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

        原文摘要：该文揭示了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的不同哲学基础，并将这种哲学基础纳入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及后现代和文化生态的审视中。将音乐作为科学和将音乐作为文化是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 在学科方法和研究上的分野，也是自然科学（以音乐物理音响分析）与人文科学（以语言与神话） 在方法和研究上的分野。认识西方音乐学体系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它的文化属性，呼唤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走出西方音乐科学现代性的控制，以维护自身音乐的“语言家园”的独立性以及立足自身达到与其他文化音乐的“语言家园”的互尊、互识、互释与互动，是走向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总体性了解和认识的必经之路。

        西方音乐学是指十九世纪以联系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建立的音乐研究；而当代音乐人类学则是以现象学、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建立的音乐文化研究。建立在自然科学思想和方法的音乐学在中国音乐学界具有普遍性的认同。音乐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首先考虑音乐及语言的“声音、概念、 行为”，并将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而不是以自然科学和音乐形而上学本体研究为基础。因此，音乐学和当代音乐人类学是以两种不同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两种具有不同认识论和本体论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完全以主观对客观的观察与研究来对待人的音乐，必然导致人性的危机以及文化的危机。

        文章在哲学认识论出现语言学转向语境中理解它与当代音乐人类学的关系的同时，重新认识西方音乐学体系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期望突破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学体系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研究的控制，形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重新认识和价值评估以及文化重建。

一、作为自然科学思想和方法联系的西方音乐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

        音乐学将自然科学思想和方法作为其基础有着西方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科学基础。从历史来讲，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的研究加上逻辑学的发展，对后来音乐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奠定了音乐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因为算数、几何、逻辑学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从科学或学科上讲，声学是阐述数学的科学和抽象，再细分为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音乐史包括音乐和音乐家的过去及现在。音乐实践分为作品和演奏两个部分，再细分为严肃与世俗、声乐和器乐等。

        我们今天所学的西方基本乐理，将音乐作为一种普遍的物理声学现象，首先就是从对声音的物理现象去整理和定义音乐的概念 ,而其它非西方文化音乐却保持了用自然语言去定义音乐。西方音乐建构音乐的方法除了以音乐声学与主客观认识论为基础，逻辑学也是其音乐结构和思维结构的基本方法。逻辑学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它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和运用。主要有以下含义，它也是西方音乐结构思维与音乐展开或求证的核心： 1.一般的规律、原理和规则。2.命题、说明、解释、论证等。3.理性、推理，与经验相对的抽象理论，与直觉相对的有条理的推理。逻辑的基本规律有四条：（1）同一律。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切思想（包括概念和命题）都必须与自身保持统一。（2）矛盾律。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 假作为真的陪衬。（3）排中律。这是保证思维的明确性，排除非命题因素的逻辑结构。（4）充足理由律。在同一思维和论证过程中，一个思想或主题被确定为真，要有充足的理由，这种论证过程就是演绎和归纳，主题和命题展开得越充分，该主题才能成就它的生命力。“逻辑”一词还包括尺度、关系、比例、比率等和价值、分 量等因素。实现逻辑的条件是数学化，这也是西方音乐体系 形式逻辑化的最重要条件，如音高、音程、和弦、和声、对位计算的数学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普遍数学的形式逻辑基础上，音乐 曲式结构由自给自足的内部客观的音响结构等逻辑所完成 的，这种形式逻辑完整体现在西方“纯音乐”形式以及音乐自 律论的结构论证中。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之一

        长期以来，西方曲式作品分析的方法也用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以西方音乐学体系的曲式分析是以主客观或我与对象的二元划分为依据的，所谓对象或客观作品不外乎是 “事物世界”。采用了西方客观认识论的音乐分析方法来对待中国传统音乐，其结果是，见“物”不见“人”。但中国传统音乐注重的是音乐活动过程的创造和接受的效果，音乐创造是通过 “过程” 和 “接受”去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在其固定的 “产品”。

二、作为人文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当代音乐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

        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造成了西方认识论哲学作为人文科学基础的坍塌。语言学转向首先出现在欧陆哲学， 它形成了与西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哲学相抗衡的潮流。 而且，语言学转向也出现在英美哲学中。同时20世纪欧陆哲学研究不再像以前哲学以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为参照，而逐渐转向人文领域诸学科为参照。可以说，当代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或文化中的音乐来研究”正是现象学方法的基本原则。音乐人类学家必须将某种既定的音乐概念、曲式结构和评价标准等“悬置”起来，通过田野调查，即“面向事情本身”，以防止深层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被逻辑理性的思维所遮蔽，甚至被窒息。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之二

        我们学到的中国传统音乐便是一些“逻辑的东西”， 如音程、调式、曲式等，使中国传统音乐处于一种漂泊无根的状态中，使它脱离了“语言的家园”，脱离了土生土长地域音乐风格流派的“气韵生动”和“依字行腔”。语言是与神话相伴所发展起来的，每个字、词都有其“隐喻”，语言与神话更进 一步形成了精神领域，包括宗教、信仰、哲学、戏剧、文学、历 史等等，而语言概念与中国传统音乐结成了先于逻辑的概念表达，但这些语言概念在学院的传统音乐教学中逐渐被“音 乐曲式分析”的逻辑概念所取代。

        为什么我们要寻找当代音乐人类学和哲学现象学、解释 学的理念作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依据呢？因为，现象学它“面向事情本身”，其认识论和本体论尊重不同民族的和地区的语言、思维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研究不同音乐时， 将研究基础置于该音乐的语言体系之上，而不是西方音乐学体系的“逻辑语言”体系之上，被遮蔽的音乐的文化多样性才会凸显出来。

三、当代音乐人类学及人文科学前沿与中国传统音乐

        当代音乐人类学及人文科学前沿最使人关注的课题之一是关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的语言观是一种抽象的、同一的语言观，正如西方音乐学体系语言表达的一样，它是一种音响“逻辑”的语言观，它的音乐本体论（实体论）及认识论是形而上学或抽象逻辑的本体观。而后现代语言观是一种“语言 游戏”的语言观，他强调差异或“延异”。现代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工具，而后现代语言观则认为“语言是世界观”，“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哲学走下文化的“神坛”，走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研究具体文化，它重视文化日常语言的用法，“语言”成为文化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

        中国后现代研究专家王治河认为，中国的后现代化是呼唤第二次启蒙，它必须克服第一次启蒙所带来的问题。他将第一次启蒙的问题归纳为七点：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 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以上第一次启蒙的七点问题的核心在于把西方科学语言和话语的效度扩大和超越到无限的边界。对第二次启蒙的具体理论取向，王治河也作了七点尝试性的归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 主义，推崇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 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扬弃均质民主， 走向道义民主；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超越纯粹理 性，呼唤审美智慧。 以上第二次启蒙的七点具体理论取向，其核心在于尊重世界语言的生态、语言的多元、语言的交往与对话，以及对世 界多种语言认识论、本体论的总体性认同和世界观的认同。从现代走向后现代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视角的转变， 或者说对待传统文化思考的理论参照系的转变，这种转变将带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化音乐存在的合法性具有了当代文化意义。 

        中国传统音乐是由地区性民族音乐风格的文化自主体系所组成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绝不能离开地方语言、地方知识、地方仪式、地 方信仰、地方哲学精神、地方文化和地方历史，这是它们自身音乐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来说，其复苏的最大的契机来自于音乐世界观的转变，即采用音乐人类学音乐的语言认识论和语言本体论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