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关系

1、偏见（prejudice）的本质指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性的预先判断。（有些偏见定义也包含了积极的预先判断，但在应用“偏见”一词时几乎都指负面倾向；“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

2、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它可能根源于情绪性的联想，根源于行为辩解的需要，或者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s）的负性信念。刻板印象就是概括。

3、一个存有偏见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以歧视性的方式行为，并相信那些人无知并且危险。与许多态度一样，偏见非常复杂，而且可能包含某种傲慢的情感成分，这种情感起到了使对方总是处境不利的作用。

4、偏见是一种负面态度；歧视是一种负面行为。歧视行为的根源往往在于偏见。态度和行为常常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偏见性的态度并不一定滋生出敌意行为，同样道理，并非所有的压迫都来源于偏见。

5、种族歧视（racism）和性别歧视（sexism）是制度上的歧视活动，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在一家清一色为白人的公司里，假如从结果来看，面试招聘活动确实剔除了潜在的非白人雇员，那么，即使雇主并无歧视之意，但这种活动也可以称为种族歧视。

6、现代偏见甚至表现为种族敏感性，它致使人们对被隔离的少数民族人士反应过度——包括对他们的成功赞扬过度，对他们的过失批评过度，它同时也表现为某种怜悯姿态。

7、针对同一对象，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外显（意识）和内隐（自动）态度。因此，对于那些我们目前表示尊重和欣赏的人，我们可能保留源自孩提时代的习惯性的、自动的恐惧或者厌恶。尽管外显态度可以随教育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内隐态度则徘徊不去，除非我们通过练习而形成新的习惯

8、从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有两个结论是毫无疑义的：存在很强的性别刻板印象，并且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刻板化群体的成员也接受这种刻板印象。

9、刻板印象是有关一群人的概括，它们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或者过度概括偏离了真理的核心。研究发现每个地方的人都认为女性更为宜人，而男性则更开朗。性别刻板印象的持续性和普遍性，使得一些进化论心理学家相信性别刻板印象反映出了天生、稳定的本质特性。

10、偏见起源于多种根源。它的产生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想证明这些差异是正当的，并且愿意维持这些差异。偏见也可能是我们坐在父母的膝盖上习得的，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异。最后，我们的社会制度可能起到了维持和支持偏见的作用。先考虑偏见是如何发挥作用来保护自尊和社会地位的。

11、要记住的一条原则：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主人视奴隶为懒惰、不负责任、缺乏抱负——正因为他们拥有那些特点，所以他们适合被奴役。

12、，敌视犹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时敌视其他少数民族。偏见似乎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群体的态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如此，这些自以为是的种族中心主义者普遍拥有独裁的倾向——不能容忍软弱，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

13、权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时代往往经历过苛刻的规矩。这可能导致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和冲动，并将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到了外群体身上。权威人格儿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顽固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

14、那些得益于社会不平等的人，在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同时，还需要为让各种事情维持现状而寻求合理化的辩解。

15、偏见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于惯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见被社会所接受，那么许多人将会跟从遵循最为畅通无阻的道路，顺从这种潮流。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恨的需要而产生，但更可能是因为被人喜欢和接受的需要而产生。

16、如果偏见并非植根于人格，那么随着潮流的改变，新规范的演进，偏见便可能消除。事实上，它的确在变。并非“病态”人格的反映，它只不过是社会规范而已。

17、社会制度对偏见的支持往往来得不知不觉。一般说来，它们并非故意要压制某一群体。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反映了理所当然的文化假定，正如蜡笔盒中标有“肉”色的蜡笔就是粉白色的。

18、偏见可能由于社会情境而滋生繁衍，但偏见中的敌意和希望不偏不倚的愿望背后都有动机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发偏见，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体高人一等的意愿一样。但在有些时候，人们也希望避免偏见。

19、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莫名其妙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

20、竞争是挫折的来源之一。当两个群体为工作、住房或社会声望而竞争的时候，一个群体实现了目标，这将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挫折。因此，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 。

21、人是群居性动物。我们的祖先教会了我们如何满足和保护我们自己——在群体中生存。人类为其群体而欢呼，为其群体而杀戮，为其群体而献身。

22、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会部分地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拥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概念。这种“感觉”好极了。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我们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

23、内群体偏见是人们寻求积极自我概念的又一个例证。我们的群体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只要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会这么做，随后就会表现出内群体偏见。

24、当我们的群体相对于外群体而言规模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见。当我们属于一个较小的群体，被一个较大的群体包围时，我们同样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群体成员属性；当我们内群体是多数派时，我们倒不怎么容易想到它。

25、内群体偏见的产生，可能是源于感觉到其他群体很糟糕，同样或者更多的原因可能是认为自己的群体很不错。因此，对我们自己的群体所持的积极感受，并不一定完全映射出对外群体同样强烈的消极感受。

26、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认为自己有地位，我们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因此，从偏见或任何地位等级系统中可以获得的一个心理学收益就是感觉到高人一等。

27、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虑一下自己的死亡问题——写一篇短文谈谈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发的情绪——也会引发人们足够的不安全感以强化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

28、获得肯定，人们将对外群体做出更积极的评价；自尊受到威胁，人们就会诋毁外群体，以恢复自尊。

29、动机不仅使人们持有偏见，而且会使人们去努力避免偏见。尽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想有偏见，但偏见的习惯却历久犹存。无论是偏见高的人还是偏见低的人，有时具有相似的自动化的偏见反应。

30、避免偏见的动机会使人们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当意识到他们应该如何去感受和他们实际是如何感受的二者之间的差距时，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就会产生内疚感，并努力抑制他们的偏见反应。

31、人们避免偏见的动机是内在（因为偏见是错误的）而不是外在（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别人把他们想得太坏）的时候，即便是自动的偏见也会有所衰减。

32、刻板信念和偏见态度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条件作用以及因为这些条件作用能让人们发泄敌意，还因为它们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副产品。许多刻板印象，与其说源于内心深处的怨恨，还不如说产生于心理活动机制。知觉错觉是我们解释世界的技巧的副产品，与此类似，刻板印象可以是我们简化复杂世界的心理机制的副产品。

33、我们简化环境的方法之一就是分类（categorize）——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别来组织世界。生物学家区分出植物和动物。一个人也会将人分类。

