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07年时，我到了北京。

这个陌生的城市由冰冷的钢铁构成，在挤了两个月集体公寓后，随着特勤队员的闯入，我在北京唯一的家被拆迁了。

流落街头的我当时并没有别的去处，联系了一起来打拼的同事，他很干脆的说：来我这吧，于是我搬进了另一家尚未被发现的集体宿舍，和他挤在一张床上。

到了半夜，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枕边传来，一只手不安分的在我的身上活动，随后摸索着移动到了我的下身，我很紧张，转过身去，却正中他的下怀。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他还睡着，唏嘘的胡渣镶嵌在光滑的皮肤上，我悄悄地穿好衣服，收拾好行李，离开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

2.

从小我就憧憬着去大城市生活，在偏远而闭塞的农村，甚至在上课老师提问时都羞于说出口，我不爱说话，也固执的认为自己肯定会像天鹅一样脱颖而出，所以其他人玩闹我认真的看书，完成作业，为的是可以在过年时土墙上多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在2008年6月上中旬，华南，中南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降雨导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严重洪涝受灾，其中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受灾较重。9月24日至25日，四川震区东部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导致四川地震灾区发生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共造成220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0.5万余人，因灾死亡19人，失踪40人；倒塌民房3600余户、1.3万余间，损坏民房2.4万余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9.6亿元。总结：2008年，四川地区水灾造成损失最为严重。

这是2008年洪灾损失，而十年前的那场洪水造成的损失至今没有官方数据，记忆中只有漫过门前田地的河水，里面居然可以摸到鱼，那场洪水过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父母，又是一个雨天，村支书推开吱呀作响的烂木门，捧着一个式样精美的瓷罐，大红塑料袋包裹着一沓不算厚的钞票，奶奶佝偻着背把他们抱到怀里，我却不明白那瓶子里面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前线杭洪抢险的父亲。

母亲改嫁，奶奶常年吃药，没了经济来源，我也不能再念了。

人和人，最害怕的就是对比。黑乌鸦和凤凰没法比，游戏人间，该遵守的规则还得遵守。

在我辍学在家那段时间，不敢面对放学的同龄人，即使是出于好心给我带来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也是当柴一把火烧了，我需要的不是别人的怜悯，和最好的朋友也断了联系，既然不念书，我也要早做打算。

在村里呆到18岁，同龄人打工的打工，读书的读书，我跟着老乡到了外面的城市打拼。

没有文化只能做体力活，但是我凭着小学的一点底子和不差的悟性总能够接触到一些和脑力劳动沾点关系的工作，比如餐饮前台收银，或者排班经理，虽然没有学历，努力总会有出路，当时应聘的某快餐连锁的储备干部，工资两千左右，没有保险，但是我还是很乐意去做的。

这样过了快两年，我工作也渐渐有了起色，晋升到了代理店长，在一次和同事的聚会中，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瞥见地上的小广告，在酒精的作用下，鬼使神差的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个四十左右的男人，需要服务吗?打两百块押金，我们给你送过去，单次400，包夜1000；在见到“小姐”后，我才知道被耍了，这是个男人；

口罩下是一张菱角分明的男人脸，沙哑的嗓音也出卖了他，虽然穿着女性内衣，但平坦的胸部比我过无不及，但我酒精上头，也不管男女了，一觉睡到天亮。

即使在梦里，我也知道，我和普通人家里的孩子不一样。回家面对的是卧床不起的奶奶、连老鼠都不会光顾的厨房，以及那口永远烧不热的的冷锅。谁都不会推开的烂木头捆成的木门，一到冬天就要找塑料袋堵住门上的破洞，院子里永远摆放着烧不起来的烂树根，和不知道哪个邻居扔进来的塑料瓶。读小学时每次开家长会，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像别的父母一样张开双手把我揽在怀里，指着讲台上的男教师讲，“他不听话你就打，娃就该挨打，挨打才能教育好不是嘛。”

但是梦永远是梦。

3

他说他小时候就被侵犯，但是渐渐习以为常，所从事的皮肉生意比一般工作来钱更快，做什么无非一场交易，自己觉得可以就行。他说，我底子不错，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带我入行。

