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陶东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这本书中有关“武侠热”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由魏家川执笔的，共分为三大部分：金庸传奇大观、“武侠热”的文学之维、“武侠热”的文化阐释。在第一部分内容中，他分析了“武侠热”的缘起和金庸的创作，然后从时间的维度梳理两岸三地“武侠热”的发展。在第二部分中，魏家川从文学史的角度阐述从“旧武侠”到“新武侠”的演变，讨论“新武侠”小说的革新及其引发的争鸣。在第三部分内容中，着重回答围绕着“武侠热”所引发的三个问题：“武侠热”是否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武侠热”是否是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露？“武侠热”是否是炒作与媚俗？对于前两个问题，魏家川予以肯定，认为“武侠热”并未炒作与媚俗。在这点上，我与魏家川老师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武侠热”是否是炒作与媚俗，我认为应当辩证看待，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有不同的界定。率先声明，我作此论断并非对金庸等武侠小说作家创作的否定，也不是要对这些作家作出批判。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武侠热”。所谓“武侠热”是指在金庸在20世纪50—70年代创作的武侠小说，通过报刊的连载，风靡港台及东南亚。自80年代登临大陆，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从起初悄悄流传，到90年代登上大学讲堂，被专家学者研究，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的一个文化现象。接着，我们来界定何为炒作与媚俗。“炒作”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给出的定义是：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炒作”是一个中性词，是商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销方式，在当今的商业化活动中，“炒作”一词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昆德拉说：“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只要承认生命的存在，媚俗就是不可避免的，媚俗是指不择手段地去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刘俐俐《论小说与媚俗》一文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小说的媚俗性。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参与市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媚俗色彩。
从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来看，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源自于1954年香港、澳门两派拳师在澳门的一场比武。当时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在这场比武中看到了香港市民对比武的热情。为了投市民所好，同时为了扩大左派报纸的影响，他决定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继梁羽生之后，金庸也在这位上司的软磨硬泡下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金庸的每一部武侠小说均是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尽管这期间金庸的经济处境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他的武侠小说相对于报纸，处于附属地位这一情况一直是固定的。在金庸整个武侠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他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购买连载小说的报纸。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商品作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被广大读者接受并成功实现商品的价值。所以，金庸武侠小说在侠义精神、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爱情描写、奇幻色彩、叙事技巧等几个方面，体现出了对大众心理、口味的迎合。
从创作主体来说，小说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征，是对人类生存现状与未来的一个形象概括。人类的媚俗本性不可避免地会渗透于小说中，小说与人类这种内在关系就决定了小说媚俗的可能性和难以摆脱。仅就金庸武侠小说中“一男多女”的爱情模式来看，金庸本人潜意识中流露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严家炎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一文中认为“金庸小说沉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群像来考察，小说中的女性没有事业的依托，女性所有的目光都对准男性，视爱情为生命可以说是金庸笔下所有女性的共同特征，这或许也是金庸在作品中设置大量“情魔”的直接原因。此外，金庸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容貌艳丽的女性群像，而这些女性通常围绕着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转，形成一种“众星捧月”的恋爱模式，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处于被男性观照的位置，迎合了男性读者对女性的想象，强化了男性中心的地位。这在隐性层面就是一种对读者市场的媚俗行为。
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武侠热”是一场无尽的商业化狂欢，大众传媒成为“武侠热”炒作和媚俗的操盘手。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受众的阅读行为转变为图像阅读，视觉媒介取代文字媒介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武侠热”突破文字符号传播的单一渠道，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的传播，实现了自身影响的扩散。乘着“武侠热”的东风，数不清的媒体依靠武侠作品大肆炒作，向大众献媚，成为商业化浪潮的弄潮儿，挣得盆满钵满。金庸和古龙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扩大了武侠小说的受众面积，助推了“武侠热”，其中一些改编是影视创作者对经济市场的献媚，例如钱永强导演的《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其中李秋水、无崖子、巫行云和李沧海四人的多角恋情让人观之咋舌。即便金庸本人曾经将《笑傲江湖》的版权以一元钱卖给了央视，甚至几乎分文不取奉送给影视圈，也不能成为“武侠热”不是炒作和媚俗行为的一个力证，只能说金庸本人当时已经不缺钱了，希望影视公司能将自己的作品拍好，否则也不会因为好友徐克将《笑傲江湖》改得面目全非而生气了。此外，金庸本人到剧组观看拍摄，本身就是对内地剧组改编其作品的重视，同时也提供给了大众传媒炒作的机会，这种炒作对于影视公司、媒体、金庸本人而言是双赢的，三方可以从中获利。
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武侠热”是思潮混乱的年代里借以重拾人文精神的工具，他们在“武侠热”的炒作热潮中充当了一定的幕后推手。90年代，各种思潮和文化相互激荡碰撞，人文精神在商业化潮流的冲击下岌岌可危，“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没能力挽狂澜，挽救人文精神危机，反而自陷泥淖。陈尚荣在《金庸能走多远？——关于金庸热的文化语境透视》一文中认为“金庸热”是知识分子在消费年代提倡“人文精神”的“曲线救国”方案。北师大王一川教授的20世纪小说大师排名将茅盾拉下金庸排上事件的争议，北京大学的荣誉教授授誉，浙江大学的院长礼聘，王朔暴评金庸以及网友对王朔的怒骂，将“武侠热”延续到了新世纪。正如陈尚荣在文中所写的，“金庸热”在精英文化的推动下，很快地与“文化工业”操控的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共谋”，将“武侠热”推至一个“炙手可热”的境地。于是，“武侠热”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将“武侠热”推到学术殿堂，将其提升至学术领域来研究，另一方面是全国范围内，各家电视台轮番播放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娱乐层面消费金庸。正如陈尚荣所说，“这些没有‘共约’的‘合谋’都在不同的‘旨归’下‘诠释’金庸：精英文化解读‘精英’的‘人文精神’，大众文化解读‘通俗’的‘娱乐成分’”。
综上，“武侠热”处于商业化浪潮中，不同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商业化炒作和媚俗行为，这是通俗文学参与市场行为不可避免的，身处商业化潮流中，迎合市场便会有炒作和媚俗的嫌疑。“武侠热”并不会因为武侠小说的创作者没有主动参与到炒作和媚俗的行为中就不存在此种嫌疑，相反，商业化浪潮会将不同的主体裹挟到炒作和媚俗的行为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