34、对人也一样。一旦我们把人分成群体——运动员、戏剧专业学生、数学教授——我们就有可能夸大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因为我们一般都喜欢那些我们觉得与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欢那些我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

35、一般而言，我们越是熟悉某一社会群体，我们就会看到其越多的多样性。我们越是不熟悉，我们的刻板印象就越严重。同样，一个群体的规模越小、力量越弱，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也就越少，我们的刻板印象也就越严重。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群体。

36、我们感知世界的其他方式也会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独特的人、生动或者极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歪曲我们的判断。

37、当群体中的某个人变得显而易见（显著）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人引起的；你是否注意到，人们也是以你最独特的特质和行为来描述你。

38、我们对与众不同者的极度关注制造了一种错觉，使得这些人比实际上更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人们认为你拥有天才般的智商，那他们就会留意到许多你身上那些平常被人忽略不计的事情。

39、结果发现并不存在这种对待上的差别。“被丑化”的女性自我感觉变得不一样了，进而曲解了他人的行为方式和评价，而在其他情形下她们并不会注意到这类误解。人们的污名意识千差万别。污名意识就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预期他人会对他们产生刻板印象

40、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对非同寻常的事情的格外关注也会产生出一些虚假相关。因为我们对独特事件比较敏感，所以当这样的事情有两件同时发生时就特别引人注意——比非同寻常的事情每一次的单独发生更加惹人注目。

41、我们总是热衷于将人们的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内在倾向，以至于不大理会那些重要的情境力量。之所以犯这类错误，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人而不是情境。

42、利群偏差能非常微妙地影响我们的言语风格。帕多瓦大学一组由安妮·马斯（Anne Maass）领导的学者发现，内群体其他成员的积极行为往往被描述成一种普遍品性。当同样的行为是由外群体的成员所为时，人们常常将其描述为一个特定、孤立的行动。当我们描述消极行为时，特点正好相反，这种利群偏差称为“语言性群体间偏差”。

43、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这种认识的需要导致人们这样贬低不幸者。

44、从孩提早期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勤奋工作和高尚情操会换来奖赏，而懒惰和不道德则不会有好结果。由此我们很容易跨越一步，进而认定春风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是他们的命中注定。

45、人们之所以对社会不公漠不关心，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正义，而是因为他们眼里看不到不公正。

46、将他人的行为归结于内在品质，会导致利群偏差：将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天生特点，对他们的积极行为则闪烁其词。指责受害者，还源于一个公认的假设：因为这是一个公正的世界，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

47、偏见是一种预断。预断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谁也不是毫无私心杂念的社会事件记录员，一五一十地记录赞同或者反对我们各种偏见的事实。我们的预断能引导我们的注意、解释以及记忆。

48、只要群体成员行为举止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重视这一事实；我们先前的看法获得验证。当群体成员的行为举止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特殊情形为由对这类行为闪烁其词

49、态度之所以可能与社会阶层等级相一致，不仅仅是由于合理化的需要，还因为歧视影响到了它的受害者。

50、当你置身于别人都预期你会表现很差的情境当中，你的焦虑可能会致使你证实这一信念。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一种自我验证的忧虑，担心有人会依据负面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

51、我们了解到，性别刻板印象（1）非常突出，但是（2）基本不影响人们针对特定的某位男性或女性的工作评价判断。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了。人们可能具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但在评判特定的个体时又会无视这些刻板印象。

52、人们实际上常常会在事后“重新组织”某一事件的错误描述，使其符合他们受刻板印象影响所形成的解释。邓宁和舍曼总结说，如同监狱对囚犯进行管理和限制，我们刻板印象的“认知监狱”管理和限制着我们的印象。

53、人际行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奇怪、最不可预测和最难以解释的现象。自然界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恰是人类本身。

54、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自信、精力充沛、有雄心的行为区别于伤害、损毁、破坏性行为，前者称为敢于自表性（assertiveness），后者称为攻击行为（aggression）。

55、对于人类，心理学家把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和“工具性”两种。敌意性攻击行为（hostile agression）由愤怒引起，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行为（instrumental aggression）只是把伤害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56、所有自杀性恐怖活动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明确的、现实的和战略性的目标——迫使自由的民主国家从恐怖分子眼中属于他们家园的领土上撤军。

57、在分析敌意性和工具性攻击行为的原因时，社会心理学家主要有三种观点：（1）人类有基于生物本能的攻击性驱力；（2）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自然反应；（3）攻击行为是习得的。

58、攻击性的能量来自本能（instinctual），是非习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释放，这种能量就会越积越多，直到爆发为止；或者有一个合适的刺激使之得到发泄。

59、攻击行为对我们的远古祖先在特定情况下的确有着适应意义。攻击行为对于获得资源、抵抗攻击、威吓乃至干掉情敌、防止配偶的不忠都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60、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并非单纯地只受“不良”基因或“不良”环境的影响；相反，基因会使某些儿童对虐待更敏感，反应更强烈。先天和后天因素是互相影响的。

61、酒精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觉知和考虑后果的能力，进而增加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酒精使人们的个性弱化，降低我们的抑制能力。

62、“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这里的挫折（frustration）指的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当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的动机非常强烈，当我们预期得到满意的结果，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障碍时，挫折便产生了。

63、挫折产生攻击的动机。由于对反对和惩罚的畏惧，人们往往不直接对挫折源进行攻击，因此攻击驱力可能会被转移，指向其他目标，甚至转而指向自己。

64、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或者进行惩罚时；相反，我们会把我们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

65、一则古老的故事为转移做了很好的诠释：一个被老板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后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儿子咆哮，儿子只能踢狗解气，而狗则把来送信的邮递员咬了一口。

66、挫折产生的是愤怒，攻击行为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愤怒起源于某个有其他行为选择可能的人阻挠了我们实现目标。一旦有攻击线索“拔掉了瓶塞”，受挫者就特别容易大发雷霆，把愤怒“倒个底儿朝天”。

67、人们的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使得他们的挫折感变得更为强烈。一旦人们的期望超过了现实生活，即使我们完全消除剥夺现象，挫折和政治攻击行为也依然会逐步增加。