自那开始，我们便成了朋友外加舍友。

每周末回去，难得能吃上一次他做的菜，红烧肉是黑加苦味的，麻婆豆腐咸死人，米饭舀一碗也是半生的，厨房更是被他折腾的油烟到处都是。他给手机下载了APP，说以后我每次回家，都做不一样的给我吃。

他给我讲夜场里面逢场作戏的男女，穿上衣服翻脸不认人的粗鲁男人，公园桥下几十块钱便出卖色相的“同行”。

人大概到了一定阶段总会散发天性，而那应该是他散发天性弥漫整个天空的时候吧，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天很热，蝉鸣声盖住整个夏日，还有他新染的发。

我们渐行渐远是两年后。这两年，他不间断的服用雌激素，脸部的轮廓越来越模糊，皮肤越来越光滑，胸部做过几次手术后跻身于D罩杯。

思想得到解放，会想些多余的事。灵魂就像待烧的木头，挂在火苗上四处跳动，炽热难耐，于是别人说什么都成真的了。

曾经当做放屁的那些话，自打你的灵魂敏感，它们也就愈发得敏感起来，眼睛揉不得沙子，耳朵听不得风声。

他的脾性改不了，自小的生活习性造就他放荡的一面。其实每次形容他，我最害怕用的词语就是这些破烂不堪的词句，尴尬的是，我居然找不到矫揉造作的词来形容他，就如同坐在小区楼下织毛衣的妇女，唾口唾沫指着背影骂他变态那般无奈。

在我刚认识他那年，我下班回去时间是晚上八点半，走到小区楼下，楼上的灯亮着，推开门进去，就看到门口端正地摆放着一双深灰色拖鞋，卧室门紧闭，隔着门，探着耳朵就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呻吟声。

我的指甲用力掐到手心，握着拳头几次想上前去砸门，我害怕推开门瞬间的狼狈以及他面无表情，跟没事人一样的神情。对他来说，这种行为太正常了，他不良下贱了这么多年，睡过的男人太多，又何须担心其中一个落在我手上呢。很多时候你不愿去相信现实，但它总会绕着弯上前就给你一巴掌，不甜也不痛，刚刚好。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份，落叶盖住整个城市，我临门一脚的痛踢，算是彻底把他从呻吟中拉扯回来。他的梦做了一半，爱做了一半，意犹未尽时，被一个拳头斩落马下。客人已没了踪影，他斜靠在床头，赤裸着上身弯腰点支烟抽，见我进来，又把烟头藏起来。

然后就是两个人的争论。

他说，“你在外面就没搞过？”

我回，“你个天生做鸭的，你看你哪纯了。”

他又说，“我哪哪都不纯，要不是当初瞎了，我能跟你，呸！”

我回，“你他妈怎么想的？”

他哈哈大笑，“老娘问你要钱，你给么？！”

我笑，“下贱胚子！”

这种对话的结果是重归死寂，那突然间从地缝里冒出的愤怒让我一丝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握紧拳头，往前走几步站在床头前，上前一拳头砸在他胸前，接着又是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他木讷得转过头，摸着一半火辣的脸看我。

这一巴掌扇得我好爽，唯一让我丢脸的是，掌心挨着那张脸时，居然有一丝的不忍，我也会想他的好，想他为我做的饭，想他帮我挑选衣服，想他倔强的背对着我不和我说话，但这种种，都远不及他躺在男人怀里的一生呻吟对我管用。我实现了自己想下手的痛快，早知是这般结果，而促使我这么干的，就是我头也不回转身就走时扔下的那句话。

当初就不该认识我。

4、

得知他感染艾滋，是在他人去楼空之后，听朋友说他感冒老治不好，已经很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但是不敢去医院，无奈只能通过献血来确认。

早上还戴着墨镜在市中心闲逛的他下午就接到了血液中心的电话，通知前往某医院复诊，后来的结果确诊他感染了艾滋。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那段时间的，我忙着担心自己，跑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确认没事后，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我不敢去看他，我想象不来他怎么过接下来的时间。

再次见到他我鼓足了勇气，或许想开了，他平静的看着我，双眸像新出生的婴儿般清澈，没有一丝杂质，朝阳洒下的光辉铺在病床白色单薄的被褥上，像我和他一起去看的精装修的样板间里，柔和的水晶灯映照在精美的壁纸上。

病历卡显示他患有艾滋病、丙肝，乙肝、肺结核、梅毒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即使在病床上他依旧那么漂亮，深栗色的齐肩长发随意卷着，皮肤是雪一般的白。

