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些出版的著作叙述各有不同，且每部著作皆有精辟可取之处。但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大体保持一种脉络的叙述，即：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由魏晋玄学到隋唐佛教，由宋明理学入明清实学再到近代思潮。大体看过去，这样的思想史叙述仿佛并无弊病，但事实上，这个被许多撰写者所接受的“脉络”，其实并不完全是历史本身，这样的叙述脉络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这就使得思想史的叙述出现撰述者的有意突显或无意削删，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被书写的传统历史想象中的思想史“系谱”。这样的有意构建与叙述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们确立自己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认同，但它却忽视了某一思想或观念出现的真实的历史环境，以后世合法的、正统的“道统”和“系谱”去代替或隐藏思想的“历史”，进而“天经地义”地向我们叙述着古代中国思想世界。
那么什么是我所说的传统的历史想象中的“道统”呢？我们知道远在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框架还未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儒家中国便已建立了一个正统的思想传承脉络。唐代的韩愈在其《原道》中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軻之死，不得其传焉”。这种把四帝二王周公孔子以后的思想正统性通过孟子延续到当下，再由韩愈传之宋儒的认识成为历史的正统。在这种被文本构拟的历史系谱中确立起“正统”思想的权威，而这便内合于思想沿袭的自我解释外合于社会政治的普遍需要且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有所损益。这种在思想史中承担着真理传承的圣贤式的连续性系谱便是“道统”。这种由孔孟到韩愈再由韩愈到程朱的“道统式”的历史脉络，经由宋儒发扬，成为近世中国知识人的共识，而与这一“道统”相对的“边缘化”的“异端”：杨、墨、老庄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等等也渐渐在历史的沉淀中固化了古代中国关于“思想”的历史记忆。
这种“道统”的巩固传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政治上的独尊独大，“道统”得到政治权力和教育系统的双向支持，充当着古代中国“思想”的历史。但自近代以来，传统思想世界受到西方冲击而逐渐瓦解的时候，这种道统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便受到了西学的挑战。正如张之洞在其《劝学篇·宗经》中所言：“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犹喜治周秦诸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诸子学之类过去被视为支流的思想重新走入学人的视野，冲击着延续千年的“道统”叙事，进而成为回应西学解释新知的强大武器。这一切都促使“思想史”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脉络。
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史叙述框架的传入，使得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种重建古代思想世界，树立值得自豪的中国思想系谱的新工具，很多学人便迅速以“哲学史”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建立了一套新的叙述方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孙宝瑄、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他们的思想史叙述无一例外皆是将过去的“道统”书写与西洋哲学史叙述相结合，将中国的思想削足适履般地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里，以西方哲学的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来将中国的思想资料剪裁拼装，亦即要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现代西方文化体系的框架中去理解。这种把“道统”叙事与“哲学史”叙事加以融合的方法更符合中国的口味，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思想史撰写的主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重新整理与撰写影响颇深，时至今日还影响着许多学者进行“思想史”撰写所选取的路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哲学观念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兴趣和学术实践。这方面的代表当属侯外庐组织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著作的鲜明特点有三，其一，中国几千年思想的历史被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斗争；其二，是对所谓“社会史”也就是对思想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的突出分析。其三，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这样的思想史叙述打破了原来的叙述框架，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思想家们进行了重新的组合与排列，为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建构起了全新的“系谱”。但是这种叙述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他对中国历史上某一思想或观念产生的特定的具体的政治语境或历史世界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对“社会性质”层面着墨较多。以社会性质决定论倒推历史，为某一思想或观念的产生寻找粗略的宏观意义上的政治或经济因素，而这便说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种“拼合”，禁不起细致的推敲（具体实例本文不再赘述），社会史无法明确地说明思想史，思想史也无法合乎逻辑地回应社会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道统”叙事，西洋哲学史方法，还是以唯物史观来脉络化中国几千年来思想的历史，皆有不足与缺漏。那么，今天我们做思想史研究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与方法呢？在我看来，首先应摆脱西方哲学史叙述框架的束缚，对中国本土思想学术的内在理路给予充分肯定。其次，重新检讨关于古代中国思想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再次，是将思想研究回归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当中去，应当历史地、严谨地、合乎逻辑地去研究某一思想或观念产生的政治语境和历史世界。更多地将视线投向古代社会的不同人群和阶层，不局限于精英人物的历史叙述，将思想史叙述线索多样化，以求全面地、立体地反映出古代思想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思想史研究中不做纯思辨的和抽象概念的连缀，打破学术分界，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知识史间自由往还，多元并蓄。
以上便是我对该问题的一些思考与看法，仅呈管见，以就教于学林。
2018年4月27日
宝平儿书于曲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