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击败慕容涉归，斩首及俘虏数以万计。
4、
鲁公贾充老病，皇上派皇太子司马衷探视起居。贾充始终担忧自己死后的评价和谥号（对杀死魏帝曹髦还是有心理负担），侄子贾模说：“是非善恶，时间长了自然就有公论，也掩盖不了。”夏，四月，贾充薨逝，嗣子贾黎民早逝，没有嗣子，贾充的妻子郭槐想要以贾充外孙韩谧为世孙（以嫡孙身份继承祖父爵位），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进谏说：“按礼制，没有异姓为后嗣之礼，如果这样，会令先公受讥于后世，而怀愧于地下。”郭槐不听。韩咸等就向皇帝上书，求改立嗣，事情就搁置下来。郭槐也上表，说这是贾充遗愿。皇帝于是批准，下诏说：“自今往后，除非有太宰（贾充）这么大功劳，并且像太宰这样封爵又没有嗣子的，皆不得援引此例！”
之后太常讨论给贾充的谥号，博士秦秀说：“贾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当初鄫国国君养外孙莒国公子为后嗣，《春秋》就记载为‘莒人灭鄫。’断绝父祖的血食，开朝廷之乱源。按谥法：‘混乱纪度曰荒’，请谥号为鲁荒公。”皇帝不听，改为鲁武公。
华杉曰：
继承法是宗族社会最大的政治，贾充没有儿子，就应该选一位叔伯兄弟的侄子做继承人，才能延续秦秀所说的“父祖血食”，否则，那姓韩的继承，他的列祖列宗都姓韩啊，他的祖庙里牌位怎么摆呢？贾充感情上跟自己女儿、外孙更亲近，这就是悖礼溺情。国家允许爵位继承，也是激励有功家族，韩氏无功，怎么能袭爵呢？所以秦秀说这是“开朝廷之乱源”，乱了。
而司马炎对贾充呢，基本上是你想怎样都行！贾充于司马家族，不仅是最大功臣，更接近于合伙人的关系，不仅是铁杆兄弟，是不锈钢兄弟。当年指使成济刺死曹髦那一枪，贾充也是押上了全族性命支持司马氏，司马炎给他谥号为“武”，就是这一枪的“武”了。
5、
闰四月一日，广陆成侯李胤薨逝。
6、
齐王司马攸德望日隆，荀勖、冯紞、杨珧对此都很厌恶。冯紞对皇帝说：“陛下下诏让各诸侯王回到自己封国，应该从最亲的亲王开始。最亲的就是齐王，而唯独齐王留在京师，这样好吗？”荀勖说：“百官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立不住！陛下试一下，下诏让齐王归国，我敢保证，满朝官员都会反对，那时候我的话就应验了。”皇帝同意。
冬，十二月十三日，皇帝下诏说：“古代九命作伯（周礼：一命受职，接受委任；再命受服，接受官服；三命受位，接受官位级别；四命受器，接受印信；五命赐则，接受法令规章；六命赐官，接受官职；七命赐国，赐给采邑；八命作牧，成为地方长官；九命作伯，成为封国国君），或者入朝辅政，或者出镇一方（所以称诸侯为方伯），无论在哪，都居于主宰地位。侍中、司空、齐王司马攸，佐命立勋，勤劳王室，现在，任命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仍兼侍中，让加崇典礼，主管官员详按旧制施行。”又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认为：“司马攸至亲盛德，相当于周公，应该留在朝廷，参与政事，如今要求司马攸到封国，给一个都督的虚号，而并无军事实权，有亏于兄弟款笃之义，恐怕也不是陛下追述先帝、文明皇后（司马炎的母亲）对待司马攸的本意。如果说对同姓亲王恩宠太厚，会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那样的叛乱，那汉朝的吕氏、霍氏、王氏，又是什么人呢！历观古今，只要权势过重，一定发生危害，唯一的办法，就是任正道而求忠良而已。如果以智计猜测，就是至亲之人，也被怀疑，更何况关系疏远的呢？他们又能保证忠诚吗？我认为，现在太子太保的位置空缺，应该让司马攸担任，与汝南王司马亮、杨珧一起主持朝政。三个人位置相当，足以相互匡正，既无偏重倾覆之势，又不失亲人之间的亲情和君臣之间的仁爱，这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人都切谏，皇帝一概不听。
王济派他的妻子常山公主（司马炎的女儿）及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也是司马炎的女儿）进宫，哭哭啼啼，请求皇帝留下司马攸，皇帝怒，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如今要齐王出京，是朕的家事，而甄德、王济接连派妇人来哭我这个活人吗！”于是把二人撵出去做外朝官，王济做国子监祭酒，甄德为大鸿胪。
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密谋约见杨珧，然后当场亲手刺杀他。杨珧收到消息，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出，并指使有司上奏弹劾羊琇，羊琇被贬为太仆。羊琇忿怨，发病而死。
