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1-12.2

在文学史上，花园与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从来都密不可分。对一些人来说，花园是个工作之余用以劳作放松的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独处思索的安静顾问。但对所有人而言，花园都扮演了某种哲学角色：为人类的思想赋予新的生机。

本书作者～澳大利亚哲学家、作家达蒙·扬，带领我们走近普鲁斯特、卢梭、奥威尔、狄金森、萨特等十三位作家或哲学家，看他们如何在花园、公园甚至是盆栽的滋养中，成为思想的巨擘。

在作者看来，花园不仅仅是休憩或体育锻炼的场所，其本身就能激发人的思想，因为它融合了两个基本的哲学原理：人性与自然。从用于宗教祭祀的园林开始，每座花园都是这样的结合体：人类对自然进行了切割、包围和改造。人类一直在激进地改造自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这就是技艺的定义：实现自然界中无法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在艺术和制造业中，自然与人性的贡献与结合往往是看不见的。例如，树木变成木材，矿石变成金属，浮游动物和藻类变成石油后又成为塑料，它们源于自然，但不再“自然”。大自然被当成蛮荒、疾病、神秘的象征和遥远的“他者”。而人类的劳动也是无形的，我们看到的是产品和服务，但不一定是生产者。花园，则克服了这种双重的异化，呈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植物还是植物，石头还是石头，它们源于自然，但经过我们巧妙的安排、栽培与维护，根据我们的心意越发“自然”。它们展示了我们与自然的独特关系：我们在外观和思想上对自然的改造。在花园里，这个通常被隐藏或遗忘的现实变成了引人注目的景，成为一种展示、一份呈现，展示了我们的身心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自然”，一个寻常无奇的词，因为太过平常，以至于常常掩盖了丰富多元的内涵。自然可以指整个现实，也可以指物质和物理法则，还可以指生命，更可以指令人舒适和习以为常的事物。然而，即便从最广义上看，自然也是难以捉摸、反复无常的。早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前一百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自然隐藏自己”，因为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动物，而其实宇宙本身没有意义。

自然与人性，这些谜语在花园里融为一体。正因如此，花园具有一些特殊的哲学价值。它能为宇宙学和存在主义的思想提供物质基础，也能被人们赋予历史价值、政治思想以及家庭生活的节奏。花园是人性化的自然。但我们也瞥见了某些超越自身的东西：一个冷酷的、不假思索的宇宙，让人不可理解。它外在于我们，存在于动植物的“隐秘生活”中。人类本能与习惯中那朦胧而盲目的力量，将自然引入人类的心灵，成为心灵的必需。花园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类是寻求象征的动物，往往受外物启发产生思想，借有形之物表达思想，尤其是当这些思想被赋予某种有机的、原始的形式之后，比如植物、石头。花园赋予了基本概念以重要的活力和深深的吸引力。

这种思想和感官上的丰富内涵，是花园至今仍带有神圣气息的原因。许多宗教建筑都有附属的或相邻的花园，从吕刻昂的狼神庙到佛教寺院，再到中世纪大教堂。花园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神学产物或精神产物，它植根于更基本的冲动：对一部分景观进行切割、雕琢，使之显露于世。这一点从“神圣”(sacred)一词的词源可以看出，它源于印欧语族的sak，意为分离、划界、划分。花园是最初的神圣之地，其前身就是吕刻昂学园那样的树林：一个与纯粹的自然或人类活动隔离的区域，但它又明确地将两者合二为一。

虽然花园是彻底的世谷之物，但它的围墙、栅栏、沟渠或树篱，象征着它脱离了“平常感”。换句话说，花园是来自哲学的邀约。花园迎合了人们不同的品位：艳丽多彩或淡雅柔和、几何规整或蜿蜒曲折、喧嚣热闹或清冷寂静。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加速前进、充满过度刺激和干扰的现代社会，花园能给人一个放慢脚步、仔细观看并大胆思考的机会，它是治疗分心的一剂良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写道：“人类还在凭技术与理智生活。” 两千多年过去，花园依然是二者难能可贵的保留地。花园是美丽的，有时美得令人窒息。花园可给予人慰藉与平静，让人精神抖擞，也可让人懊恼与愤怒，而这，往往就是花园的哲学价值。

