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的生活
本子是刘震云老师的，我一直觉得他的东西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实反映国民性。这一次也是。故事的发展经历了从起先的一条线索（杨红旗是否真的救了欧阳花）到最后的两条线索（加上了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究竟死了没有）。而观众一致处于对这两件事的真与假的猜测之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观众的直观感受就是生活的真假是很难泾渭分明的辨别的。而刘震云先生的意图，在我看来是想告诉大家“即便分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
孰是孰非的困惑
故事的另一个矛盾是一对利益的比较——一个“善良”的老人的临终心愿和一个青春少女的锦绣前程，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呢？欧阳花跳城墙之前，大多数观众的心理倾向于同情杨红旗的厚道老实，很多人在暗自责备欧阳花的不诚实。但是当欧阳花在城墙上“义正词严”主张自己的利益，“理直气壮”的为自己的撒谎辩解，理性的观众开始迷茫了——一如古国歌的迷茫，真假分清了又怎么样，真的就一定对，假的就一定错吗？道德问题远比法律问题更复杂。
“公众认知”的问题
整个电影中的报社、记者，在我看来是“公众认知”或者说是“公众话语”的代指。那么整个故事至少反映了中国社会公众认知的两个问题：第一，以客观中立为原则和目的的公众认知往往阻碍了可观中立。比如派出所那场戏，民警明明记得杨红旗，但是一旦得知古国歌是记者就开始粉饰太平；再比如杨胜利的葬礼，如果村长情不自禁的笑有所含义，那就意味着一村的人都会为了得到公共认知的正面评价而撒谎。第二，公共认识自身并不总是保持客观中立的。剧中的报社和记者在先前还抱着审慎的态度来调查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当样胜利一去世，个人的感情就开始介入区中，本来要求“查明情况”的主编开始怒斥“那篇表扬稿还没写好？太不像话了！”这让我联想到孔繁森、任长霞等人，既然他们一生都是优秀的先进的，为什么都是在死后才得到树立推广和学习？
需要表扬的中国人？
这样的故事可不可能发生在别的国家？我猜测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或许法国也有？拿破仑曾经说：“如果我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够征服世界。”拿破仑需要的是士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为他作战，而生命是实在世界中最为宝贵的，用什么来交换它呢？既然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与他等价，那就什么也不用，只用虚无的荣誉，无价者有无穷价。电影中的杨胜利也和拿破仑的士兵一样，如果说他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来捐助希望工程是一种伟大，他以拒绝接受治疗为国家省钱来“保住晚节”我就很不能认同了，我至今不相信有爱别人爱国家胜过爱自己的人。如果有人那样做了，他一定有更大的企图。对杨胜利而言荣誉高于生命。他不仅仅要得到荣誉，他更需要让别人知道他的荣誉，所以他把他的奖状证书整齐的贴在墙上。
中国的社会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片土壤上生长出了一些特有的社会价值。主观与客观二分的西方思维方式很难搞明白在这样的社会中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善，何为恶，当你试图去这样认识，你就只能陷入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