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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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on:
第五章 古代文化的新走向
第四节 早期儒学教育的兴衰
儒学教育
日本古代文化的发达，是与儒学教育的兴盛并行不悖的。奈良时代诸代天皇的儒学造诣颇深，改变圣德太子以佛教思想为中心、以儒学为辅的德治政治思想，遵奉儒家的法治政治思想，以治国兴邦。《大宝律令》后的翌年，即大宝二年（702），恢复停止了32年的遣唐使，其目的，除了进一步吸取唐朝律令制的经验，具有政治色彩之外，更重视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了吸收文化的色彩。比如，山上忆良、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学者、诗人入唐，再一次掀起学习唐代文化的热潮。他们与唐代学者、诗人进行广泛交流，结成亲密的友谊，颇具浓厚文化色彩的象征意义。这些学者、诗人归国时，带回大量的儒籍，动辄数百卷上千卷。有的归国后，担任了儒学的教授。比如，留唐师从儒学者赵玄默的吉备真备，作为东宫学士，教授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孝谦天皇)《礼记》等儒典，以及恢弘儒学和道艺，讲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书道，先后受业学生达400人。同时，吉备真备为了振兴儒学，还完善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这些事实，不仅有力地说明当时汉籍大量传入日本，同时也反映了其所具有的文化性格，对日本的儒学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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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育机制
天平宝字元年(757)《养老律令》实施后，根据此令，改变迄时参照中国汉代以来的传统教育制度而设置的“学职”，以及调整天武四年(675)根据《近江令》设置的大学素，相当于唐代的国子监，成为在八省之一的式部省(中央掌管文官人事的官厅)直辖的中央大学；地方则设置国学，作为传授学术、培养官吏的教育机关。大学察以招收上层贵族子弟为对象，在录取的近500名学生中，庶民只有10名。课程设置，分明经(儒学)、明法(法律学)、纪传(诗学、历史学)、算(数学)、音(音韵)、书(书道)等，其中以明经为主，《孝经》《论语》是必修课，其他如《礼记》《左传》《诗经》《周礼》《仪礼》《周易》《尚书》作为选修课。儒家经典的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比如，规定必修的《孝经》必须用孔安国和郑玄注，《论语》必须用郑玄和何晏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的教育，彻底贯彻儒教思想和规范化，是为律令政治服务的。官吏录用，必须经国家考试。国家考试分秀才试、明经试、进士试、明法试四种。不管哪种考试，主要以考儒学经典为主，合格者才授予相应的阶位。汉文不合格者不能成为秀才。
根据《养老律令》规定，每国各设一所国学，由地方最高的官厅太宰府主持，称“学校院”“学业院”，掌管教授经业，学生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子弟为对象，主要培养地方官吏。国学的毕业生，也可以进入大学寮。课程内容大体与大学寮相近，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地方国学财力不足，典籍匮乏，发展并不理想。比如，本来规定每个地方分设一所国学，但最后只在西海道（今九州）诸地设立直属于太宰府的府学，招收其筑前（今福冈县西北部）、筑后（今福冈县南部）、丰前（今福冈县东部）、丰后（今大分县大部分)、肥前(今佐贺、长崎两县部分)、肥后（今熊本县）六地的学生，从一个方面说明，此六地尚未能设置国学这一教育机构。比如，府库只藏五经，并无三史，诏令给国学赠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至奈良时代末期，地方府库尚无一部历史书，给教学和学习带来一定困难。又比如，菅原道真就任地方官赞岐寺时，慨叹国学庙堂释奠仪式所用的祭器短缺，礼仪不完备，等等。从中可以窥见其时中央教育与地方教育的差距，以及其学术水准差异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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