作者以上的论述，看得我荡气回肠，直入心扉。在我的眼里，花园锁定了来自自然的喜爱之物，并提供了特定的场所，让我们劳作、生产、布置……直接参与到自然世界的生生灭灭中，与太阳、星辰、雨露、风霜、气候共生共存共呼吸，并融为一体。无论是花卉果实还是叶子，每一株植物都有形态都有产出，风动叶动我们心动，花开花落我们情动，每一个季节都有收获都有惊喜。山石水土按着我们的心意布局，透过我们的设计传递心意和幻想。

而在作者的眼中，那些名人巨匠又是如何看待和利用他们的花园呢？作者写道：

苏格拉底认为，园艺本身就是一种锻炼。 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苏格拉底说：“最富有的人也离不开农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常见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体的手段。”

亚里士多德的学府～吕刻昂学园，拥有世界上第一座植物园，和柏拉图学园一直是地中海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分类的研究非常详尽，一千年后仍然无人能及，以至于达尔文说：“伟大的分类学家林奈和居维叶不过是老亚里土多德的徒子徒孙罢了。”在这位哲学家看来，吕刻昂学园更像哲学素材的一个固定来源，是进行动物解剖、分析和综合、演讲的地方，融实地考察和实验室演示于一身。

伊壁鸠鲁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希腊主义批评家之一，他蛰居雅典家中过着简朴宁静的生活。他的学园也被称为“花园”，这是他心中独立的象征，也是实现独立的手段。普菲力欧斯引用伊壁鸠鲁的话说：“追随自然的人，总能自给自足。” 罗马的文人雅士将花园作为学习和交谈的场所，此举往往是在向他们的希腊前辈致敬。

简•奥斯汀在其名作《傲慢与偏见》中写伊丽莎白透过彭伯利庄园感受到达西豁达丰富的内心，并被花园的美和突如其来的情感触动；而女主角的沉默与表哥牧师夸耀花园的聒噪形成鲜明对比。奥斯汀以此达到有趣的暗示，那就是她那带有哲学意味的园艺爱好。这是默默沉思的简，她在城堡广场和乔顿农庄俯身照料鲜花，她一丝不苟地重新摆放盆栽，订购库柏笔下的金链花，采摘醋栗。这种爱好的特点是安静的劳作和遐思，而非八卦或者家务琐事。奥斯汀显然认为这样的沉默弥足珍贵。奥斯汀像诗人蒲柏一样博览群书，且对细节与风格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蒲柏和奥斯汀的共同点在于，两人都将热情的世俗精神与沉静思籍的信仰融为一体。在奥斯汀作品中对婚姻、家庭、美德的描绘背后，在对自己毅力和耐心的坚持背后，是她对万物秩序的信仰。

自小喜欢户外生活的普鲁斯特，却因为哮喘而远离自然。普鲁斯特喜爱日本盆景和小玩意。盆景具有优美或令人惊叹的造型，集即时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是高度浓缩的作品。盆景展现了一株平凡树木微妙的复杂性，却又小巧宜人。盆景与时间也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古老的盆景是对时间的蔑视，那多节瘤的树干和扭曲的树形，常唤起人们岁月沧桑之感。盆景的根、叶和枝条都被修剪成一定的形状和造型， 可能人们也会给它换盆，或者把它从门廊的架子上搬到室内的壁龛里，也许它会在春天开花，在秋天叶子变红，但盆景的本质是静谧与不变。普鲁斯特认为，盆景是“想象之树”，就像一粒种子引起我们去想象未来的花朵，盆景也促使我们去幻想那些凄楚的景致和悲怆的时代。这是“几百年来的古老梦想，是一片雄伟壮阔的伟大土地”。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借阿尔贝蒂娜之口道出他诗意的展望。她对叙述者马塞尔说：“人们仍然会觉得这些日本矮树就是高大的雪松、橡树、番石榴树，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我在房间里水流滴答处摆上几株，我就会拥有一片一直延伸到河边的辽阔森林，孩子们在那里可能会迷路。” 在这样的幻想中，盆景是一种典型的普鲁斯特工具，一份走进浩瀚与洪荒之梦的邀约。从微渺之物开始，徐徐展开宏大的记忆和幻想画卷，这是普鲁斯特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家让•谷克多在评论《在斯万家那边》时写道，普鲁斯特有一种画家的天赋，能将人物角色、对社会的观察和风景巧妙地压缩成精致的细节。“《在斯万家那边》是一个巨大的缩影，”他写道，“里面充满了海市蜃楼、重叠的花园、时空的游戏，那种宏大、冷静的笔法颇有马奈之风”。