68、并不是说，剥夺与社会不公和社会动荡无关；关键在于，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产生挫折感。当你的所得满足了你的期望，你的需求是你的收入水平可以实现的，这时你会感到满足，而不会是挫折感。

69、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变得较为复杂。工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和同一条工作线上其他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报酬是否公平，提高城市警察的工资水平虽然可以暂时提高他们的士气，却可能同时降低该市消防员的士气。这种感觉称为相对剥夺。它可以预测少数人群体在感觉到不平等待遇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70、充满敌意的强烈冲动来自内在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把体内的攻击欲望“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学习同样可以“引导”出攻击行为。

71、人们对攻击行为的学习不仅发生在亲身体验其后果时；通过观察别人，人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像很多社会行为一样，当看到别人表现攻击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时，我们会习得攻击行为。

72、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往有惯用体罚的父母。父母用尖声训斥和拳打脚踢管教他们，从而塑造了他们的攻击性行为，这些家长通常也受过来自他们父母的体罚。

73、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攻击性的榜样，都可以习得攻击性的反应方式。但什么情况下会真的出现这种反应呢？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体验激发的，这些体验在情绪上把我们唤醒。但我们是否真的选择攻击性行为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当攻击行为看上去比较安全甚至会带来好处时，我们在被唤醒之后就很可能会那么做了。

74、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攻击他人？诱发因素包括厌恶事件、唤醒、媒体和群体氛围。

75、能诱发攻击行为的事件通常不仅包括挫折，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体验：疼痛、令人不适的炎热，受攻击、过度拥挤等。

76、枪支并不只是提供攻击线索，它们还拉大攻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就像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与受害人的远离使我们更加残忍。

77、要使人们接受一个邪恶的角色、面对受到折磨与摧残的女性无动于衷，恐怕没有什么方法比给他们看逐步升级的暴力影片效果更好了。

78、我们已经知道，观看一个攻击者可以引发孩子的攻击欲望，并教给他们实施攻击的新办法。我们还知道，在看过性暴力影片后，很多愤怒的男性会对女性更加暴力。

79、在经过了长达22年的对暴力节目的统计以后，悲叹道：“人类曾经有过许多更嗜血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暴力影像无处不在。我们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没，这个潮流是前所未见的……它用经过专业编排的残忍画面淹没了每个家庭。”

80、大量的例子表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重演着电视上的犯罪。在一项对208例判刑罪犯的调查中，10人之中有9人承认他们通过观看犯罪节目学习到新的犯罪技巧。10人之中有4人说他们曾经尝试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些犯罪。

81、8岁时观看暴力电视最多的前20%的男孩，15年后，承认自己有过推、抢或是殴打妻子行为的人是其他人的两倍。相应地，8岁时观看暴力电视最多的前20%的女孩，报告自己曾对丈夫扔东西的是其他人的两倍。

82、如果电视上塑造的联系和问题解决的方式真的导致了模仿，特别是在年轻的观众中，那么对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塑造对社会就将是有利的。电视微妙的影响在于，它确实可以教孩子学习积极的行为。

83、重复一个激发情绪的刺激，例如一个猥亵的词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会发生什么？回想普通心理学有关内容，我们知道情绪性反应会“消失”。在看了上千遍残忍的行为后，我们有同样的理由相信会发生类似的情绪麻痹。

84、看电视多的人（每天看4个小时以上）比看电视少的人（2个小时或更少）更容易夸张周围世界暴力发生的频率，更害怕遭到人身攻击。

85、与宣泄假说相反，过多地模拟暴力行为只会促使其攻击性倾向增强，而不是宣泄暴力情绪。父母应该关注孩子周围的媒体，并保证其接触健康的媒体。至少在家里，应该完全做到这一点。虽然家长不可能完全得知孩子在其他地方的行为，但是最起码在家里，应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鼓励其参与健康的游戏。也可以与其他父母进行交流，共同为孩子建立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媒体意识教育。

86、责任扩散随着距离的增大和人数的增多而变强；通过社会“传染”，群体能够放大攻击倾向，正如他们极化其他倾向一样。

87、具有共同的反社会倾向、缺乏紧密的家庭联系、对学业成就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会在帮派中找到社会认同。随着群体认同的发展，服从的压力和去个体化在增加。自我认同随着成员把他们自己完全投入了群体而逐渐消失了，经常感到与他人融为一体而十分满足，通常的结果是群体唤醒、去抑制和极化。

88、很多攻击行为是群体发生的。激怒个体的情境同样可能激怒群体。通过分散责任和极化行为，群体情境能够增强攻击反应。

89、如果一个人“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排出愤怒的湍流。”聚集的攻击能量就像用坝拦住的水，需要一种释放。

90、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够把对“你”的指责重组成“我”的信息——“我很愤怒”或者“你把脏盘子留在那里让我很不愉快”——以一种能使别人更好地做出积极反应的方法交流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不用攻击性的方式，而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91、厌恶体验，如期望的破灭、人身攻击等都会导致敌意性攻击。所以避免给人们以错误的、不可达到的预期是明智的。预期的回报与代价会影响工具性攻击。

92、为了创造一个更温柔的世界，我们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塑造并奖励敏感性和合作，或许可以通过训练家长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达此目的。训练计划鼓励家长强化期待的行为，积极地表达观点（“清理完你的房间以后，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间，你哪儿也别去”）。

93、人与人之间终生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生存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社会性动物”。确实，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与他人建立持续而亲密的关系的需要。

94、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之所以有丰富的思想和多彩的情绪，正是因为那些真实的和想像的亲密关系。如果有一个能提供精神支持、可相互信赖的伴侣，我们就会感到被接纳和被赞许；坠入情网，人们会感到抑制不住的愉悦。正是因为人们渴望被接纳和被爱，所以才会在化妆品、服装和塑身上有巨额花费。

95、什么因素使一个人喜欢或爱另一个人呢？有关人性的问题中，没有比这个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接近性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源。

96、事实上，地理距离并不是关键，功能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轨迹相交的频率——才是关键。

97、预期的喜欢——期望某人是令人喜爱的和容易相处的——能增加与之建立互惠关系的机会。我们更喜欢那些经常见面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与他人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我们能选择的，但我们却必须与他们——室友、兄弟姐妹、祖父母、老师、同学、同事等进行持续的交往。喜欢他们必定有助于和他们建立更好的关系，反过来，这样的关系也造就了更快乐、更有成就的生活。

