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一辆自行车，略带点山地车的样子，富士达牌。杠架是大红的颜色，刹车被我调过几次，最后我把钢丝抽出了大半截才变得好用一点。为了好看，我还特意把抽出的铁丝打了一个别扭的结绕在了车把的内侧。

车子是我妈送我作为期中考试班级前五的奖励。那是我缠着我妈半个月的成果，她答应之后我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来复习。没想到还是只考了第六名。尽管如此，我亲爱的妈妈还是很高兴的托了人买了这辆车。

车子买回来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满屋子都是艾草味道。我骑着新车子兜了一圈回到我们住的车库，母亲正在准备晚上出摊要用的馄饨馅。

“妈，你怎么弄了这么多艾叶，一屋子都是这味。跑到馅里，还卖不卖了啊？人家一吃，呦！你这也不是肉吧，怎么一股子艾叶味！”

我妈笑着白了我一眼。“前几天下雨，正好去去屋里霉味。去，拿几根插在门上。”我停下车子，拿了几根艾草想插在门两旁的砖缝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缝隙，只好随意找了两块破砖给它一个立起的支撑点。

“人家城里恐怕不兴这个，我找不到地方。”我妈拿出面皮，准备包馄饨。

“就那样放也行，意思到了就好了。等会你要不要去洗个澡，我还买了绒绳给你戴。”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都多大了啊，还带绒绳，我都上高中了。”

“不戴拉倒，你看外面那些没爹没妈的想戴还没人给他买，你还不带！”

我撇撇嘴，“现在哪有这么多没爹没妈的啊，改革春风吹满地，老百姓日子早就红火咯！”

我妈笑得右手筷子上的馅都抖掉了，她佯装要打我，我推着车子又出了门。

“我去澡堂洗澡了啊。”

“又不带衣服！”

“回来再换！”

端午节以后，我经常在中指带着母亲用绒绳编的指环，骑着车把内侧系着绒绳的自行车在路上溜达。一路上阳光正好，微风凉爽。有时也会遇到阴雨天，如果那天忘记把车子推到车棚。我会心疼地将车子仔细的擦一遍。刹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里面绣了点而变的不太好用。后来直到我把铁丝抽出一点并慢慢学会保养之后，车子才像终于推心置腹地老朋友一样懂得了配合。我手上一时兴起要戴的绳环早已不见，而车把上那条绒绳却被母亲换了又换。看得出来，她比我更喜欢这辆车。

“你看你哦！对亲儿子也没这么好过。”我常常抗议道。“一边去，不对你好怎么给你买车。”我妈边笑边换着绒绳。她笑着解下旧旧的有些脏的绳子，再换上新的。阳光满满地照在她平静温暖的脸上。微风过后，她会轻轻把吹乱的头发挽在耳后，透过阳光的光晕。我察觉到她有些发白的头发和面孔的疲倦。

日子过得的确不轻松。为了生活，我妈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门摆摊，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才回来。遇到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妈会守到更晚，直到把当天的馄饨全卖完。第二天又要准时五点钟起床准备当天的食馅。来到城里的两年，每日如此。所幸的是，我上的高中离我们租的车库并不远，除去学费并不需要太大的花销。又所幸的是，我唯一能做的学习还算完成的不错，并不用她操心。

每天晚上放学后，我都会去她的摊位陪她一起守着。她一直都在抱怨这件事。她不让我去，想让我早点回去休息。我说没事，学了一天正好换换脑子。她知道说不过我，只好默默地下了一碗馄饨端给我当作夜宵。我在不算明朗的路灯下看着她时而忙碌时而发呆地身影，总觉得这也是我和她一起承担家庭的一种方式。

其实在摆摊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无聊。我妈的摊位经常会在靠近十字路口的街上。路口车流不息，人来人往，在一个摊位面前纵观人生百态。我常常会自恋的觉得我像个检阅的首长看着自己的兵或好或坏或平凡。有个人搂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走过，他对电话说：老婆，我和同事在玩呢；一个父亲抱着女儿散步，女儿吵着要冰糖葫芦，卖糖葫芦的笑着看板着脸的父亲；隔壁卖玩具的老板老是和顾客吵架，因为他被人说卖的是假货还这么贵；吃馄饨的时髦少年带着女朋友被他的妈妈抓到，他母亲边骂边拉他要回家，她眼睛恶狠地瞪着不知所措尴尬的女孩；对面打台球的经常会把球打飞桌，掉落在我脚边，老板喊：小伙子，捡下球！我时常装作没听到，因为他吃馄饨从来没给过钱。