犹太人伦纳德•伍尔夫，1912年8月和弗吉尼亚结为连理。夫妇俩虽然没有孩子，但拥有充满爱与温柔、琴瑟和鸣的婚姻。他们都十分勤奋，专注于写作，喜欢直率、机智的对话。他们从拍卖会上买下蒙克屋，构建自己的花园和写作办公室，留给彼此工作和社交的空间，并拥有每天的亲密时间。伦纳德一生钟爱花园，弗吉尼亚把她的丈夫描述为花园的“狂热粉丝”。买下蒙克屋将近二十年后，弗吉尼亚在最后一次精神崩溃中选择自尽，伦纳德彻底失去了她。在饱受悲伤折磨的几年里，伦纳德侍弄果树、修理树简、照料温室花朵，他的起居室里摆着黄色和深红色的秋海棠，还有百合花、大岩桐。他又添置了两个蜂箱、两个温室，开拓了约两万四千平方米的土地。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伦纳德和他后来的爱人在1968年的春夏园艺秀中获得了十三项一等奖。这位八旬老人在他自传的最后一卷《重要的是旅途而不是抵达》中列出了一生中令他愉悦的事情，包括了友谊、美食、运动和园艺。年幼时，花园带给他的是悲伤与疏离感，是他所谓的“生之苦”。在莱克瑟姆花园里，五岁的伦纳德•伍尔夫度假回来，看到他的花儿凋萎，一幅腐朽死亡的画面。但是，他的悲伤不是由某一具体的事物引起的，而是由世界本身引起的：万物被摧毁或变得支离破碎；冲突很快取代和谐，死亡转眼吞噬生命。对年轻的伍尔夫来说，宇宙是一个战场，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永不停止的力量之间的战争，宇宙不是上帝的神迹而是徒劳的斗争。这就是伍尔夫在《自然的温柔》一文中所描述的自然：“冷酷而凶残，黑暗而阴郁的法则。”当伍尔夫投身追求真理时，他知道，绝对完美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人总是容易犯错，无法周全。他在《播种》一书中写道：“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地感觉到，一切最终都无关紧要了。”伦纳德热爱园艺，他的投入有一种哲学意味。 具体而言，他在直面外部世界和他内心世界的两种剧烈冲突。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一种秩序与混乱对峙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各种形式：法律与社会失序、理性思考与非理性信仰、和平与暴力、理智与疯狂。在每种情况下，伦纳德似乎都站在前者的一边。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一直在追求安全、理性、精确、正义和心理平衡，不管这个愿望多么难以实现。花园，是他挑选的一座避难所，在那里可以远离公众事务，也许还可以远离弗吉尼亚反复无常的精神病发作。花园让他看到了在世界上以及在他内心不可避免的冲突景象。这呼应了他一生参与的公开斗争和生存斗争。他在认识到衰败、暴力和腐化的规律的同时，享受着自己严谨、精确的品位。花园诉说着衰败与生长、死亡与重生。待在花园，是他在亲身对抗他又爱又恨的世界。这种努力是值得坚守的，因为这恰恰是写作与阅读的意义所在：追求一种更清晰、更冷静、更诚实的生活。