98、他们给被试呈现一个女性的面庞，发现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多，被试的面部（微笑的）肌肉变得更活跃了。曝光效应诱发了愉快的情感；事实上，当人们无意识地接受刺激时，曝光效应往往会更强烈。

99、我们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不但包括我们姓名中的字母，还包括潜意识中与自己有关的人、地方和其他东西。

100、情绪相比于思维是更即时的东西。扎伊翁茨的惊人设想——情绪半独立于思维（“情感可以先于认知”）——在最近的脑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情绪和认知可由不同的脑区引发。

101、她们更喜欢那张镜像版的——这是她们习惯的形象（难怪我们的照片看上去从没有觉得完全称心的）。但当给这些女生呈现她们最要好的朋友的照片（同样是两种形式）时，她们报告说更喜欢那张真实的照片——即她们习惯的形象。

102、要说外貌不重要，其实，那只不过是我们拒绝承认现实对我们的影响的又一个例证而已。因为现在有许多研究都显示：外貌的确是很重要的。外貌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一致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安。然而事实上，美貌的确是一种财富。

103、人们一般与跟自己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结成伴侣。研究表明，夫妻、约会对象，甚至志趣相投者之间的吸引力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人们选择朋友，尤其在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外表吸引力方面都能与自己匹配的人。

104、大多数人都认为，长相一般的孩子，他们的才干和社交技能都不如那些漂亮的同龄人。而且，我们也以为漂亮的人拥有社会所需的某些其他特质。虽然漂亮并不一定让人联想到正直或关心他人，然而，在其他各方面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猜测漂亮的人会更快乐、性感热情，更开朗、聪明和成功。

105、吸引力可能对第一印象的影响最大。当然，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变动性增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短暂，第一印象就显得愈加重要了。

106、有吸引力的人和无吸引力的人，他们之间的微小差异很可能来源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有吸引力的人通常更受重视，更讨人喜欢，并且，大多都因此而变得更自信。

107、这样看来，影响你社交技能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看起来怎样，而在于别人怎样看待你，以及你对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是否接纳自己，喜欢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108、由计算机平均出来的面孔也趋向于完美的对称——这是具有吸引力，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人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

109、如果你能把你的任意半边脸与它的镜像结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对称的新面孔——那么你的外貌特征就会有些许的改善。

110、在挑选伴侣时，男性希望女性要有适度的外表吸引力，而女性则希望男性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两性都喜欢有爱心的人和聪明的人。

111、感谢现代传媒的存在，它使我们在一小时内可能看到“很多更有吸引力、更成功的人，而我们的祖先则要花费一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才能看到那么多有吸引力的人”。这种超乎寻常的比较标准也捉弄着我们，使我们低估伴侣和我们自己，使我们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化妆、减肥和进行整容手术。

112、其次，我们不仅会认为有吸引力的人是讨人喜欢的，而且会认为讨人喜欢的人是有吸引力的。也许你会想起，当你越来越喜欢一个人时，他对你的吸引力也会不断上升。而他们外表上的不完美之处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113、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深信不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订婚的情侣以及夫妻，会比那些随机配对的人更可能拥有相同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此外，丈夫和妻子间的相似性越大，他们就越幸福而且越不容易离婚。

114、他们一次又一次发现，当某人的态度与你自己的越相似时，你就会越喜欢他。相似性产生喜爱，这不仅对于大学生，而且对于儿童和老人，对于不同职业以及不同文化的人也都适用。对于那些对自己感到满意的人则更是如此；如果你喜欢自己，就会更有可能与一个同样喜欢你的人结为伴侣。

115、我们有一种偏好——错误的一致性偏好——倾向于认为别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态度。当我们发现某人与我们的态度不一致时，我们就会不喜欢这个人。

116、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一群人将另一群人看成是“别人”——看成是说话、生活和思维方式都不同于己的异类——发生种族压迫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117、喜欢通常是相互的。接近性和吸引力影响我们最初为谁所吸引，而相似性会影响长期的吸引。如果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需要，和被喜欢、被接纳的需要，我们还会不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吗？最好的友谊不正是发生在相互钦慕的社会交往中吗？的确，一个人喜欢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

118、一个有魅力的人真的喜欢你，似乎能唤起一种浪漫的情感。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告知某些人他们被别人喜欢或仰慕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

119、“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积极的评价无法总让作者产生好的感觉，而消极的评价则总会让他产生坏的感觉。”无论我们评价自己，还是评论别人，消极信息都占了更大的权重，这是因为，较之于积极信息，消极信息更不寻常，也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120、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坏事比好事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丢了钱给人带来的不安，远胜于得到同样多的钱所带来的快乐。

121、我们的反应依赖于我们的归因。我们是不是把赞美归因为一种讨好——自我服务的一种策略呢？这人是不是想让我们为他买什么东西？或是谋求性顺从？还是希望给予回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奉承者和他们的赞美都会失去魅力。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别有用心的动机，我们就会接受奉承者和他们的奉承。

122、低自尊的个体倾向于低估同伴对他们的欣赏程度，并且也不积极给予同伴回报性评价，因而对与同伴关系的满意程度也较低。若你对自己信心不足，你也可能会对你们的关系持悲观态度。对自己感觉良好，你才会对约会伙伴或配偶的看法更有信心。

123、要让所爱的人满意很难，但伤害所爱的人却很容易。这说明，与压抑不快情绪和戴尔·卡内基所说的“过度赞扬”相比，保持坦率而真诚的关系——即互相尊重、彼此接纳、保持忠诚——更可以持续地让对方感到满意。

124、当关系向更加亲密的方向发展时，真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不再一味努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而是开始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对方，哪怕有些方面令人生厌……如果两人真心喜欢对方，如果他们能在对方面前坦然表露自己的积极和消极情绪，而不是总是“友善”地对待对方，那么他们将持久地拥有更满意、更富有激情的关系。

125、某些人根本没有获得矫正性的反馈。他们生活在充满愉悦的幻境中，他们的行为方式使他们逐渐疏远了潜在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那些能把坏消息也告诉我们的人。

126、吸引的回报理论，我们喜欢那些回报我们或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如果跟某人交往所得到的回报大于付出的成本，那我们就喜欢并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关系。

