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叔”叫作“佬”，因此“二叔”就叫“二佬”，但是不是这个“佬”，实在不敢肯定。
二佬是个瓦匠，年轻时候后腰里总是别着一把瓦刀，一尺来长，刀把上裹着红艳艳的塑料布，磨的铮亮。这把刀在我的想象里，和关公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一样的神武，是可以过五关斩六将的。
下学回来的路上，有时会看到二佬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右手里就提着他的瓦刀。一块青砖在他的左手里轻飘飘地转动，右手刀起刀落，那砖已经断成了两半。顺着下落的余势，瓦刀挑起了泥灰，空中抛出一条弧线，这泥灰一半落在墙上，一半落在他左手的半截青砖上，轻微的一声响，青砖已经上了墙。接着刀尖在砖缝里一抹，一转，一挑，那砖妥妥地安在了墙上，前后不过一秒。
二佬是个“能人”，不只是因为他一手漂亮的瓦工。他还会编不同的蝈蝈笼，拉一手曲曲折折的二胡。我们住的四合院，二佬他们家住西厢房。到晚上的时候，人们就都坐在院子的天井里，女人们的麻绳“嘶啦、嘶啦”地从浆好的鞋底穿进去又拉出来。男人们抽着烟说村里村外的事情。我最喜欢他们“讲古”（就是古代的故事），但他们往往不说这些了，说起了二佬。
“该娶个媳妇儿了。”
二佬不应声，依旧把手里的二胡拉的“咯吱咯吱”。说实话，每次他拉二胡的时候，我都会忘掉他所有的好。
“有了媳妇就不栖惑了。”
我们那里人不说“可怜”，而说“栖惑”。二佬就嘿嘿地笑，手里的“咯吱”停止了。
“不是还记着田屯的那个吧？”院子里就笑了起来。（未完）
田屯的“那个”是个寡妇，男人不知道怎么死的。二佬是在给她家修窑洞时认识的，后来就隔三岔五地送东西。头绳、镜子、时令的鲜果。寡妇家有一个小男孩，才九岁。二佬就给他编蝈蝈笼，带着他举着手电，钻进草窠里去捉蝈蝈，专拣青头三尾的。捉进笼子里，用龙须草挑逗它，让它不停地跳来跳去，他俩就哈哈地大笑。
后来人家婆家的人说话了，说二佬可以娶走寡妇，条件是把孙子留下，把当年娶媳妇的钱补齐。二佬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他大（我们那里叫“父亲”为“大”），他大举着老槐树根的手杖，满院子追着他打。
二佬顶着一头的包，还是常常往田屯跑。他大把他所有的钱都收了，经常跟着二佬上下工。有一天父子俩站在街上吵起来，一个举着拐杖，一个举着瓦刀。举了半天，谁也没有冲对方头上来一下。
他大找到田屯，抡着拐杖在大街上骂。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直到骂的过了头，把人家婆家人捎进来了，单骂就成了对骂。也不知人群里从哪飞进来一块砖头，正砸在他大的胸口，老头子一下子就栽倒，吐起了白沫。
二佬后腰里插着瓦刀，开始在田屯满街找，据说后来找到那个丢砖头的人了，据说俩人还干了一架。
我总想像二佬站在当街，手里挥舞着瓦刀，几个起落，就将那人放倒的情形。最好还要踩上一只脚，一手叉腰，好像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老虎后的一样。
不久就开始看见二佬了。他也拄着拐，只不过不是槐树根的，而是一根杨树杆，还露出没有刮尽的青皮。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到饭时就站起来，住着那根白里透青的杨树杆，一拐一拐地回厢房里去。再过了一段时间，夜里就响起“咯吱咯吱”的二胡。锯得时间一长，院子里还会响起上房大伯的骂声，二胡“咯吱”了几下，也就平息了。不久，他们家就搬出了四合院。
后来就知道了，打瘸他的，竟然是那寡妇的儿子。那年他十四。
我再见到他时，是我孩子满月的那天。他来了，跟着“响器”（乐队）班子来的。知道是我，就一定要上礼，几次推出去，几次递进来。我看到他坐在响器班子里，歪着头拉二胡，跟着旋律前仰后合，很陶醉的样子。走时，我拣了几盒好烟塞给他，他高高兴兴地一拐一拐走了。
从此，再也没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