尼采式的花园是一个关乎存在的挑战。 尼采有一句名言，借用了希腊诗人品达的话--“成为你自己” 。显然，大自然会让人类遭遇地球上难以预知的力量。宇宙是无意义、无目的的，这种尼采式的领悟可以让人获得深刻的解放。它让常识和传统价值观突然变得微不足道，而这可能是迈向养成独立性的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第二自然，即我们的天性或者物理性是尚未完成的，人性并不由字宙法则或者神圣律令来决定。这就是尼采的观点：我们都是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就像索伦托的柠檬和冷杉--只有我们才能更小心翼翼地塑造自己。在尼采的哲学生涯中，他的思考大都是在花园、公园和树林中进行的。尼采对他的居住环境非常挑剔，一定得是美丽风景与宜人气候的完美结合。之所以挑剔，疾病是一个原因。1876年，尼采前往意大利之前就被医生诊断出将会失明。他忍痛把阅读时间限制在一天一小时左右， 这点儿时间，对尼采这样的学者来说实在不够。所以，他着迷于索伦托柠檬树的树荫，借此缓解眼部疲劳，并减轻意大利的骄阳导致的头痛。另一个原因是尼采生性孤僻，很容易为外界褒贬所伤。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写道：“我们如此喜欢置身于大自然中，因为它不会对我们发表任何见解。”对这位哲学家而言，意大利的柠檬林是一片令人宽慰的野地，一片小小的“生存空间”。或者，借用他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的话，是一种“美好的孤独”。置身自然中时，这位哲学家也试图寻找自己，一个“更高的”尼采，最好能在树林里、山坡上，而不是在教堂、研讨室里发现他。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他说他的理想要有高大的柱廊，这样他就能更接近岩石、花朵与树木，从而更接近自己。尼采写道：“我们要化为植物和砖石，当我们流连于这些走廊和花园里时，就像徜徉于我们的内心城府。” 尼采的宇宙论尤共强调“过程”：创造与毁灭、生长与衰败、出生与死亡。在尼采看来，自然并不规定“应该”或“应当”，它不具有道德性。自然的优点是善变与丰产。动植物会生老病死，而自然是一个整体，一直在进行新物种和新环境的试验。这是一门残酷的进化课程，但它也传达了一种奢靡作风：千百万年来，大自然为了创新而心安理得地毁弃生命。无所谓发展，也无所谓目的，这只是一场新奇的游行，有时带来美丽、力量和健康，有时则引来丑陋、虚弱与疾患。他坚定地认为，人类必须更加强大，要像植物和动物一样存活，试验自身，而不靠任何担保和承诺傍身。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超人必须像悬崖上的一棵树，“平静而专注地倾斜于海面之上”（这里用植物来隐喻孤独和优越）。更确切地说，尼采心目中的伟人必须弃绝大学和沙龙，步入自然的伟力与恣意之地，而闭门苦思只适用于“虚无主义者”。“思考树”要求他摈弃家庭、阶级和传统教育中令人欣慰的确定性，要求他跟自然一样狂野暴烈、不可捉摸、标新立异。由此，尼采的花园帮助他在理论、文学和德语方面的创新上奋力前行。

“我的一切本性都在对我说：赞美我吧，推动我吧，安慰我吧。其余的，我一概听不见；或者，即使听见也立刻忘却。我们只与自己交往，一直如此。”  --尼采 《快乐的科学》

科莱特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植物和园艺细节的亲切描绘，这些细节往往来自19世纪末她在勃艮第地区圣索沃度过的田园牧歌般的童年生活。她的母亲茜多妮(昵称“茜多”) 就是一个种花高手，园艺帮她排解了家庭的种种压力。科莱特在《茜多》一文中回忆道：“她走到花园里，满腔怒火立马就熄灭了。” 一年到头，茜多都守护着她的“宝贝”：绿色木头架子上的一盆盆幼苗。她在臆想的未来里，同样对园艺充满热情。1925年，五十出头的科莱特在圣特罗佩购置了一处房产，命名为“葡萄藤”。 她是冲着那儿的美景以及约一万六千平方米的地中海土地和植物去的。房子一到手，她就开始打造理想的花园。她煞费苦心地列出了番茄、茄子、龙蒿、鼠尾草、薄荷，还有黄色、粉色和红色的玫瑰，又用了一段华丽的文字描写藤蔓，写它们如何攀援在铁拱门上，蜿蜒而上地生长。她的散文充满沉醉的酒神气息：“葡萄藤那紧致的曲线…松香味的风…黄玫瑰散发出上等香烟的味道。”