127、舒适的环境能激发被试对被评价者的好感。“浪漫的晚餐、在剧院观看演出、在家共度夜晚、度假，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希望维系与伴侣的关系，那么你和你的伴侣都要继续把你们的关系跟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

128、双方在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上的相似性，会极大地增进一方对另一方的喜欢。相似导致喜欢；对立则很少能产生吸引。我们也很可能和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建立友谊关系。

129、根据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的有关观点，社会学家约翰·艾伦·李、心理学家亨德里克等人确认了爱情的三种基本形式——情欲之爱（eros）（充满自我展露的浪漫激情的爱），游戏之爱（ludus）（视爱情为无需负责的游戏），以及友谊之爱（storge）（如友谊般的感情）——它们就像三原色一样，组成不同种类的次级爱情形式。

130、激情之爱（passionate love）是深情的、极富激情的爱。哈特菲尔德把激情之爱界定为“强烈渴望和对方在一起的一种状态”。

131、任何一种既定的生理唤醒状态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某种情绪，究竟被归结为哪一种情绪则取决于我们对这种唤醒状态如何进行归因。每一种情绪都包含着身体和心理反应——既有生理唤醒，还有我们如何诠释和标识这一生理唤醒。

132、情绪的两因素理论认为，当处于兴奋状态的男性对女性做出反应时，他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某些生理唤醒错误地归因于这位女性。根据这一理论，倘若可以自由地把生理唤醒归因于某些浪漫的刺激，那么由任何来源所引发的生理唤醒都应该可以增强激情的感受。

133、尽管激情之爱可以热火朝天，但最终还是会平静下来。一段关系维持的时间越长，它所引发的情绪波动就会越少，从没有一种高峰期可以永久地维持下去。

134、那些听过摇滚乐“恋爱成瘾”（Addicted to Love）的人一定不会对这种现象大惊小怪：浪漫爱情的产生和消退趋势与人们对咖啡、酒精以及其他药物的成瘾方式很相似。最初，人们对某种药物的使用给自身带来了一种很大的冲击，可能会是一种高峰体验；随着不断重复的使用，相对立的情绪逐渐占据上风，抗药性就出现了。

135、随着强烈的浪漫之爱逐渐冷却下来，人们经常会感到幻想破灭，特别是对于那些将浪漫之爱视作双方结合和维持长久婚姻的基础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136、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理解爱情，直到他们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婚姻之后。”如果一段感情曾经是亲密的而且是互相回报的，那么伴侣之爱就会植根于共同体验的人生风雨历程，从而愈久弥醇。

137、爱情不仅仅是一种选择的体验，它其实更是一种生物性的驱使。我们，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性动物，注定要和他人联系在一起。

138、与他人的亲密依恋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核心，……人们都是通过这些亲密依恋来获得力量和享受生活的。”

139、所有的爱的依恋中都有一些共有的元素：双方的理解，提供和接受支持，重视并享受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然而，激情之爱似乎还有一些额外的特性：身体上的亲昵，排他性的期待，以及对爱人的强烈迷恋。

140、安全型依恋的成人很容易和别人接近，并且不会由于对别人太过依赖或被抛弃而感到苦恼。这样的恋人也会在安全的，以及忠诚的相互关系中享受性爱。而且他们的关系趋于令人满意和持久的状态。

141、不安全依恋的人在陌生环境中，会充满焦虑地粘在母亲身边。母亲离开时，他们会哭泣；母亲回来后，他们却会对母亲表现出冷漠或敌意。成年的焦虑—矛盾型个体对他人也不够信任，因此会产生较强的占有欲和忌妒心。他们和同一个人的关系可能会反复地出现破裂的情况。在讨论出现冲突时，他们会变得情绪激动而且易怒

142、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呢？就是人们在几乎不可能得到回报的时候也会去帮助朋友。当人们看到自己的伙伴牺牲了自我利益，他们彼此的信任就会有所增长。怎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已成为了你的好朋友呢？就是在你根本料想不到他会和你分享的情况下，他却做出了这样的分享行为。

143、深厚的伴侣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使人们能真实地展现自己，并且可以从中知道自己是被他人接受的。我们会从美满婚姻和亲密友谊中获得这种美好体验——这时候，信任取代了焦虑，使我们更容易展现自己，而不需要担心失去他人的友情或爱情，这种特点就被归结为自我表露。

144、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会更多地自我表露——比如生气和焦虑的时候。对于那些我们期望与之有更多交往的人，我们会更多地自我表露。而且安全型依恋的人会比其他类型的人自我表露更多。最值得信赖的结论是，人们之间存在表露互惠效应，一个人的自我表露会引发对方的自我表露。

145、这样的自我表露有什么效果呢？这样的方式——扔掉我们的面具，真实地表现自己——是培植爱情的方式。他认为对他人敞开自我，同时将他人的自我表露当做是对自己的信任，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愉快。

146、深入而长久的依恋关系很难快速地分离；分离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在约会的情侣中，关系越是亲密、长久，可选择的其他对象越少，分手时就越痛苦。

147、在数月或数年之后，拒绝别人的爱比自己的爱被拒绝能够唤起人们更多的痛苦。人们的痛苦来自于对伤害他人所感到的内疚，来自于心碎的爱人的执着所引起的不安，也来自于不知该如何做出反应。

148、健康的婚姻并不见得没有冲突，而是夫妻双方能够调和差异，并且他们的情感能够胜过相互的指责。在成功的婚姻中，积极互动（微笑、触摸、赞美、欢笑）与消极互动（讥讽、反对、羞辱）的数量之比至少为5:1。真正能够预测婚姻危机的因素是冷漠、希望破灭和无助。

149、在热恋的情侣中，眼神的凝视通常是持久而相互的。亲密的凝视是否也能激发非情侣的异性之间产生爱恋呢？一种实验条件是凝视对方的眼睛。当两人分开后，凝视眼睛者报告了触电般的感觉且被对方所吸引。模仿相爱的行为也能够激发爱情。

150、关系是一个建构物，如果没有得到维持和改善，就会随着时间而衰退。我们不能简单地期望爱情关系会像建筑物那样保持自身的稳定。我们有责任去创造我们爱情关系的最佳状态。

