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写的是抗战期间的事，也涉及了当时社会上一些重大事件，但战争只是一个大背景，书中主人公离战争都比较远，作者也没有突出战争导致的经济问题。小说中人物均无杀身之险（除了方鸿渐等人去三闾大学途中下船时一次不大的虚惊），也基本没有衣食之忧。政治的腐败同样不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真正关注的是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
围城中的虚伪
文中虚荣表现为人刻意对自己外部形象的塑造，源于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更好印象与更高地位的追求。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追求荣誉是文明人的共同特征，本无可厚非；但当试图获得违反客观实际的荣耀、故意制造不合乎事实的名声时，就属于虚荣了。虚荣实际是一种欺骗，它的动机不一定在于获得具体物质利益，而主要在于维护个人的“面子”。相对于普通百姓，知识分子最在意名声，所以，虚荣现象在知识分子群里存在也更多一些。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封建知识分子大多比较虚荣，被称作“新儒林外史”的《围城》对知识分子虚荣心的揭示则更为入木三分。
《围城》里的主要人物大多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教授或副教授、诗人。他们几乎无一不虚荣苏文纨抄袭外国诗而冒称自己创作；褚慎明凭恭维一一些世界著名哲学家而得到回信，又用这些回信“吓倒了无数人”甚至谎称罗素请他帮助“解答许多问题”；陆子潇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轮流摆放着他在行政院的亲戚给他的信和他写给在外交部的朋友的信封，以“拉大旗做虎皮”；自命清高的董斜川把自己的诗分发同席，“他等待他们的恭维”尽管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甚至那些外国大哲学家也被钱钟书顺便捎带了一笔：“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哲学”，收到褚慎明的来信后，“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方鸿渐与赵辛楣是小说中少有的比较真诚的知识分子，但在日常谈话中有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虚荣心来：“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曾侵略邻舍的地。赵辛楣住在租界里，不去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他，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还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可见，在《围城》的世界里，虚荣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除了真正的世外高人，虚荣心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有之。方逐翁不属于现代知识分子，而是封建遗老。作者对他的虚荣心也有很精彩的揭示：他的虚荣不只对现实中的活人，更考虑到后世子孙，他的书信、日记实际也是写给他想象中的后人看的；他不留在故乡事敌，固然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但小说着重突出他如何将这种气节操守示人。这样，钱钟书就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历史文化。
《围城》所揭示的人类虚荣心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方逐翁、方鸿渐父子以及赵辛楣的虚荣无伤大雅，董斜川的虚荣有实力基础，苏文纨、陆子潇的虚荣至多属于庸俗可笑，但韩学愈的虚荣就属于一种市侩式的欺诈行为了：他和方鸿渐都买了“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但方鸿渐只是为了用来应付父亲和名义上的岳父，并不想用它换取什么实际利益，事后还总引以为耻；韩学愈却凭它骗到了教授待遇和系主任职位，并且将欺骗进行到底，甚至迫害唯一的知情者。有意思的是，与这些知识分子形成对照，那些不具有知识分子性格或身份的人却都是令人惊讶地“赤裸裸”：鲍小姐穿着与行为都几乎是赤裸裸，她虽也曾到英国学产科，但行为、打扮与内心世界都不像知识分子，所以被船上的留学生视为异类；方鸿渐一行去三闾大学途中所住宿旅社的老板娘给孩子喂奶也是当众祖胸露乳；苏州寡妇则明目张胆地与男仆同居。可以说这两种类型的人物互相对照，相得益彰。
虚荣不同于虚伪，虽然两者有某种联系或重合。虚伪主要是向人显示与自己本质不符甚至相反的高尚或善良，和道德密切相关；虚荣则主要表现为虚夸自己的才能、实力。作为个人品德，虚伪为少部分人之劣迹，更为可耻，虚荣则是人类中较普遍存在的弱点。鲁迅、张天翼等已对假道学的虚伪有过深刻揭露。《围城》也讽刺了高松年、李梅亭等人的虚伪，但它主要揭示的还是人类的虚荣心。
《围城》作者的态度：隐含的愤激与形而上的悲悯
阅读《围城》，我们感到是一个居高临下审视并讽刺挖苦芸芸众生的哲人在给我们讲故事、发议论。全书充满俏皮话，从叙述语调看，作者的心态似乎相当从容平和，甚至多少有点玩世不恭。但看初版作者自序，钱钟书在写《围城》的两年里的基本心态其实是“忧世伤生”。杨绛则说那时他“有一种惶急的情绪”。若依此再细读作品，我们确可发现作者某些不平和、不轻松的心理。晨光文艺从书介绍辞的评论是：“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我认为，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被作者同情的人物。虽然他决不等于作者本人，但与当时的作者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兴趣广泛，读书不拘一格，知识面宽：都是无锡人，留学与回国执教的经历也较类似；口才好，谈吐风趣幽默，喜臧否人物，甚至为揭破假面而开罪于人……不同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方处处被动而钱则进取自强，钱的学问更渊博扎实，没有买假文凭的憾事婚恋也较顺利幸福。可以说，方鸿渐是钱钟书将自我平庸化后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本性善良正直，有学问，是个“不讨厌”的好人。但他处处碰壁、步步退缩，每况愈下，如赵辛楣所说，“全无用处”。按作品所示，导致方鸿渐悲剧命运的，除他本人的怯儒苟且敷衍的性格外，更主要是恶劣的社会环境、社会风尚。在国外留学，他所学并不逊于苏文纨；在三闾大学，他英文超乎刘东方，口才高过韩学愈，教学效果优于孙柔嘉，品格远胜李梅亭、汪处厚、陆子潇、顾尔谦之流，但最后被排挤走的却恰恰是他。他被降格为副教授，正因为他没有像韩学愈那样厚着脸皮拿出“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蒙人。赵辛楣也是正直的人，他之所以在社会上比方鸿渐更亨通，就在于他多了些世故油滑。《围城》让人感到，社会似乎不欢迎正直真诚的人。这就是钱钟书的“忧世伤生”。
钱钟书的“忧世伤生”不同于鲁迅的“忧国忧民”—“世”广及整个世界，不限于具体国家；“生”包括全体人类，不是特指“国民”。钱钟书的创作宗旨，并非奢望借小说改造社会，而是把它当作“写在人生边上”的批注，即依据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写出自己对各种人生现象的看法与感受，正如叶绍钧谈自己创作时所说：“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就要“‘讽’它一下。”《围城》虽然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但作者是把他们作为整个人类的象征来写的，他要揭示的是人类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就是说，作者是要借这部作品揭示人性的某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