有一次，一个女人奋力地拉着一辆车的车窗，跟着车子一路小跑过来，正好停在摊位面前。她哭喊着：不行！不行！开车的看上去是我梦想要成为的精英商务人士，他想加速又怕出事。只能破口大骂，cnm，你想死啊！女人喊叫着：不行！不行！精英气愤地下了车，把她的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用力地掰开，想回到车上时女人又重新拽了车窗。他说了一声妈了个逼的！绕过车头骂了两声有节奏地“操”，伴着这声音，他和着拍子连踹了女人两脚。女人终于支撑不住，摔倒在地上。精英趁着这个机会连忙回到车上关上车门，发动车子想迅速离开。没想到女人又站了起来死拉着车窗。她哭喊，她叫嚣，她大声地叫，不行！不行！精英再次下了车，抱着一个孩子。他气急败坏地将孩子往女人怀里一扔，给你！妈的，现在给我滚！孩子看着像我们租的车库隔壁奶奶家那个两岁的小孙子那么大。但好像也没有，因为很奇怪地，我没有听到他任何的哭叫声。一点都没有。可能睡着了，我想。女人抱着孩子，蹲着埋头在哭。车子一声引擎声响，很快消失了。那引擎声真好听，饱满有活力。我站在路沿上望着车屁股好长时间才辨认出那是不久前记住的车标，凯迪拉克。

我摸了摸停在我旁边刚买的车子，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漫着心头，只好故作深沉轻轻拉了拉母亲系的绒绳。围观的人也很快散开，对面打台球又嚷嚷着谁输谁给钱，旁边玩具老板也重新整理了一下货品。只有斜对面烧烤摊的几个人还在议论并时不时地看向女人。女人仍埋着头在哭，双肩抖动剧烈。我想她一定悲伤极了。我感受到她这股强大的伤感氛围正在弥漫着，浓烟一般地弥漫着。沿着街的路面，漫过台球桌，漫过穿着羊肉的的竹签，漫过我心爱的车子；漫在玩具枪黑乎乎地枪管里，漫在客人咬下一口热腾腾的馄饨馅里，漫在每个人冷漠地眼睛里。天很快黑得更浓了。女人抖动的肩膀平复了下来，她背对着我微微抬了抬头，随即站了起来。她怀抱着孩子，四处张望了一下，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走了。我突然注意我妈端着一碗馄饨诧异地看着远走的女人，她很快地回来，无趣地嘟囔着：还说想给她吃一口，人都走了。没事，我吃。我抢过来大口吃着。“这碗吃完得给钱啊。”我没有应声，就着眼泪不顾有点撑的肚子，把头埋在碗里直到喝完最后一口汤。

收摊回家——住了两年才接受把那个拥挤潮湿的车库称为家，路上我骑着车子在母亲电动三轮车后面帮她往前推。那是一辆不知道过了几手的电动三轮车，后面刚好够放出摊要用的东西，坐在前面骑得时候很挤。电瓶却老是坏，一直都不太好用，经常在半路上没电。以前母亲一个人的时候只能半路上下车自己往前推着拉着，蹬是蹬不动的。可是东西太多了，又是炉子又是客人要用的桌椅，推也很费劲。那时候母亲常常回来很晚，我以为是等客人耽误的，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电瓶老是没电。一次满雪飞天的夜里，放学踏着雪痕回来很久母亲才回到家。她全身都盖着雪，像一个纯洁的老人。她开玩笑说这天太热，都流了汗。我看着她略微佝偻着的身体和门外向远处延伸地三条车痕，第一次在她面前流了眼泪。

的确是记事起我爸离开之后的第一次。那时我们还是住在离市里不算很远的乡下。那里的屋子比现在的又多又大。村子里有一片小林子，夏天的时候我爸常常带我过去钓虾捉知了。炽热的阳光被层层的树叶过滤之后却显得更加灿烂。我爸露着整齐的牙对着我笑，我却想用遗传下来的整齐牙齿去咬钓上来的小虾。

半年之后，公安找到我家，逮捕了父亲。

我妈抱着我哭喊着：冤枉啊！——她像那个抓着车窗的女人一样想要争取着什么。不同的是，女人貌似成功了，母亲却没有。我像那个孩子一样，或者说那个孩子像我一样，很奇怪地没有哭，没流下眼泪，一滴也没有。之后却仍要生活，正如那个女人一样哭完仍要坚定的行走。母亲尽量小心地教育我，我明白她是想要我活得健康坚强，像无数美好的孩子一样拥有美好的品质。她做到了，我也是。母亲很努力，赚钱养家供我上学。我也努力地想让她看到努力的成果。幸运的，我们过得自认不错，且心态良好。她很少跟我提及父亲，记忆中我只去过监狱两次。

第一次是八岁那年。父亲刚进去的第一年。他和以前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憔悴易怒，不变的仍是他那整齐的牙齿。他对我笑，我大着胆子看他，终于挤出了一个苦苦小心的笑。他眼神黯淡了一下，依旧强忍着笑着。我妈让我出去自己玩，在外面等她。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他们好像在谈论什么事情，后来渐渐变成了争论。我爸气愤地用带着手铐的拳头砸着桌子，我听见他喊：凭什么！他妈的他跑了，要我背黑锅！我妈好像要劝他冷静一点，被他不小心推到了地上。父亲被及时地带走，我妈红着眼框出来。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回家。