151、利他主义（Altruism）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别人。

152、只有当我们不能解释别人做好事的原因时，我们才会因此而信任他们。只有当我们找不到外在的解释时，我们才会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内在的品质，而当外部原因明显时，我们就会相信外部原因，而非个人品质。

153、痛苦（distress）并不是我们要减轻的惟一的消极情绪。从古至今，内疚感一直是一种令人痛苦（painfal）的情绪，以至于我们总是要设法避免内疚感的产生。

154、假设你已经说了谎，现在你会更乐意无偿地付出一点时间吗？结果表明，答案又是肯定的。平均说来，那些没有被引诱说谎的被试只给出了2分钟，而说了谎的被试则很明显地渴望补救他们的自我形象，他们平均慷慨地献出了63分钟。

155、我们在犯错之后的行善愿望反映出，我们既需要减轻个人的（private）内疚感，也需要恢复动摇了的自我形象和期望确立积极的公众（public）形象。当我们犯下的错误被他人知晓时，我们就更加想要用帮助行为来挽回我们自己。

156、当成年人处于内疚、悲伤或其他消极心境时，帮助行为（或其他任何改善心境的经历）都有助于抵消不良的感受。

157、我们了解到，有一种消极心境即愤怒，是不可能产生同情的。另一个例外就是极度的悲痛。沉浸在因死亡或分离而失去配偶或孩子的痛苦中的人，常会经历一段强烈的自我关注（self-preoccupation）时期，而这种心境抑制了对别人的付出。

158、心理学中再没有比这更一致的发现了：快乐的人更乐于帮助别人。这个效应同时适用于大人和孩子，不论好的心境是来自于一次成功，想到高兴的事情，还是其他任何积极的经验。

159、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反过来，积极心境又会产生积极的想法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处于好的心境——比如收到一份礼物或者为成功所激动——的人们更可能有积极的想法，并乐于助人。所以，有积极想法的人往往也更可能有积极的行动。

160、规范（可以回忆第5章的内容）就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研究帮助行为的研究者们确认了两种驱动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161、一个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m）：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古尔德纳认为，这个规范是普遍的，就像禁止乱伦一样为人们所接受。

162、社会责任规范（social-responsibility norm）就是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虑以后的交换。比如，这个规范驱使人们为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捡起掉落的书本

163、假如对他人需要的知觉强有力地决定着一个人乐意帮助的程度的话，那么被知觉为更柔弱和更具依赖性的女性是否会得到比男性更多的帮助呢？事实的确如此。男性会更多地帮助那些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不是那些外表不具吸引力的女性

164、进化心理学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我们的基因驱使我们采用某些能使其存活机会最大的方式。我们的祖先去世后，他们的基因却得以延续，规定我们的行为方式，以继续延续它们。

165、基因使我们愿意关心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人。因此，能够提高基因存活可能性的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就是为我们的孩子做奉献。把孩子的利益看得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家长，比忽视孩子的家长更能传承其基因。

166、基因的利己性同样预示着互惠行为，互惠在那些小的、与外界隔离的群体中能最好地起作用，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能经常看到被自己帮助过的人。

167、“让我们尽力去宣扬慷慨和利他吧，因为我们天生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自私的基因是怎么回事吧，因为这样我们至少能有机会颠覆其设置，这是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

168、我们帮助别人的意愿同时受利己和无私的考虑的影响。因某人不幸而感到的痛苦既能驱使我们逃离这种情，也能驱使我们提供帮助，从而解除我们的痛苦。巴特森和他的同事认为，特别是当我们感到我们与某人有所关联时，我们就会产生共情。

169、当我们产生共情时，我们就不会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痛苦，而会去关注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同情和怜悯驱使我们为了别人的切身利益而帮助他们。

170、通过唤起共情的情感，以及改变人们从目睹他人痛苦的情境中逃离的难度，来研究共情被唤起的人是通过逃离情境来减少自己的痛苦，还是通过对困境中的他人施与帮助来减少他人的痛苦。结果是一致的，共情被唤起的人通常会施与帮助。

171、和145名合作者共测试了1497次，他们在乘坐电梯时装作不经意地掉落了一枚硬币。发现当旁边只有一名乘坐者时，他们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有40%。当旁边有6名乘坐者时，他们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不超过20%。

172、人们其实对他人关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无知的。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也许都认为“我很关心外界”，但认为他人十分平静——因此得出“情况可能并不紧急”的结论。

173、境非常清晰的时候，那些处于群体里的人比独处的人愿意帮助的可能性只少一点点；但是当情境模糊时，处于群体中的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远远小于独处的人。

174、纽约人和其他城市里的人一样，在公共场所时很少会独自一人，这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城里人通常比乡村人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的现象。在世界各大城市，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产生的“同情疲劳”和“感观超载”，也能限制人们提供帮助。

175、攻击性榜样助长攻击行为，漠然视之的榜样也增加冷漠的反应，那么热心帮助的榜样是否也会促进帮助行为呢？想像突然听到撞击声，然后是哭泣和呻吟，这时如果一名旁观者说道：“啊，出事了！我们得去帮帮忙。”这会引得其他人一起去吗？答案是肯定的：亲社会的榜样能够促进利他行为。

176、匆匆忙忙中，他们根本就没有太留心周围的事情。为了按时到达，他们着急地、全神贯注地向前冲着，没有空暇注意到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常常观察到的那样，行为受情境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还要大。

177、因为相似性容易唤起喜欢，而喜欢又会引起帮助行为，因此我们更多地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共情，也更乐于帮助他们。相似性偏爱既包括外表，也包括信仰方面。

178、人格影响特定的个人对特定情境的反应。那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如果认为助人能够得到社会赞许的话，就会迎合他人期望从而显得乐于助人。他人评价不太能影响那些内向的、低自我监控的人。

179、促进利他主义的一种方法就是把那些抑制它的因素反过来。既然那些匆忙的、关注自我的人们较少去帮助，那么我们能否想出办法来，鼓励他们放慢脚步并将注意力转向外部呢？

180、探索了降低匿名性的方法。他们发现互相介绍过姓名、年龄等的旁观者比互不知名的旁观者更可能向生病的人提供帮助。同样地，如果女研究者与一位购物者有过对视并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微笑的话，随后在电梯上，当女研究者说“糟糕，我忘了戴眼镜。谁能告诉我雨伞在哪层？”的时候，曾遇到的那位购物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会远远大于其他人。

