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达尔夫人社会批评观认为文学与其所依附的自然环境和广义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她在《论文学》中明确指出广义的社会制度涉及宗教观念、民族风尚和时代特征等诸多要素。海子作为一个众多因素整合的个体存在，我们在深入剖析其诗歌文本的同时，为了更全面更尽致地作用于诗歌阐释，就不得不演绎出那些诗人背后的、附属于诗人的种种原始生活状态，甚至某些强加于诗人之身的不可消弭的外力。
身世回溯与灵魂皈依
纵览华夏，分明充斥着这样那样关乎民生大计的词汇字眼，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用味蕾胃囊来推演酸甜苦辣的国度，这个历朝历代在饥馑苦厄中繁衍而来的民族，这个文学世界里以男耕女织为理想雏形的农耕文明，一切的一切都带着鲜明的指向性，饱食终日曾经是我们的第一条件反射，耕者有其田曾经是我们世代沿袭的企盼和安身立命的渴求。苇岸说：“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地”这一洋溢着生存欲望与生活展望的意象总在某个瞬间肆意撩拨着田园人家的内心，又由于其地域稳定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贴上了乡土的标签，成为与明月、鸿雁、羌笛等遥相呼应的家乡故土的代名词。
海子习惯于运用“麦地”这一意象与他的情绪趋向和内心向往有着悱恻的牵连，而这种情绪的原始和内心的起点却总是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勾连在一起，“所有诗篇里都能辨认出一种安庆老乡古朴的格调……都有着怀宁县丘陵黄土的骨血”对于海子而言，诗歌中满溢的乡土氛围枝蔓开来，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涵泳之时活于嘴际的只言片语，恰中乡土情思，这种渗透于骨髓的心思是注定要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展露无遗的，更况且有意想见故乡人事。而这种割舍不断、连绵不绝的恋乡情结由来已久，早就在我们身体之内潜滋暗长，逐渐储存形成了所谓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由此观之，便和海子诗歌中的乡土象征意义相契合，我们从海子诗歌中分明体悟到又难以言说的情绪也在于此，那么，笔者认为这就是诗歌与读者之间达成的情感共鸣，这也许也是我们欣然接受并乐于吟诵海子诗歌的缘故罢。
“全世界的兄弟们
要在麦地里拥抱
东方 南方 北方和西方
麦地里的四兄弟 好兄弟
回顾往昔
背诵各自的诗歌”
“言为心声”，海子诗歌尤甚。我们显然可以想见到海子声嘶力竭的振臂高呼，气喘吁吁地俯身凝视脚下的土地，我们也可感同身受的是，诗人内心的情绪压抑良久，引而不发，含而不露。这种情绪难以言说又不得不发，于是乎，诗人在储拢着自己情感根基的麦地之上，蓦然长吁，将内心浓郁的诗情幻化为超个人的召唤，这种号召无关国界，无关地域，无关种族，无关意识形态，无关诗歌流派，凝聚起全世界的诗情画意只为涵泳脚下这片热土，这种力量隐约间赋予了“麦地”以新的韵味和含蕴，浪漫而洒脱，纷繁而俨然。静候诗人的思绪平复至现实，我们也将随之起舞的遐想缓缓着陆，麦地不仅哺育了诗人，更让诗人撷取了泉涌般的灵感，最为可贵的是，在这片麦地之上，诗人在身心疲惫之时，灵魂得以静谧地栖息和虔诚地皈依。与此同时，也让诗人纳取了有别于常人的人生体验。“麦地”给予了诗人太多太多，而诗人回馈给“麦地”的又是什么呢？诗人拈来世界上最为曼妙的语言回敬着这片诗意盎然的土地，诗人感念于斯，肺腑相对。
环境拂尘与理想涅槃
就社会学批评方法而言，环境与艺术之间是一种互文性关系，即彼此交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艺术模仿环境，但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重构性模仿。我们通常认为，环境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综合语境等子目，不可否认，这些子目与艺术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诗歌作为艺术的门类，因了环境的渲染与鼓舞，应运而生。海子深知环境之于诗歌的个中肯綮，置身其中便情不自已，超然世外便诗随笔迁，在浪漫主义的无窒无碍的大环境下自我麻醉，为自己开辟出一方心灵敞放的净土和文采肆意的福地。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
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
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
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