李熹也以年老逊位，死在家中。李熹在朝为官，亲戚朋友来找他的，他将自己的薪俸分给他们维持生活，但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官职，时人都很称道他。
7、
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对吴郡人陆喜说：“薛莹在吴国士人中当算是第一吧？”陆喜说：“薛莹在第四、第五之间，怎么能算是第一！以孙皓之无道，吴国之士，隐居不仕，不发一言的，为第一等；避开高位，居于卑微，以俸禄代替耕田以维持生活的，为第二等；从容为国，执正不惧的，为第三等；斟酌时宜，找机会促进些微改善的，为第四等；温良恭谨，谨慎修身，不带头谄媚的，为第五等；第五等以下，就不用谈了。所以，上士都隐没而远离后悔和耻辱之事，中士有声名地位而靠近祸殃。你看看薛莹处身于世的前前后后，能算得上是第一吗？”
柏杨曰：
陆喜这篇评论，充分暴露出传统知识分子的卑怯。不管国家危机如何严重，不管人民灾难如何普遍，而只求明哲保身，所以才把冷血的下流动物列为第一等，而把官场混混列为第二等。认为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英雄豪杰，以及不断促使政治改革，不谄媚，不拍马屁的人，不过是一群大小傻瓜，只有远远躲开麻烦，才是光明大道。大小傻瓜接近灾祸，自应受到讥讽。
坚持正义是一种能力，面对暴政，所有的知识、学问、道德、勇气，完全崩溃。对别人的赴汤蹈火，反而酸溜溜地在旁边说风凉话，陆喜提供给我们一个无耻之徒的形象。
华杉曰：
薛莹是吴国名臣，孙皓投降，降表就是他主笔的，投降后在晋国为散骑常侍。柏杨是一位抗争者，而儒家没有抗争的文化。
《论语》：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说南容的品格，国家有道，他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家无道，他能保护自己免于刑戮，这就是儒家的价值观。按孔子的标准，柏杨就未能免于刑戮，坐了十年牢。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宁武子这个人啊，国家政治清明，他就出来做官，发挥他的智慧，建功立业。国家政治黑暗，他就假装愚笨，什么也不干。他的智慧，别人赶得上；他的愚笨，别人赶不上。这是“愚不可及”的原意。
《中庸》：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居上位，便兢兢业业，尽那为上的道理，不可恃其富贵，而至于骄矜。居于下位，便要安分守己，尽那为下的道理，不要自干法纪，违悖上级。国家有道之时，他说的话，便都是经世济国的事业，足以感动乎人，让他兴起而在位。国家无道，能隐然自守，不作危激的议论，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
这是儒家的入世哲学，如果国家政治清明，你不在高位，那是你的耻辱，因为你没本事。反过来，如果国家政治黑暗，你还在高位，那是你的耻辱，因为你同流合污。
诗经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是明哲保身的成语出处。明哲，明是明于理，哲是察于事，就是既明白理，又明白事。明哲保身，是做个明白人。人们往往只明白理，不明白事，这在国有道的时候可以，在国无道的时候，就很危险。
明哲保身，这保身，不光是苟且偷安，有三层含义，首先是不同流合污，不跟着做坏事，保持自己的清白，这是底线，你要做坏事，那我是宁死不屈。第二层，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第三层，是以待天时，是为国家保存忠良，到新君即位，国家有道的时候，还得靠我干活呢！
陆喜之论，一方面是作为吴国人，你说薛莹第一，我偏说他排不上，显示我吴国有人。另一方面，也是标准的儒家价值观，处身立世之道。至于陆喜说得对，还是柏杨说得对，哪种人排第一，哪种人排第五，作为读书人，首先是要做个明白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什么后果，二是要知行合一，你是要做柏杨那样的人，还是做陆喜那样的人。怎么做，你就怎么说；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叫“言行相顾”。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自己躲在后面，却鼓动别人去抗争，那就不厚道了。
四年（公元283年）
1、
春，正月甲申日（正月无此日），以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左仆射，下邳人王晃为右仆射。王晃，是王孚之子。（左仆射权力大于右仆射。）
2、
正月十八日，新沓康伯山涛薨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