181、简而言之，任何能使旁观者变得能凸现出个人特征的事情——个人请求、目光接触、告知名字、会面的预期——都增加了帮助的可能性。凸现个人特征使旁观者提高了自我意识，从而更倾向于使自己与内在的利他主义观念相合拍。

182、“去个体化”会使人们的责任感变低。因此，提高自我意识的做法——贴上姓名标签、被观察和评价、注意集中的安静状态——能够增加帮助行为。

183、若遇到的是先前捐献过的人时，那么更大的请求（附带理由）就会引起更多的捐助。但是对于挨户访问的募捐，请求小金额的捐助则更可能成功，因为这使人们不好拒绝，而且又使他们有机会维护利他的自我形象。

184、利他主义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去除天然的内群体偏爱，比如亲缘喜爱或部族喜爱，而扩展我们关心他人福利的界线。

185、如果每个人都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那么每个人就都对我们有道德要求。“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将被消除。使人们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想像他人的感受，也有助于增加帮助行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人一定要学会采择别人的观点。

186、目睹无同情心的旁观者使人们更少去帮助。被极端惩罚性的父母抚养大的孩子，就像很多违法者、长期犯罪者和纳粹重战犯那样，他们极少表现利他主义者的特征——共情和道义上的关心。

187、社会的价值取向”引导他们将其他群体的人们包容到自己的道德关怀范围中，并感到对他们的福利负有责任。

188、当对一种行为给予超过适度的反馈时，个体可能会将行为归因为奖励这一外部反馈而非内部动机。因而奖励人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反而会削弱其内在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一原理积极地表述为：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必要时应戒除收买与威胁），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189、为了使人们在大多数人都不会帮助的情境下实施帮助行为，也可以通过引出他们暂时性的积极承诺，从而使其得出自己乐于助人的结论，而更倾向于提供帮助。

190、态度紧随行为。助人行动能够促进把自己看做是“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人”的自我知觉，而这种自我知觉又反过来促进了进一步的帮助行为。

191、一种论调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用不同的语言重复着：“我们国家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国家拥有的新式武器对我们造成了威胁。因此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别国的攻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维护持久的和平。

192、缺乏冲突的关系或组织可能是死气沉沉的。冲突体现了参与、承诺和关心。如果能够被理解和解决，冲突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很少会想到要面对并解决他们的问题。

193、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和平指的不是对公开冲突的压制，也不是一种处于紧张和脆弱状态下的表面的平静，它是通过创造性地处理冲突得到的结果，不同的团体协调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达成了真正的一致：“我们获得了加薪，你们也得到了更多的利润。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帮助其他人达成愿望。”

194、在任何一种选择中，背叛对方总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因为这一行为可以从对方合作的企图中得到好处，或是防止对方背叛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问题是如果双方不合作，他们得到的结果总是比在他们互相信任并合作的情况下要坏得多。这个难题常常使人处于令人发狂的困境中，一方面双方都知道他们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沟通从而相信对方，所以难以脱离不合作的行为方式。

195、当所有人都适度地对资源进行利用时，资源自行进行再生的速度可以与资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被能够生长，鲸鱼能够繁衍生息，饼干罐也会被重新填满。而一旦对资源的利用超过限度，公共地悲剧就会发生。

196、假设有100个农民占有了一块能够供应100头牛足够牧草的草地，当每一个农民在这块地上养一头牛的时候，对资源的利用是最优的。但是某一个农民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多养一头牛，我的收入就可以翻倍，而土地只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因此他很有理由添加他的第二头牛。而当所有的农民这样想并这样做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公共地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一片荒芜的土地。

197、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也是由很多轻微的污染一步步累积起来的。对每一个污染者来说，停止污染所能给他们（也给环境）带来的好处，与污染给他们带来的方便来说仍是不值一提的。我们在保持个人居所卫生的同时，在公共场所——诸如宿舍走廊、公园、动物园等——随地扔垃圾。

198、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冲突，就像囚徒困境或是公共地悲剧一样是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s）。冲突双方得到的利益和损失之和并不一定为零。双方可能都赢，也可能都输。每种情境都将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回报与群体的长期利益对立起来。

199、由于每个个人都试图通过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必然使整个社会的产值达到最大。亚当·斯密通过对生产行为的观察得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晚餐，并不是因为那些屠夫、酿酒师或是做糕点的师傅大发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

200、小即是美，一种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是：缩小群体的规模。在一个较小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响，而当一个集体变得较大时，人们就更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我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正是这一想法常常导致不合作。

201、开放、明确而坦诚的交流也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那些预期别人不会有合作行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会表现出任何合作的倾向，缺乏信任之人不会与别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带来了进一步的不信任 。

202、能够减少社会困境危害的方法包括：确立法规以限制利己行为；将群体分为较小的单位；让人们能够充分地沟通；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203、当不同的群体为稀缺的职位、住所和资源进行竞争时，敌意便产生了。当利益相抵触时，冲突便产生了——这就是“现实群体冲突理论”所描述的现象。

204、分胜负的竞争活动带来了激烈的冲突，对别组成员的歧视，在组内强烈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群体极化也加剧了冲突。根据实验观察，在鼓励竞争的环境中群体总会表现出比个人更多的竞争性行为。

205、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别人相信，他们获得的就是他们应得的（Mikula，1984）。这一现象被称为“黄金定律”：总是由拥有黄金的人来制定规则。

206、占了便宜的小组会有一种集体负罪感，就如同个人在获得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时会有负疚感一样。为了公平，这种集体负罪感会引发道歉或是提供补偿。然而，这些自利者也可以通过贬低他人的付出来缓解自己的罪恶感。

207、从公平理论中能推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在实验中得到了证明——当一个人越是感觉自己有较高的能力和价值时（他们对自己的投入评价越高），他就会越容易感到怀才不遇并意图报复。对社会强烈不满者大都是受过教育、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比实际所得更多的那些人。

208、冲突是被知觉到的行为或目标的不相容。实际上，很多冲突中真正对立的目标只是核心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来自对对方动机和目标的误解。

