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和梵高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但天才般的两个人，却有如此不同的人生，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感叹。
文｜洪烛
【能做毕加索就不做梵高。塞纳河右岸蒙特马特洗衣船的画室内，曾经蜗居着一大批落魄的艺术家——有的人甚至老死在那里。青年毕加索初到巴黎，也曾在这座后来名扬四海的贫民窟栖身，后来就头也不回地搬到富人区去了——可见毕加索也体验过一段捉襟见肘的生活，只不过他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它。贫困对于毕加索仅仅是中途换车的驿站，对于大多数艺术家则是难以抗拒的宿命。毕加索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身后的大多数难友，不仅因为他懂得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而且因为他不愿过多回首早期的贫困：“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的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特马特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梵高的眼睛像蓝水晶一样，眼神很尖锐，仿佛能看穿一切。他既不“理智”，也没有“精神失常”，他只是向我们诉说勇气和诚实的平常人。《割掉耳朵后的自画像》（Self-portraitwith Bandaged Ear），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Gogh），1889 能做毕加索就别做梵高？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得没错。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巴黎，虽然聚集了全世界最先锋也最优秀的一批艺术家，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可能比毕加索更配担当起伟大二字，更富有巨匠的气魄。某种意义上而言，毕加索不仅是这一批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而且无形中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他爱过的女人，他周围的朋友(不管是画商、诗人抑或同样具有绘画天赋的同行)，甚至包括他的对手(譬如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恐怕都无不承认这一点。
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能量在巴黎发迹了的西班牙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王者之气。“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了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当然，毕加索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果然像一路飙升的股票一样所向披靡，直至成为巴黎这座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中心中的中心——他刷新了一个时代。艺术史因之而改写。
巴黎曾经属于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属于莫奈、高更、梵高。在毕加索之前，巴黎还属于过波德莱尔——这位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鼻祖，写过一部《巴黎的忧郁》。然而在毕加索出现后，忧郁的巴黎才真正开始变得放荡了，以苦难为宿命的饥饿艺术家们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这位绘画界首屈一指的暴发户也带给了他们以希望。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气候转温，春意萌动，一个可能大施身手的全新的时代终于姗姗到来。他们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朦胧的使命感：自己不仅是为现实而活着，也在为未来的艺术史而活着。于是，现代艺术的飞船选择了巴黎作为着陆的地点：立体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也推动了历史。不管怎么说，跟梵高、高更等人相比，毕加索这一代艺术家基本上还算是幸运的，更有身逢其时之感。
《巴黎的放荡》这部书，堪称是这一代艺术家的集体传记：卢梭、布拉克、莫迪利阿尼、藤田、朱勒·帕森……他们的生活与创作都在其中占据了相应的篇幅。尤其重要的，还记录了跟这些画家同根共生的诗人、作家们的文学活动：阿波里奈、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乃至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不管他们是巴黎的主人抑或过客，都以各自的膂力推动过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进程。但必须承认:毕加索的影子一直贯穿这部书的始终。或者说，他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群像后面至关重要的背景。要想彻底地了解放浪形骸、恃才傲世的那群人，只能从了解毕加索开始。这是走进现代艺术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同时还打开了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一个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放荡的巴黎。巴黎的天空与巴黎的星相图。
塞纳河右岸蒙特马特洗衣船的画室内，曾经蜗居着一大批落魄的艺术家——有的人甚至老死在那里。青年毕加索初到巴黎，也曾在这座后来名扬四海的贫民窟栖身，后来就头也不回地搬到富人区去了——可见毕加索也体验过一段捉襟见肘的生活，只不过他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它。贫困对于毕加索仅仅是中途换车的驿站，对于大多数艺术家则是难以抗拒的宿命。毕加索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身后的大多数难友，不仅因为他懂得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而且因为他不愿过多回首早期的贫困：“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的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特马特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
被巴黎所重新塑造了的这个毕加索，在绘画创作中充满激情，在人情世故方面都掩饰不住他内心极端的冷酷:“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的地位。”我们只能善意地揣测，他并不是厌弃周围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行，而是厌弃贫困本身;虽然他一生只有过短促的贫困，却是很记仇的，他永远都把贫困视为头号敌人——这导致他爆发出非凡的能量，几乎是借助某种类似于报复的心理获得了成功。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幸运儿，反而使其他人遭受的不幸显得更为强烈——那些生病的画家，欠债的画家，失恋的画家，醉酒的画家乃至自杀的画家，对毕加索只能望尘莫及，他们理解不了毕加索的奋斗精神(也可以说是世故)，也无法分享到毕加索的那种胜利感，这多么悲哀。我更愿意相信：毕加索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他不仅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而且多多少少维护了集体的尊严。至少，画商们乃至世人在艺术家面前下意识流露的那份傲慢与偏见，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毕加索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创作方式。毕竟，有更多的画家，追随毕加索的足迹走上了一条新路。不仅有一个毕加索的巴黎，而且有一个毕加索的时代。他当之无愧。
