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4日
在綦江生活了半年后的一天，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母亲和父亲重新笼罩在阴影中，命运使他们必须迎接挑战，而他们已经被生活折腾得精疲力竭了。那天，母亲在穿针引线为我缝补衣服时，一不小心，缝衣针掉在地上。母亲一眼便瞧见了地板上闪亮的针，但一个突然的念头改变了这个简单的事件——冥冥中注定她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她叫我把缝衣针从地上拾起来。针就在正玩耍的我的脚边，我蹲下去四处寻找，可我根本看不见缝衣针在哪里！我用一双小手在地上摸索，双手摸得很脏却始终没有摸到那颗针。母亲怔怔的看着这一切，忽然她把我抱起来，死死的盯着我的眼睛。我吓呆了，我印象中从此经常叠现的母亲惊恐不安的眼神在那一刻定格……
父亲下班回来，母亲告诉了他，父亲在距离我两米左右的地方举起了手，问我有几根指头，我抿着嘴，一个字也不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呵！他们彻底绝望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重击，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的眼睛出了大问题！
可怜的母亲做梦也想不到，当时间的流逝逐渐冲刷掉大哥夭折带给她的悲哀与伤痛之后，她又无可逃避的走进了另一个阴影中。她和父亲都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不止一次天真的假设他们的儿子是因为年龄太小眼睛发育还未完全，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哭的太多，甚至归咎于睫毛太长，总之，能够证明我视力正常的理由都想到了，然而随后厂里医生的检查还是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们一厢情愿的种种假设。他们不得不接受建议带我去重庆的大医院进一步诊断。而我注定了从那时起开始对所有医院的眼科产生恐惧和不安。
父亲和母亲的心情应该是极度压抑的，他们认为导致我视力差的原因是因为母亲孕期营养不良和后来的早产，无形中他们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给本已疲惫不堪的心灵再加上了一块磐石。母亲似乎再次处在理智崩溃的边缘，她不停地让我辨认她在远处伸出的手指，甚至把1分2分的硬币抛在地上让我识别，让我拾起她扔在远处的东西，可事实上还不具备数概念的我对这一切的辨识令她那一厢情愿想否定残酷事实的愿望一次又一次破灭。象所有爱孩子的父母一样，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所有一切不幸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父亲的心情并不比母亲好，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去上班，靠亡命的工作去掩盖一份痛楚与苦涩。父亲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看远处看绿色有助于提高视力，于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不再扮演卡车司机的角色，在父母携带下到野外去看远山和树木。很多时候他们带了我沿川黔公路盘山而上，指了远处的东西让我识别，仿佛那样可以提高视力。很多时候我能够看见低飞的燕雀，还有山丘之间横亘的引水桥，于是他们脸上就有了欣喜，仿佛刹那间我的视力恢复了。
然而，事实终究是无法改变的，一切都令他们最终失望。渐渐的，一向对我呵护有加的母亲在郁闷驱使下开始对我大嚷大叫，骂我“瞎B眼”。三岁的我竟然对这个词语刻骨铭心，“瞎B眼”三个字在母亲那种复杂的也许是绝望的眼神伴随下在我幼小心灵上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血痕，直到今天，我笔落至此，依旧内心疼痛。我并不责怪母亲，在我看来在当时那样绝望的心境下她用这样的词语已经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不能够苛求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母亲能够象今天具有教育学位的我一样去顾忌儿童稚嫩的心，即使在万分无奈情况下嫌弃我也应该是极正常的事情。事实上，除了在我无法拾起地上细小的东西和看不清她伸出的手指的情况下她恼火地“骂”我外，我并没有受到冷遇。
母亲终于没法安心在綦江呆下去了。她和父亲决定带我去彻底检查。从那时起到我十岁小学毕业时，父亲和我的足迹踏遍了重庆的各大医院，见过无数医生，甚至一些人介绍的民间医生父亲都不惜一试。我见够了白大褂，嗅够了特有的福尔马林味道，希望、失望，虔诚并未感动上苍，终于在我十岁那年，我鼻梁上多了一副啤酒瓶底似的东西。
在厂里呆了七八个月后，我和母亲由父亲送回了太和。回家的路程对母亲来说是凄凉的，父亲把忧郁埋在心底，而母亲则把它化作叹息。
和当初去綦江探亲时的心情相比，母亲的心情应该是一落千丈，在停留重庆的途中，他们抱着我走进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怀着惴惴的心情，又含一丝对奇迹的期望屏息望着给我检查眼睛的大夫。他们企望这位医生能够否定前面所有的结论，会轻描淡写的安慰道：“你们的孩子的眼睛是正常的。”甚至他们还希望这位医生能够像那位曾经因为我“气痛”突然停止而认为是我父母有意捉弄便毫不留情的臭骂他们一样，他们愿意接受一万次这样的臭骂，至少他们会为之欢欣。然而，这是个奢望，当医生脸色越来越凝重时，他们呼吸几乎要停止了，象死刑犯等待终审判决一般。或许是那位善良的医生感性的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局促，也许确实如他所说孩子太小无法考查视力表，总之，医生的建议是等我长大些了再做进一步诊断，留给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巨石般的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