“科莱特属于20世纪性革命的一代人。”她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居然还结了第三次婚，嫁给了莫里斯.古德盖。在她的一生中，科莱特令人惊叹地创作着，保持着她对散文的“无情掌控”，毫不收敛她的享乐主义和大胆出位的作风。科莱特那些大胆的风流事表明，她的行为是由十分强烈的欲望支配的。但跟大多数尝过放纵和禁忌滋味的人一样，她知道快乐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她的爱人们在《纯与不纯》中不断地感到失落：他们渴望在彼此的互相掠夺中获得些许喘息之机，但掠夺彼此就是他们的基本处境。无论如何，她对鲜花和花园的热爱，让她从自己残酷无情的世界中获得了真正的喘息。对性与食物的渴望，总是让科莱特想要更多，而植物帮她摆脱了欲望，让她不那么饥渴，而是更喜欢沉思了。科莱特的玫瑰不仅是装饰品，它会邀请你去想象它的独特之处，这就是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沉思”。 叔本华写道，在这种状态下“沉思与冥想不再考虑事情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目的，而仅仅关注事情本身”。对科莱特来说，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重构。首先要认识到花朵跟动物一样，不具有特别的个性：它们的共性超越了植物的个性。科莱特观察了花朵规则的外形、颜色和季节性，赋予它们一种普遍个性，就是叔本华所谓的“一个持久的植物理念”。到了生命的末尾，科莱特学会了与“旗鼓相当的人玩乐”。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弱了，也是因为她在花园里的冥想使然：新的距离感、客观和克制。就像她的母亲一样，花朵教会科莱特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让她获得了解脱。

“我随时都可以轻松地翻过一道门，跨过一堵墙，爬上一片倾斜的屋顶，以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但我下来，一站在花园的砾石地上，幻灭与信仰又会袭上心头。”  --科莱特《茜多》

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出版，遭到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当局的谴责和审判，罪名是借一位天主教牧师之口传播异端思想，不仅书被烧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甚至被当局下达逮捕令。卢梭从法国逃到了瑞土，栖身在瑞士比尔湖圣皮埃尔岛上的树林里。

就这样，在这个小岛上，早饭后的几个小时里，卢梭都在写写画画，还常常把标本带回家解剖、晾干。他细致地观察了植物的结构和有性繁殖，并且编纂着他的《圣皮埃尔岛植物志》。这是这位声名狼藉的哲学家独处时的最大乐趣(《忏悔录》中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描绘了他独处时的其余爱好)。1776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他回到巴黎后写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在书中他回忆道：“每一个新发现都让我欣喜若狂，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绝伦的了。”他在《忏悔录》中写道：“这个岛上的各类土壤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植物，供我在余生中好好研究和自娱自乐。”卢梭对植物的冥思不仅仅是愤世嫉俗的避世，对他来说，植物学是一种让他感知、识别和恢复他最珍视的自然的方法。它让他从烦躁不安和巴黎沙龙中得到了喘息之机，也帮助他重新发现大自然，以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

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自然...从不说谎”。卢梭非常谨慎地指出，自然对于道德和政治一无所知，善恶的理论概念对于自然来说毫无意义。然而他又认为，自然是道德上的楷模。他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不会遇到任何虚假的东西。”  他又认为，重要的是，人类本身就是诚实善良的，但只在理性和文明发展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才是如此。在人类尚未开蒙、社会产生之前的时代是一个野蛮、孤独且真诚的时代。随着思想和亲密关系的产生(社会的产生)，现代法国之恶随之而来。法律的出台是为了解决暴力和苦难，但是却强化了跟出身、教育、外貌、才智有关的权利与特权。穷人在生活的温饱线上挣扎，富人则为名声或皇恩而彼此争夺。卢梭说，没有人是幸福的，全都是各自欲望的奴隶。卢梭因此在《社会契约论》提出了政治和教育上的补救措施，在《爱弥儿》给出了育儿建议。而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卢梭最终发现植物学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口。

