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玛丽莲·梦露
——浅析《嘉年华》中女性群像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困境
被称为“中国版《熔炉》”的《嘉年华》一经上映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口碑也是一路走高，在各大电影节更是满载而归，其中获得第54届金马奖三项提名、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今年唯一入围的华语片）。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出自内地一位女导演之手，文晏在这部影片中既是导演，同时也担任了编剧的角色。
公众对于《嘉年华》的讨论大多停留在那场性侵事件上，而历时4年做出来的《嘉年华》想要呈现的内容并不仅仅是一场性侵，导演也曾明确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感的宣泄”，导演真正的意图在于展现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在这个处处充斥着男权的社会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身份定位：被物化的女性群体
纵观全片，玛丽莲·梦露的塑像一共出现了六次，而每次导演都没有展现出雕塑的整体形象。高跟鞋、红色脚趾甲、白色裙摆、修长腿部、裙下风光，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梦露（塑像）都是美艳不可方物的，在以小米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看来，梦露（塑像）象征着成熟、美好、性感，是关于未来关于自由的寄托。导演有意引导观众把梦露（塑像）和片中的女性形象相结合，梦露（塑像）的命运也暗示了片中女性不自由、被随意摆布的悲惨处境。美丽性感的女性形象有很多，导演选取梦露应该是考虑到了梦露个人的真实经历：幼时常年遭受继父的性侵，二十岁时为了生存，去拍摄裸体照片，进入好莱坞后也只是被当做挣钱的机器，而且梦露的婚姻也非常坎坷，不断地结婚、离婚。梦露去世前一天曾对人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被人当作玩物。”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导演在处理影片中男性形象时都赋予了他们自私自利的一面，而这一特性又非常真实、残忍的展现了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实施性侵的刘会长无疑是整部影片中最有权势的男性，当性侵丑闻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后，为了安抚女孩家长，他先用一部手机取得了张新新（被性侵女孩之一）父母的谅解，然后许诺愿意承担小文（被侵害女孩之一）和新新以后所有的学费，在刘会长眼中，一个女孩的贞操和未来等同于一部手机加几年的教育费用。建哥的角色被塑造的更加现实，“皮条客”的身份设定让他对金钱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在他眼中，莉莉只是发泄生理欲望和讨好“老板”的工具，小米是不是“雏儿”则意味着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愿意花钱的“大老板”。旅馆老板和警察王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两个男性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这两个角色对整部影片的叙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两人的行为也在无形中透露出对女性的物化：旅馆老板聘用小米意味着每个月只用支付600块钱的低价薪水，至于小米是否成年则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王队收了旅馆老板两条鱼后便不再揪着小米未成年的事情做文章，之后更是在利益面前选择了作伪证。
戴锦华在她的论文《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中提到，“女性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然而在这个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中，女性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多数男性看来，女性依旧只是附属品，女性的身体、青春、未来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影片中的几个女性，她们处于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层，但她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困境：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语。
符号隐喻：女性对成熟、自由的渴望
影片中出现了很多带有象征意义的细节符号，这些细节符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让观众通过短暂的视觉感知来把控影片的剧情发展和叙事节奏，从而感受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导演在塑造女性角色时，没有采取直接的情绪渲染和表述，而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轻描淡写”，以至于有观众觉得《嘉年华》表现的主题太过浅薄，没有《熔炉》、《素媛》来得震撼人心。其实这是导演的叙事方法，文晏非常认同罗伯特·布列松的理论：电影应该通过冷静的镜头来延迟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促进理性的反思，不煽情，不展示受害者赤裸的伤口。
已经漂泊3年的小米虽然只有15岁，但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的经历让她的心智更加成熟，而且她本身也更加渴望成熟。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红色指甲油在小米看来就是女性成熟的标志之一，口红、耳坠、假发、西装、身份证这些细节符号似乎就是小米关于成熟的所有认知。在小米眼中，莉莉无疑就是一个性感漂亮的成熟女性，所以她会在莉莉约会的时候偷偷穿上莉莉的玫红色职业西装，会一眼看到莉莉换了新的耳坠，会为了一支口红答应莉莉的请求。小文和新新年纪更小一些，但是对成熟的理解和尝试与小米大同小异，她们都选择通过外在的改变来实现所期望的成熟，而她们追求成熟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更加难得的状态——自由。
小米“黑户”+未成年的尴尬处境让她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身份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这个小卡片决定着小米今后的工作、生存以及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和追求自由，小米选择了铤而走险：她用手机录制的证据去要挟刘会长，以换取建哥曾经承诺过一万元帮她办理的身份证。小文是性侵案直接的受害者，她本身对于被侵犯这件事情并没有比较具象的认知，然而在事情暴露之后，她由受害者变成了母亲眼中“荡妇”的表征，母亲的打骂、社会的舆论给了她更加残忍的二次伤害。被伤害后，小文两次翻窗离家时都抱着一个小鱼缸，鱼缸中有几条小金鱼，金鱼看起来非常美丽精致，然而却是不自由的，就像她和新新，狭小的空间里再自由的游动也是被束缚的，不得不在“鱼缸”中屡屡碰壁。
自我妥协：对男权的依附与顺从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得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嘉年华》中的女性角色仿佛在佐证张爱玲的断言，在她们内心深处，男性永远是归依，而女性自我身份的定位也要依附于男性。小文妈妈在影片中是一个很不讨喜的女性角色，在小文遭到侵害后，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生活在男权社会下传统女性，她对女儿怀有非常强烈的羞耻感，从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母亲，最应该做的是通过温和的方式来减轻女儿的伤害。导演在呈现这一段时显得异常“残忍”：小文妈妈扇女儿耳光、用语言羞辱女儿、扔掉女儿“不三不四”的衣服，剪掉女儿的头发......
小文妈妈的过激行为与她失败的婚姻有关，在离婚后，她并没有摆脱前夫带给自己的影响，甚至把这种影响传递给尚未成年的女儿。她试图通过社交来宣告对前夫的舍弃，然而终日对小文抱怨前夫的懦弱以及借前夫的失败来怒骂女儿都表明她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的人格，她的所有生活依旧是建立在前夫的基础之上。
莉莉是小米崇拜的对象，是等同于成熟和自由的象征，然而莉莉是自由的吗？莉莉没有遭遇类似于小米的枷锁，她成年了，也有身份证，但却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莉莉的生活依附于建哥，这个只把她当做工具的男人。虽然受到了多次伤害，但只要建哥“召唤”，莉莉还是会兴高采烈地翘班赴约，莉莉从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唯一的抗争就是在做完流产手术疼痛难忍时喊出“下辈子不要再做女人”，她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了厌恶。
《嘉年华》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无意识的状态，不仅男性无意识，而且连一直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女性也没有意识，影片通过几个小人物投射出了整个社会的样貌。电影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媒介，《嘉年华》就像一个放大镜，把社会的一角展现在世人面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现代女性正在经历的困境，并努力去打破这种困境，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这种解放既包括肉体解放，也包括精神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