱这个侄子，常教他习字和剑术，但项羽却无心于此。被责骂时，他就大言不惭地说：“习字嘛，会写自己姓名就够了。剑术嘛，顶多只能砍杀一人，学了也没用。我想学能敌万人的本领。”项梁就教他兵法，但他也不肯认真钻研。
但他打仗，就是厉害。
项羽天才般的军事才能背后，有着若干致命弱点。
项羽性格残暴，嗜杀成性，不得人心，阿房宫是他烧的，杀降成了家常便饭，那谁还不拼命抵抗。
项羽妒忌能人，憎恶贤者，经常迫害有功之臣，而把战功据为己有，手下叛变者众，连范增也因为遭怀疑而离去，途中积郁身亡。
项羽背信弃义，起兵是打着“楚怀王”的名义，后来感觉他碍手碍脚，直接把“楚怀王”这个精神领袖都杀了。
看上去，项羽经常意气用事，像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实不然，项羽就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想对抗浩浩汤汤的时代大势。秦始皇独创郡县制，项羽要恢复封建制，殊不知，历史一旦开启新纪元，就回不去了。
那天晚上，项羽率八百骑来到乌江，不肯过江东。直到自刎那一刻，项羽也不承认战败是自己的过错，而是时运不济，连他的乌雅马都不走了。他仰天呼喊着“天之亡我”，而非七十战连战连胜的自己的懦弱。
最后再谈谈刘邦，刘邦的缺点不比项羽少，比如好色成性。要知道，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官员，他在史书中就敢说自己公司创始人刘邦好色，那一定不是一般的好色（我理解汉唐时期对这方面本来就无所谓，算不得多大的道德缺陷，宋明以后那就不行了，搞臭一个人，淫乱是必选项）。刘邦的能力很有限，恰恰不如别人，让他总是谦虚地招募“猛士”，求贤若渴，也听得进意见。我们看到，刘邦的强项恰恰是项羽的短板，我不由得生出一个迷思。
有时，你能赢，可能恰恰是你遇到一个最适合你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