卢梭对蒲公英、夏枯草、菊苣、洋蓟进行仔细观察，指出了常被忽略的惊人细节。研究了解剖结构后，又进行对生理机能的研究。他认为这种带着耐心、富有鉴别力的仔细观察行为本身，就足以给人教益，这样的观察能颠覆我们的认知。他写道，他融化在“生灵万物的伟大循环”中，与自然融为一体，令他感到“欣喜若狂与难以言喻的心醉神迷”。植物学是一门讲究精确和愉悦的感知课程。 因此，它是治愈文明生活中麻木意识的一剂良药。

“我坚信，不管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探索自然都是用一种最值得深思的话题来充实心灵，给心灵提供有益的养料。”  --1771年卢梭致德莱赛尔夫人的信

1946年春，奥威尔被诊断出患肺结核已有八年。他没有在医院休养，也没有在疗养院“治疗”，而是租下了苏格兰布里底群岛朱拉岛上的一栋房子，拿起了镰刀、镐头，打造了一座崭新的花园。房子租到手的第一天，他的日记里写的全是朱拉岛上的风景：灌木果实、映山红、苹果、北美杜鹃、倒挂金钟、风铃草和野生鸢尾。1949年 12月，当他病得不能出门时，花园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趴在床上写下这些话：“雪滴花开得到处都是，郁金香开了几朵，一些桂竹香要奋力绽放了。” 这是他居家日记中最后的内容。他已经完成了《1984》 的定稿，差一点儿把自己累死。那天，他离开朱拉岛去往英国，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岛上花园。一年多后，乔治•奥威尔病世，享年四十六岁。

奥威尔天资聪颖，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雄心壮志，但他把这些全投入他的传记作者说的“自我毁灭或没有出路的追求”中去……当上了英属印度的警察、四处流浪洗盘子、参加西班牙内战。迈耶斯说，这是奥威尔的一种“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心理需求”。奧威尔长期被愧疚感折磨，无法体验到正常的中产阶级的满足感。他为自己享有的特权、他的国家的不公正和帝国主义感到愧疚，也为自己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愧疚。他不仅在贫穷中看到了美德，也在肮脏、平庸和令人精疲力竭的劳作中看到了美德，因为他相信痛苦与脆弱胜过无所事事的舒适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他是一位天才作家，但是让他的小说和报刊文章超越普通报告文学的，却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需要公众的关注。”

他像科学家一样尊重事实，带着怀疑精神面对事实。可以说，奥威尔带着一种实验精神活着。这种科学的思维模式，让他始终坚持语言的清晰透明。他在他典型的简洁散文中写道：“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且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对奥威尔来说，清晰写作和思考的能力是一种道德责任。没有这种清晰度，词语虽然可以很漂亮地连缀在一起，却是一种虚伪。

“工作之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打理花园，尤其是菜园。”  --乔治•奥威尔自传笔记，1940年4月17日

与其说作者在谈论花园，越往后看，越感到作者借由这些名人与花园的关系，来展现他们一生的成长历程、角色转换、生活和成就轨迹，探索他们从自然到自我的追寻之旅。甚至乎，“花园”只是一种隐喻。人的一生，其实也是一座花园，你如何灌溉、如何耕耘、如何布局，你的种种投入和奉献，也会随着个人际遇和社会气候的更迭，呈现不同的景致和收获。正如伏尔泰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所言：“人生布满荆棘，对此，除了种好自己的田地外，我认为别无他法。”、“照料好你的葡萄藤，除掉害虫。”一样。你毕生的追求，就在你打造花园里展现。

“害虫”是“法国文学之王”伏尔泰给在任何时代都会破坏自由并阻碍思考的事物取的代称。在他那个时代，正是狂热的国教和法国专制主义的联盟侵害了这位作家的道德原则，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给他造成了许多痛苦。伏尔泰的梦想是推动变革：思想上的变革，并且越来越偏向于法律、技术和行为上的变革。1729年，他从思想相对自由的英国回来后，完成了《哲学通信》一书，他写道：“那些巧妙而无用的真理仿佛是离我们过于遥远的星辰，并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光亮。”从这一-点来看，伏尔泰更接近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学者：他们对科学和现实的本质很感兴趣，但更关心用理性来改善自身和社会。18 世纪的法国人把这种人叫作“哲学家”。他写下这样的话以表达对基督教哲学家兼数学家帕斯卡的反对:“人是为行动而生的，就像火花升腾....对人类来说，不行动与不存在，就是一回事。”

