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有大量的缉捕犯人的情节，但古代诉讼中的缉捕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逮捕界定不同。逮与捕的内涵在古代均有明确的指向，正如宋朝刘攽所说“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当讨捕之”。换成通俗的话讲包括两层意思：
其一，直接捉拿罪犯归案为“逮”。《水浒传》第30回“众人（雷横同僚公差））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在罪犯没有逃走的情况下将其拿下是一种强制性义务，否则会受到惩处，如第21回宋江杀人后，阎婆对众公差说：“上下！替我捉一捉杀人贼则个！不时，须要带累你们”。众做公捉住唐牛儿（替宋江受过）直推进郓城县里来。
其二，需要追讨为之“捕”，也就是所谓的“缉捕”。在小说中最直接地体现就是罪犯在逃，官府往往会“动一纸海捕文书”，写明罪犯的“乡贯、年甲、貌相模样，画影图形”，令各地随时捕捉，这种海捕文书的“待遇”，鲁智深、林冲、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都享受过。
缉捕作为对犯罪之人在逃状态下实施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宋朝律法中作了明确规定：
诸罪人逃亡，将吏已受使追捕，而不行及逗留；谓故方便之者。虽行，与亡者相遇，人仗足敌，不斗而退者：各减罪人罪一等；斗而退者，减二等。即人仗不敌，不斗而退者，减三等；斗而退者，不坐。
该项规定实际上包括几种情况，在《水浒传》第18回中体现最为充分：
其一，故意延误时间。也就是疏议解释所谓的 “不行及逗留”，是指故作回避逗留及诈为疾患不去之类，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东窗事发，知县准备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来，那六人便有下落”。实际上是设法阻止即时追捕，为晁盖等人脱逃赢得时间。
其二，虚意应付差事。朱仝、雷横两个都头与何观察受命前去捉拿晁盖，先是“朱仝虚闪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了”，后又“一面和晁盖说着话，一面赶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最后众人都去虚赶了一回，转来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条路去了”。可以说，朱仝、雷横等人追捕逃犯，在“与亡者相遇，人兵器仗足得相敌”的情况下，仍然不战或虚战而退，是典型的因为情义而徇法的犯罪行为，正像小说所写的那样“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
其三，追捕期限。对于逃犯追捕，北宋律法一般规定为三十日的期限，小说第17回提到东京太师府里差府干到济州府“立等要拿这七个贩枣子的并卖酒一人，在逃军官杨志各贼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备，差人解赴东京”。这里以十日为限，是因为触犯了太师蔡京、案情重大，因而催逼甚急。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私放在押人员、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的行为同样是严厉打击，比如第四百条就规定：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一条款还规定：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说，不管古代还是当代社会，对于司法人员在缉捕犯人中徇私枉法都有明确规定，也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但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并不能完全堵塞漏洞、彻底消除各种利益关系诱惑下的徇私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