“过了大半辈子的风花雪月，临了临了想过过素颜生活。”他从牙缝挤出一丝笑意，或许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结局已经注定。

所以在住院前一段时间，他愈发变态的一点点挥霍着钱，面无表情嘴里天天嚷着没意思没意思，却感觉不出不到情绪上丝毫波动。

“现在已经在给你消炎了，等再过两天炎症控制住了，肛肠科医生会把裂了的地方缝起来，就不会那么疼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护士一边说着一边把病例首页名字一栏写着的“无名氏A”划去。

“雅琪。”见护士狐疑的眼神，他改口说：“陈霖。”

5

从普通病房转移到隔离病房后，警察来了，他们似乎猜到了什么，带上口罩，进入隔离病房。

“宾馆老板说你们定了三天的房间。订房的是四个男人，只定了一间房。”

“是吗？”警察问他。

他点了点头。

“多少钱？”

他没说话。

“这次收了多少钱？”警察提高了几个音度。

“本来说好是一个人3000的，但最后，他们一分钱都没给我。”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到。

警察刷刷刷地在笔记上写些什么。“好了，你先好好养病，你现在这情况也没办法做很详细的笔录。等你出院了再说吧。”

末了，警察拿出一个女式包，递给她：“这个是在宾馆里发现的，里头有你的身份证，你再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他打开紫色的流苏包，看了看，摇了摇头。

“我们之前联系到他的家人了，第一个电话打去说他们儿子早死了，第二个电话打去说别再来烦了，第三个电话关机，基本没什么用。待会我把他爸爸电话写给你们，你再试试吧。”

“那些跟他谈好价的人最后都没给他钱，这算不算强奸？”

“没有男人对男人的这方面规定啊，退一万步讲，他们这也算‘卖淫嫖娼’，只是‘嫖娼者’事后赖账而已。”警察回答。

无名的火一下子从我心里蹭出来。

“那他受那么多苦算在谁头上？”

“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

我愣在原地，看警察远去的身影，总觉得就算是卖身，他也不该受这等苦。

6

他住院的第五天，外科主任来查房。

对于开绿色通道的病人，医院里总是特别重视，关于他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主任亲自跟他谈。现在他的情况需要手术，但不是危急生命的择期手术必须要有家属在场陪护并且签字。如何把家里人叫来签字，需要他自己想想办法。

医院还说，手术后，他的情况基本能够治愈，但不能再做之前同类工作，如果再次复发，凶不可测。他说，行，我想想。

当天晚上，凌晨3点左右，他失踪了，用抢救室常用的术语说是“逃走了”。基本所有的绿色通道病人在治疗得差不多的时候，都会选择在夜深人静、医护人员最忙的时候离开医院。这些病人大都没钱，进了医院，病好得差不多，就该走了，反正所有的费用医院已经出了。

他穿着病员服、带着口罩消失在大门口。而当时的抢救室，一半的医务人员在抢救一例急性心肌梗死、心跳呼吸骤停的患者，另外一半在抢救一例胸廓被西瓜刀砍成两半的失血性休克患者。

他就这样，消失在医院的监控探头的视野里，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像从来没有来过一般。

两周后的一天，伴随120的鸣笛声，躺在担架上的他已经奄奄一息。是他自己打的120，在出租房里接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这个病人不行了，立即叫麻醉科插管，呼吸机到位，抢救！”医生一边推着床，一边小跑，一边高声呼喊同事。

他突然用力的抓起医生推车的手，摇头，眼泪从眼眶里缓缓流下。

“怎么了？”医生俯下身听他说。

“不……抢……救……”他轻轻地说。

不抢救，必死无疑。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说：“会……破……的。”

那天他特别漂亮，穿了一件浅紫色的长袖旗袍，胸部特别挺，还化了个淡妆。

他是做好准备的。

他用了最后一口气，在放弃抢救书按下了自己的手印，然后闭上眼睛，嘴角弯起了弧度。收拾他的随身物品时，我看见了一张7000元的汇款票据，转账人是陈霖，收款人是陈小英。

拿到死亡证明，在最后一栏，我看到他的个人信息：“陈霖，男，1990年出生。”

那个“男”字格外醒目，他和这个字抗争那么久，最终还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