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
可能是诗人天生的忧郁气质使然，抑或是早年生活的艰涩困窘造就，诗人在诗行中总会流露出让读者为之恻隐的沧桑感和孤独感来。海子似乎更加偏爱于那些常人不屑一顾的或者认为屈就不堪的意象，这也间接刺激了他桀骜难驯、自得其乐的创作性格，言转案上，诗人以梦想取代回忆，给真实存在过的现实披上了梦幻般的嫁衣，众兄弟辛勤劳作的场景与家乡凄美的暮至时分的情景相映成趣，这绝非简单的意象叠加，而是诗人记忆深处的再加工，把历史场景拉回到了现实，在这种综合语境下杂糅了时节、回忆、社会关系等诸多表面看似毫无关联、本质确是息息相关的意象群。诗人以“麦地”这一环境为线索，把这些意象悉数串联起来，营造出了一种跨越时空局限的诗歌氛围，这也是他被称为麦地之子，麦地诗人的原因之一。
“所谓的中国诗歌，自然是他从麦地和中国乡土中延伸出的这类诗歌。在他同时还强调了自己的‘孤独一人’，并且背诵得进入了没有眼睛和嘴唇这种土地同化的忘形状态时，他潜意识里还要表述的，其实是他孤独一人建造着本质性的‘中国诗歌’这样一种指认”，诗人渴望得到整体格局下的同代诗人的认可，这种“自我指认”相对意义上已经把自己凌于孤独的博弈之中，也不妨说，诗人必须做出理想从此破灭或继续守望的抉择，所以我们会为之恻隐，为之唏嘘。
时代余响与诗歌余味
法国批评家戈德曼提出“有意义的结构”概念，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他指出“有意义的结构”就是在文本、创造文本的个人主体、作为社会文化的超个人主体等三重系统之间存在着同构的关系，从而导致意义的发生。海子作为一个酣于浪漫情调的诗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与此理论相吻合，从戈德曼理论的层面来说，海子已从单纯的诗歌“作者”的集合中跳脱出来，出落为与媚俗逐流的所谓“主流诗人”大为迥异的“诗坛异端”，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备受诗评家诟病的别裁之路。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诗坛，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泯灭着诗人的天性，诗人的自主的、即兴的、由衷的、富于理想和激情的诗歌创作都被这样那样地蒙上了欲望与荒诞的面纱，“连第三代诗人这群现代主义者都普遍放弃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顺风而动，或消极咀嚼荒诞、孤独和异化的母题”，诗性蒙尘，诗坛颓丧，如何坚守浪漫诗人的良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成为时代发出的沉闷诘问。而如何摆脱时代强加于诗歌的重重桎梏，逃离这种在政治藤蔓咬合下“三人成虎”的从众藩篱，踅摸出一条挽“浪漫主义诗歌”于既倒的新径，也顺应时势地摆在了这些夹缝中求生存的诗人面前。海子作为一位长久以来游离在超凡脱俗与浪漫理想之域地的诗人，不甘忍受诗坛的层层压抑氛围，另辟蹊径，以太阳——麦地——水等为主要的难以复制雷同意境的意象，营造起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歌立体体系来，“诗人与诗人是绝不相同的，所谓的有禀赋的诗人，便往往是能够抓住一些细微的事象，并由之而整合出一种地道、纯然的整体意味的那类人。”海子在二十世纪后叶阑珊之际，整合了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架构，总体而言，保留了一个诗人理应附带的的秉性，还原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本来面目，可谓是世纪之末的余响。
诗人苇岸说：“海子含着泥土，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是民间的儿子，是有和谐的自然启示的诗人”，海子的诗歌总是给人一种平易近人又不可凑泊之感，也许正是这种近乎矛盾的微妙心理才使得他的诗歌活在民间又被引为经典之故罢。也正因此，他总是能在合适的当口给予读者沁人心脾的清新之感和耐人寻味的惊喜之态，余味绵长，弥久不忘。“海子是用生命承担诗歌的诗人”另一方面，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不会毫无缘由地融进一个人的血液，它从一开始就明了何去何从，只不过后来依附的主体将它引向了一个更为神秘的国度罢了。海子把浪漫主义诗歌更深层次地引入民间，随其心亦顺诗意，诗与人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一种天然的默契，而这种默契又悄无声息地弥漫于自然之中，赞颂了自然，丰满了诗歌，也成就了海子。
海子生活的那个时代难以复制，诗人亦难以再生，海子的诗歌也是难以模仿的。而今我们吟诵这些诗歌，除了至高无上的艺术追求，还要收集诗行间散发出来的精神芳泽。我们缅怀海子，缅怀他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