毕加索的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自己的巴黎。而二十世纪的巴黎也是有福的——出了个毕加索。直到今天，巴黎的放荡似乎仍然在延续，巴黎仍然拥有众多的毕加索的徒子徒孙。这桌现代主义的艺术宴席似乎尚未散去。
在大画家毕加索的身后，也活跃着许多诗人的影子。阿波里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毕加索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体会过“失宠”的感觉——因为毕加索是个最擅长抛弃支持过他的朋友的暴君。惟独诗人阿波里奈一直稳坐其身边的第一把交椅(那是属于军师的位置)——一直到死去，也未跟毕加索产生致命的矛盾。
我们都认为，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的始作俑者，其实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波里奈——在1911年巴黎秋季艺术博览会上，记者身份的阿波里奈写了一篇题目为《诗》的报道，大肆吹捧了缺席的毕加索：“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可见阿波里奈既是立体主义的命名者，又是毕加索艺术最忠实的吹鼓手。
在立体主义初问世而四处碰壁之时，阿波里奈最先跳出来为其担任辩护的律师:“所有人中情绪最激烈的是纪尧姆·阿波里奈。他认为保护到处受到攻击的立体主义是战斗，也是义务。这是事关支持一个先锋派艺术的问题。诗人阿波里奈也是先锋派中的一员，他必须在保护自己信奉的事业上作出贡献。”于是他成为了先锋派中的急先锋——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作为其主帅的毕加索本人还要激进、还要狂热。
作为先锋派的辩护者与理论家，阿波里奈一直是以毕加索为准绳的，他总是尽可能地向毕加索的立场靠拢。他的那杆笔在针对毕加索的对手或反对者时毫不客气，譬如他为了褒扬毕加索而不惜贬低马蒂斯：“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而对待毕加索则永远充满温情。他终生都不曾修改自己的观点:毕加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于是许多人都说:诗人阿波里奈完全是画家毕加索的影子，几乎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维护自己的主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运动的立体主义，其实是阿波里奈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又是阿波里奈手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因为毕加索本人认为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人还是接受了阿波里奈的观点，不容毕加索推辞地将其奉为立体主义的领袖。毕加索自然是成功了，更为成功的是阿波里奈——他在推举一个人的同时无形中倡导了一个艺术流派。而这个流派带来的荣誉则被更多的画家分享。据伏拉明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里奈，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已是对阿波里奈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会由此联想:如果没有阿波里奈，毕加索散发的光芒是否会略为减弱——至少，有了阿波里奈的摇旗呐喊，毕加索也如虎添翼。
在巴黎，诗人与画家的友谊是有传统的。最著名的是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阿波里奈的姿态不无模仿自己的前辈波德莱尔的痕迹，他把冉冉升起的毕加索视为属于自己的德拉克洛瓦——命中注定应该出现。在助其一臂之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怕比毕加索还要强烈的使命感。他热爱这新时代的“恶之花”——并以保护它、浇灌它为自己的责任。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同样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现代绘画对他的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里奈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几乎是在与阿波里奈同时代，里尔克也移居巴黎(1902年)，投于雕塑家罗丹的门下，撰写了《罗丹传》，后来又担任了罗丹的私人秘书。里尔克作为诗人的成长，很明显汲取过罗丹的营养。只可惜他们之间友谊不如阿波里奈与毕加索稳固，曾两次断交。这恐怕因为阿波里奈比里尔克更富有包容性，即使在毕加索性格的缺陷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曾考虑过背弃自己的天才朋友。他更能懂得精心维护的友谊对彼此各自的事业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已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是真正的同志,是艺术的巴黎使他们会合了，且相得益彰。
1918年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加·科克罗瓦结婚，特意邀请了阿波里奈担任伴郎——可见诗人在其心目中的位置。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在毕加索的创作生涯里，阿波里奈也担任着伴郎的角色——帮助毕加索迎娶了立体主义这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仅仅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毕加索忽然心神不宁，照镜子时从自己的面容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拿起一支铅笔把镜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下来。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阿波里奈去世的噩耗。
在阿波里奈的送葬队伍里，毕加索紧跟着灵柩，在他身后依次是其他画家、诗人。或许在那一瞬间，铁石心肠的毕加索才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这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也是挺微妙的。巴黎是这些艺术家共同的故乡。巴黎，不断举行着婚礼，又不断举行着葬礼——就像那些艺术家的喜怒哀乐，在不断地飘散，不断地变换。谁能够分得清自己是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客人?即使毕加索称得上是艺术天空一颗难得的恒星，但在他周围，乃至在他之前之后，更多的则是流星式的人物——在重复地表演着一闪而逝的命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谓的卢浮宫(或其他艺术品博物馆)，不过是他们的集体墓园。然而，他们的消失丝毫未影响巴黎存在的意义——即使那样，他们永远是巴黎缺席的在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