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鹿鹿
许多年前一路同行友人六七来会鲁迅先生的故里。
这是一条独具江南风情的历史街区，呼吸中有着岁月酿就陈年老酒的香气，脚步到了这自然地轻而缓，遇见那卖绍兴臭豆腐和龙须糖的铺子在河岸一旁的树荫下摆着，自要上前品尝一番再好走路，窄窄的青石板路两边，一溜粉墙黛瓦，竹丝台门，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寿家台门，土谷祠，鲁迅笔下风情园，咸亨酒店穿插其间，绿油油的河道波光荡漾，贯通着整片街区乌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
鲁迅先生在我们印象中，通常是这样的：须发直立、横眉怒目，呆板、严肃、无趣。实际上，真实的鲁迅有趣得很。
夏衍说：“鲁迅幽默得要命。”
在孩提时代的周海婴眼里，父亲是慈祥的、和蔼的，是有血有肉的，是爱开玩笑、非常幽默的。表面上，这副面容是老来得子的鲁迅，呵护唯一儿子的真情流露，而实际上，鲁迅对身边人也是如此，正如周海婴所称，“我问过我母亲、叔叔，甚至于和我父亲见过面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我父亲生气的样子，更不要说什么拍案、横眉冷对。”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书中也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读完《回忆鲁迅先生》那是深夜了，原以为之后本该睡去，不料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情久违地愈加悲伤沉重。于是，我斗胆想要试试写一写鲁迅先生这位中国现在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曾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鲁迅先生这样，如此嵌入历史，又如此备受争议。
在鲁迅先生去世前约一个半月,他曾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比较扼要地谈了一下自己的病史。鲁迅先生在信中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 今年是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
第四回即是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这次，他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萧红向往常一样来家中做客，一走进客厅许先生（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告诉说：“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那时，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他的私人医生须藤这样说。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30年集（即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鲁迅先生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鲁迅先生生平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鲁迅先生从下午二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过一件趣事，从前有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溜进了家中。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么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高大。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年幼的周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轻一点走，轻一点走。”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现在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在下午热度总在38度39度之间，有时也到39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着，有的时候似睡非睡地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
楼下又来客人，来的人总要问：“周先生好一点吗？”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但今天说了眼泪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周先生又不大好吗？”许先生说：“没有的，是我心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地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桌，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看鲁迅先生好些，再一一地报告过。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吗？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20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检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茅盾、增田涉等几位朋友看望他时，鲁迅先生是笑着将自己的X光片指给他们看，一面还不免将美国医生赞誉的话得意地重复一番。“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须藤老医生，每天都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药，还吃停止肺病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年幼的周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周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明朝会。”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7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就连鲁迅先生也以为自己是真的好了。
又过了三个月。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着。这两日还替别人翻译的一本苏联小说集写了篇序言.还在坚持写日记，19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该休息了。
后来，在读到鲁迅先生在病逝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杂文《死》，被许多人惊叹为先知的绝唱，如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鲁迅先生文中写道：“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读到这处我的心被尖锐锋利的东西戳了一下。
文章中充满了惯常的冷嘲热讽，那种幽默与乐观洋溢依然可见 。这种“乐观”并非超然于死的“达观”，鲁迅先生病中更急切地工作原因是：“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正如鲁迅的自我调侃：”还未曾炼到‘心如古井’”的地步。
“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对于被确诊鲁迅先生内心真切地倾诉道：“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出于这样心理和对自己命数的不知情的背景下写了一份遗嘱：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作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先生去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以后他回忆那日说“父亲屋子里都是人，静静地站在父亲床的周围，我母亲也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萧军冲进屋子扑到床前，这个东北大汉号啕大哭，他的那种感情使得我也泪水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