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很久很久了。我和李雯站在古旧的槐树下，无言地眺望着。风吹起她的发丝，杂乱地挥舞。我突然想起那年槐树下的风也是这样猛烈，呼呼地落了一地叶子。

“喂，李雯，你还记得吗？”我扭头看李雯，她也不回头，远远地把视线抛出去，不知道是在看天边的飞鸟还是什么，笑着回了一句：“嗯”对于我，对于她，似乎没有多少事情是需要记得的，如果有的话，大概就只有妮子了。

要说妮子，还是得从我和李雯讲起。我和李雯是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住在槐树巷里，每天在洗衣声、叫卖声、大人呵斥声里醒来，过着日复一日的简单市井生活。村里前些年出去闯荡的张五李六风风光光地开了辆小轿车接走了父母，而我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小卖部五毛钱两根的棒冰和美少女卡片上。我想去的最遥远的地方是北京，李雯比我更有志气一点，她说她要去北边的黑龙江。那时我们从不在意未来，能有个说得上名来的很远很远的地方就算得上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不过，妮子出现了。那一天，我和李雯端了椅子坐在槐树下嗑瓜子。槐树葱葱郁郁，投罗下一地星星点点的光斑，我们半眯着眼，悠闲得快要睡过去。忽然有人力车刹住的声音，“吱呀”一声把我从昏睡中拉了回来，我睁大眼睛，正好看见妮子打槐树边走过。她踩一双白色半坡跟凉鞋，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连衣裙，头发高高地束在耳后。我想摇醒李雯让她快看看，一扭头发现她已经瞪圆了眼睛。耳边风拂过，李雯喃喃了一声：“仙女下凡了。”

我母亲常说，她像我这么大时，改革开放刚刚在深圳推进，家里大人出门见客的衣服非常有限，其余大部分都有补丁。小孩子穿的衣服很多是由大人衣服改小的，实在不能穿了，就拆了当尿片、做鞋垫，总之不能浪费。我便是穿着带着许许多多补丁的旧衣裳长大的。母亲婚后生了我和弟弟，那时家里条件稍微好些了，穿得也有了起色。尤其过年时，妈妈总是要给我和弟弟买新衣服。不过款式单调、颜色单一，材质也不怎么样。

因此，妮子的这一身，像一股新鲜的血液，融入了槐树巷这块执拗而闭塞的土地。我听从香港回来的表姨说，新世纪的青年，不仅要穿暖、穿新、穿好，还要穿出时尚、穿出个性、穿出自信。虽说她回来探亲时整日念叨着这些，但这却是我头一次见到话本里的打扮。那段时间，我们巷里总是流行着这样的对话，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你别总说自家女儿漂亮，你看看妮子去，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漂亮。

槐树巷里和妮子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只有我和李雯，于是我们三个人顺理成章地一起走路，一起玩闹。妮子住在槐树边空闲了很久的老房子里，她喜欢听歌，旧唱片里邓丽君甜腻的歌声颤颤悠悠的，像喝醉了酒。我和李雯总爱在听歌的时候吃着妮子从北京带回来的小吃，那时候世界还很小，槐树巷里只有槐树巷里的吃食。

妮子说这是她出生后第一次跟着父亲回老家，她太喜欢“槐树巷”这个名字了，让人一听就感到满溢的芬芳。李雯说要到花开了才好呢，槐树枝头的白花倒映进眼眸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没过几天，妮子兴冲冲地说，她写了自己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的歌，名字就叫做《槐树花开》。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三四岁，槐树巷又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农村小巷，我们能有几首会唱的歌已经是最时髦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和李雯几乎是张着嘴巴听妮子把这首自己创作的歌流畅地唱出来的。妮子用她的歌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越发觉得自己的微小。未来的某一天，我有没有可能成为和妮子一样的存在呢？

我忘了那天是怎么和她们分手回家的，但那天晚上，我仰面躺在床上，望着不高的天花板上细小的蚊蝇盘旋着飞舞着，失眠了。

妮子走的那一天，巷口的槐树开花了。妮子的父亲当初在深圳改革开放前沿做广告，后来因为文化不行又转去搞大货车运输，再后来就在北京干起了出租车司机。妮子告诉我，在今天的中国，奋斗了，就会有回报。那天她穿着一件玫瑰色的碎花衬衫，给了我们一盒五颜六色的糖。她还说，现在各地建设小康，是个好时代，她等着我们走出自己的路去找她，在北京的饭馆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妮子！”我冲着她的背影喊。李雯也喊了，我们的眸子都闪动着一些晶亮的东西。

后来，我没有去北京，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建设，在槐树巷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去年刚领到了回迁房的钥匙。李雯也没有去黑龙江，她去了上海，在一家公司里工作。时尚、个性已经几乎是所有青年人着装的需求，各地的特色吃食遍布全国，也不用为了一顿饭特意跑去北京了。从前，在槐树巷买菜得走到很远的集市上，现在小区里的超市就能满足需求。

我抬头望着槐树，忽然明白了一些什么。这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树的花可以一年一年地再开。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电视上说，这条小康路，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道路。我们和妮子从那天起再没见过面，走上了各自的道路。而我们，却也真切地走在同一条路上。

朦胧中枯瘦了许多的槐树的枝叶又窸窸窣窣地长满了枝头，白色的花朵又朵朵绽开，充盈了我的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