很快我们忘了这些事，依旧愉快地生活着。有一天晚上我骑着车子在母亲车后帮助性推着车。她突然说，你爸要回家了。我怔了一下，哦了一声。

就是这个星期四吧。

那我请假去接吧。

不用了，你好好上学，我去。

十五岁那年，我终于大致了解到了父亲为什么会突然深陷囹圄并因此也变得愤恨起来。我偷偷看过他给我妈写的信，信里关于这个事情的内容越来越少。我不安地发现，他们好像终于安稳了，终于认命了。我发狂似的捶着桌子，像八岁那年父亲一样。我偷偷去了一趟监狱，却始终没能见到父亲。从那以后，我貌似更能理解母亲的不易。“一个初中毕业地乡下妇人把能求的人都求了，把能做的事都做了，还能怎么样呢？还要怎么样呢？”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些字。很久之后，久到我都快忘了我曾这样的愤慨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桌上摊开的日记本和扶着桌子抽泣地母亲。她背对着我，并不高大的身体抖动着，用手不时抹着泪。那一刻，心中好像压抑了多年的巨大悲痛骤然爆发，眼泪怎么压也压不住。第二天，我就把那篇日记撕了。

星期四的一大早，母亲便起床收拾家。吃完早餐后，她让我赶快上学。她淡淡地样子如平常一样。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不该高兴，该不该向她类似祝贺地笑一笑。母亲像往常一样骂我，又或许她意识到我的局促。

她说“快点死去上学啊，马上就迟到了。”我有些解脱地答应着，推着车要出门。

她突然叫住我，“等等，换个绒绳。”“换好了绒绳说好好学习啊，这学期考好了，给你奖励个大红花。”

我说“我不要，你自己留着戴吧。”

星期四的课上得特别累，因为全是我不擅长的英语。上午强化课堂讲解，下午强化课后训练。等到终于上完一天课，我脑子里全是不理解的各种词汇和语法。同桌惊讶地说你今天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我说是啊，英语课特累又没劲。我看着他不可置否地脸，惊觉发现我只是在骗自己而已。刻意不去想父亲，刻意想听课。可还是赶不走脑海里跳出来的想法：他还会认得我吗？母亲每年都会带给他我的照片和奖状。他应该认得吧。他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应该会老了不少，老了又是什么样呢？头发白了一点吗？

我在出校门的路上莫名地想这些，想着又禁不住要笑。我高兴极了，我想大笑一下。我亲爱的父亲，终于回来了，我们终于要见面了，终于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我迫不及待地出了校门，想赶快回家。意外地，我来来回回找不到我的车了。我从头到尾仔细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我冷静下来，等到其他同学陆续骑了自己的车回去，又仔细地找了一遍。我终于确定了一件不好的事，我心爱的车子，花了我妈两千多块的车子被偷了。

我询问了保安大叔，他们说没发现有小偷，你再找找。我说找了好几遍了，没有啊。他们说那就不知道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决定不告诉爸妈，自己想办法找找。我痛恨自己地大意，我想到一整天浑浑噩噩的可能忘记锁车子了。我一路小跑，希望我妈不会起疑心。

回到家后，只有我妈一个人。她如平常一样，坐在一张支起的桌子面前专心地包着馄饨。

我忍不住问，“我爸呢。”

“回来不一会又出去了，他说去找一个朋友。“她回，仍是淡淡的样子。我看不出高兴或伤心。

“你车呢？”

“借同学骑了。”我说。常有同学借车骑，这是个很好的借口。

我妈不再追问，屋子里安静下来。我心虚地打开电视机想弄出点声响。电视机只有几个当地的台，里面正在播着当地新闻，是一个关注民生的栏目。

“饿不饿？我下点馄饨给你吃。”

“少下点就好了，不太饿。”

她起身看了看炉子上的锅，说得再等会，水还没开。我眼睛专注电视，电视屏幕下方有一个民生热线。主持人介绍说有问题想反映解决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我妈包着馄饨对我说明天要和我爸回一趟老家，晚上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要是不回来要自己煮一些馄饨吃，她会留一些给我。我口中应和着，脑海里不断重复那串数字，想着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打个电话，说不定还要报警解决。那可是相当于我妈一个多月的收入，一定不能丢。

突然一声喜悦的声音传来：儿子，你回来了啊！我转过头，看到了我亲爱的父亲。他的确老了，个头也不如记忆中高大。他高兴地说一个朋友有辆车子不用，他想办法买了过来。他说他一直想给我个礼物。我惊讶疑惑地看着他，他站在黑暗与灯光之间，身后是一团漆黑的未知。他对我生疏友善的笑，露出了仍旧整齐明亮的牙齿。在他身边，是一辆自行车，略带点山地车的样子，杠架是大红的。在车子的车把上，我看到钢丝绕了一个别扭的结，那结的旁边，系了一个醒目鲜艳的崭新绒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