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验证了改革开放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作用，深刻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我国改革的基本逻辑。随着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系统性制度变革面临着攻坚克难的压力和挑战，迫切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我国科技实力显著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涌现，以“新三样”出口为代表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持续释放，民生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全球治理能力逐步提升，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日益完善的创新体系、高质量的产业载体、多样化的市场主体、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环境。但同时，随着外部环境变化，一些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制约生产力水平提升的深层次矛盾凸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面临一些挑战。

从国内情况来看，传统产业转型处在“登梯爬坡”的艰难阶段，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尚有堵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待完善。其中一些问题和矛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加之疫后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变化的结果，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对诸多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集中承压的反应。特别是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收入分配体系完善、民生福祉增进等方面的发展需要不够契合，与相关领域的改革目标尚有偏差。这些问题和矛盾持续时间越长，其传导效应可能会更加复杂难料，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高强度、大力度、更具创新性协同性的政策信号，加紧推出有利于增强经营主体安全感、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举措，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过程中，国际竞争格局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一方面，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颠覆性创新催生未来产业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新产业新赛道价值实现和创造效应存在“时滞期”，在较长时间内世界范围发展新动能缺位。

总体来看，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障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矛盾点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风险因素集中显现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面临一些挑战。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我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立足国情、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独特道路，以增量带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在较短时间内释放出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了窗口示范作用，有效缓解了制度变革对生产关系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与开放的市场化操作相互加持，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正向制度效应，不仅有力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更是我国对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贡献的世界性、历史性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经过40多年来数轮侧重点不同的改革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渐改革开放到位，而在经济社会体系的存量部分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改革随之进入“深水区”，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突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巩固提升改革的能力和开放的定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坚持创新引领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人的现代化与新型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命题和重要关系。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和改革协同推进的重大命题。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概念，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力量和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重塑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创新，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基本属性。因此，要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也是改革的命题。

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来考察，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力点往往更多地落在技术追赶上，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跃迁。这种赶超模式通常在初始阶段是有效率的，但长期过度依赖外部技术供给势必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难以延续。实际上，由于后发国家先进技术来源不够丰富、技术进步路径较为单一，即便某些技术实现突破或在部分赛道取得领先，如果不具备技术自主迭代能力，也很可能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失速偏航。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不确定性在于容易从后发优势陷入“后发诅咒”，即随着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初始条件发生改变，生产力解放的制度性动力减弱。面对产业升级的瓶颈和障碍，如果制度变革节奏跟不上科技创新的步伐，政策工具和决策机制将难以满足生产力演进的需要，一旦叠加外部风险，难免出现要素流动不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转弱、市场主体分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

人是发展的关键，更是改革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将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纠偏的发力点放在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上，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改革共识，扭转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局面。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要素积累和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助于实现量的扩张，但也造成了一些治理短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随着人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强化，与之相适应的，在要素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也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从个体层面来看，人的现代化表现为劳动者自然性、社会性、知识性高度统一；从国家层面来看，则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简化重大科研项目管理流程，为科研人员松绑解困，引导优秀科学家、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聚焦前沿科技，开发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着力攻克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拓展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边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含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制高点；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共同赋能，运用数智技术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开展要素利用方式、生产流程、能源管理的低碳转型，将我国经济引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

二要建立完善更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涌现的体制机制。坚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推进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为关键步骤，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配合发力，增强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一致性，先破后立，打破传统生产力的利益格局。扫清要素流动障碍，促进不同市场主体的竞争协作，破除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堵点，加快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活力充沛的市场体系；以金融保险、专业服务、医疗教育、健康养老、公共治理为重点领域，加快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方向由发展型转向治理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增加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切实提高政策决策机制的效率和科学性，更好地服务要素流动、产业升级与社会转型。

三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拓展制度型开放新思路，积极倡导数字贸易、气候治理、能源转型、减贫防灾等国际合作新议题，维护前沿科技和关键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立足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和突出的产能优势，以重点产业链为突破口，主导区域产业链构建延展；深耕新兴市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在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实现我国发展成果与改革经验全球共享，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

四要坚持因地制宜，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为此，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示，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要素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持续调动地方积极性，激发不同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分类指导，有序开展，探索实践更具创新性、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发展路径，形成新产业活跃、新模式丰富、新动能强劲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体系。

五要坚持人本导向，始终将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政府、社会、企业、员工共同参与，推进新知识新技术普及培训，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建立完善全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制度，以高素质、先进性、有保障的劳动者队伍推进新型生产关系塑造，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