伏尔泰利用他的花园来避开俗名之扰。费尔奈庄园的小径和凉亭为他提供了舒适的避难所，让他得以免受自己庄园里很多客人的打扰。伏尔泰坐在他那被“常绿树篱”掩藏起来的长凳上，重拾了他因成名而失去的独处机会和宁静时光。花园同时也是对同情、责任和实用主义的大胆隐喻，呼吁他去改善周遭环境。伏尔泰认为，大自然赋予了人类理性和希望，改变命运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应该玩弄宏大的哲学体系，也不应该为权力而疯狂，而是应该从自己能影响的范围着手：我们的婚姻、孩子、城镇和简陋的后院。因此，伏尔泰积极投身于对自己庄园的打造当中，最终将庄园里的许多收获都摆上了自家宴席，用来招待他络绎不绝的宾客。

庄园传达了一种善意和责任的信息：对一个神圣但不完美且难以预测的宇宙心怀善意与责任。1763年， 伏尔泰在《论宽容》一书中 以大自然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信条：“我已赐给你们耕耘大地的力量，也给了你们一丝理智的光芒引领前行；我已在你们心中植入慈悲的元素，使你们在生命历程中相辅而行。”

为了凸现花园的意义，作者甚至不惜以存在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来做对比：萨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二战”期间在战俘营中更投入地研究这本书。海德格尔在书中对人性进行了更令人瞩目和系统的描绘，胜过其他任何现代哲学家，在他那里，人性就是在一个无意义宇宙中昙花一现的意义爆发。但当海德格尔认识到我们令人焦虑的责任时，他从来没有回避过“存在”，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从“存在”这一赤裸裸的现实中退缩。尤其在后期的作品中，海德格尔表达了一种充满敬畏的惊讶：存在是某种值得尊敬而不是厌恶的东西。他谈到，我们从存在中退回来，不是退避，而是仿佛我们停下脚步，惊奇地欣赏风景。无独有偶，这位德国学者喜欢被萨特厌恶的乡村景致：林地、溪流、简陋的农舍。萨特尤其回避与波伏娃和朋友们徒步，而海德格尔经常在写作间隙远足，他甚至有自己简陋的黑森林小屋。而萨特对自然的厌恶、对一切花园的否定始于他的童年。他早期的作品强调意识的彻底自由。他说，这就是它的无根之源。所有萨特无法控制的，他的身体、 相貌，他的物质属性，都让他感到沮丧， 都让他厌恶。跟在哲学里一样，萨特在生活里也是个绝对主义者。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他的自由是绝对的：所有赢得他认可的东西都是无限的。他拿走了身上令人厌恶的部分，把它们彻底驱逐出去，它们由此变成了纯粹的存在，愚蠢的、不正当的、恶心的存在。作者写道：海德格尔热爱存在和自然，而他最著名的法国学生对二者都有所诋毁。萨特的哲学，被视为对不适、尴尬和笨拙处境的逃避，与其说他的哲学是一种有关自由思想的高明理论，不如说更像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机组织。简单地说，这不是纯粹意识的作品。萨特的意识充满了本能和冲动，这些本能和冲动是认知上的，也是生理上的。从自己的身体到整个自然，萨特选择了逃离，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展示出二者不可避免的影响。真是讽刺，哲学家成了伪君子，在众多这类事例中，萨特的栗树厌恶症是自欺欺人的典型。

总的来说，达蒙•扬热爱的花园，注入较多哲学理念。这些花园，陪伴作家巨匠们舒缓神经，远离令人焦虑的社会现实。在属于自己的自然环境下，劳作，在自己的力量下观察植物，收获花朵和作物，是最好的出世方式。出世，只为更好地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