209、自我服务偏见会使个人或群体乐于承认自己做的好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推卸责任，同时并不会考虑对方的类似行为方式。当无法摆脱自己的丑恶行径时，自我合理化的倾向进一步使人们向否认错误倾斜。

210、仅仅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会使人产生群体偏见，而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肯定，在冲突的双方眼中，对方的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尽管这种误解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它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211、自我证实（self-confirming）。”也就是说当A认为B对他有敌意时，那么A就会以充满敌意的方式对待B，那么A的期望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212、如果说误解与冲突总是一同出现，那么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而且有着极强的规律性。当一股势力成为敌人时，我们会将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敌为友之后它的形象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213、在冲突之中误解的严重程度让我们感到心寒：一个既不疯狂也不邪恶的人，在冲突中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对对方的歪曲印象。在与另一国家、另一个群体甚至是与室友或家长的冲突中，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动机和行为误解为完全的正确，而将对方的行为理解成彻头彻尾的邪恶，同时我们的对手也会对我们形成镜像式的误解。

214、一个好的建议是，在冲突中不要认为别人与你在价值观与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进行换位思考，设想一下：也许对方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215、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对新朋友的喜欢扩大到对他人身上，那么他们的群体特性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突显。因此，为了减少偏见和冲突，我们最好一开始就将群体差异最小化，然后承认这种差异，最终跨越这种差异。

216、友谊关系是成功接触的关键：如果你有一个少数群体的朋友，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对这一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会更为支持他们移民到你的国家。

217、如果接触是竞争性的，或没有权威机构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么结果必然是恶化的；不平等的接触只能让那些白人继续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接触必须是双方地位平等的接触（equal-status contact）才是有效的。

218、事实上，国家似乎就需要这样一个敌人。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共同的敌人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

219、与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危机时形成的凝聚力量紧密相联的另一个凝聚力量是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它是能够将群体的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共同合作来完成的目标。

220、一开始每个团体各自活动，然后组与组之间互相竞争；而后让不同的组在一个超级目标之下合作。他们的结果明确显示，成年人和谢里夫实验中那些年轻被试是一致的。

221、团队之间已经彼此怀有敌意，因此如果他们想要集资租影碟时不能凑够足够的钱，那么他们很可能归结为对方的组员太“小气”或“自私”。这不仅不能减轻他们的冲突，反而会加重矛盾。

222、国家之间的理解会因为在科技和空间技术上的合作，或者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或者通过不同国家之间个体的接触而得到改善吗？很多迹象表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对于我们目前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超级目标，并建立合作的关系来实现它。

223、激烈的讨价还价可以降低对方对你的期望，从而使他们愿意降价。但有时也会被反咬一口。如果冲突一直持续，那么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而是一个缩水的蛋糕。协商有时并不能够实现双方共同的利益，大约有20%的协商最后以“双输”告终，双方利益都受损。

224、第三方调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使得冲突的双方可以在做出让步的同时，仍挽回面子。如果我的让步是对调解人的，并且他同时也从我的对手那里取得了让步，那么我们都不会把这种让步看做是对对手要求的满足。

225、冲突双方都有一个“非赢即输”的想法：如果对方对结果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就成功了；如果对方对结果满意，他们则失败了。调解人要通过让他们暂时放下冲突中的自身需求，而换位思考对方的需要、利益和目标，从而把这种“非赢即输”的想法变成“双赢”的取向。

226、那些主动面对问题的夫妇——能够认清他们的处境并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到了更多真正的一致并且对彼此的想法有了更确切的了解。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的夫妇通常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227、冲突研究者认为信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你相信对方是善意的，你就会更容易流露你的需要和想法。没有这样的信任，你可能就会担心你的坦诚会给了对手反对你的信息。

228、在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剑拔弩张的冲突中，高亢的情绪经常阻碍人们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在最需要沟通的时候，沟通往往变得最困难。这时调解人需要建立一种情境，帮助双方去理解对方，并感到被对方理解。

229、人们对于对手提出的让步总是嗤之以鼻；而当这种让步由第三方提出时，他们就不会觉着这是一种虚假姿态了。中立的第三方还可以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如果由冲突的任何一方提出均会被驳回

230、如果调解解决不了，冲突双方应该采用仲裁，由调解人或者其他的第三方组织来做一个决定。争论的双方通常并不喜欢用仲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担心会对结果失去控制。

231、和解，直到足可以消除倾轧。“逐步（graduat）、互惠（reciprocat）、主动（initiative）地减少紧张（tension reduction）”。他戏称之为“GRIT”，标明它所需要的决心。GRIT致力于通过引发互惠的冲突的逐步降级来扭转冲突的“螺旋上升”。它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来构建理论，比如互惠规范，动机归因等。

232、“‘坚定、公平、友善’，坚定就是反对胁迫、倾轧和肮脏的手段；公平就是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无论对手怎样挑衅，决不回敬对方不道德的行为；友善则是指人们愿意发起和回报合作行为”。

233、有时候，冲突的气氛太紧张了，以至于实质性的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动可以引发对方回报性的和解行动。

234、很多社会冲突是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竞争。一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和他的邻居享受安全的社区的权利之间有冲突；一个人抽烟的权利和其他人享受一个清洁的无烟环境的权利之间有冲突；一个工业厂商进行任意生产的权利和社区需要净化空气的权利之间有冲突。

235、机场的行李检查，飞机上的禁烟，高速公路上的酒精检查和限速，这些都是社会为确保公共利益而对个人权利做出的一些调节。环境中的一些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能污染，不能捕鲸，不能砍伐森林）同样也是以牺牲暂时的个人自由来换取长远的共同利益。

四、应用社会心理学

1、生命的主要内容（甚或是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各种事实与场景，而是人们头脑中永不停息地呼啸着的思想的风暴。

2、在这场心与脑的较量中，大部分临床专家都站到了心这边。他们聆听着自身经验传来的低语，一个静悄悄的声音在提示着他们。他们不愿用冷冰冰的公式计算来决定活生生的人们的未来命运。

3、假如学生或心理学家期望得到一种相关，那么他们大多能得到这种相关，无论数据是否支持这种结论。相信两种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使他们更可能注意到支持这种联系的证据。只要相信就能看见。

4、果被试事先知道这个人自杀，他们对其家人的反应是更负面的。在一个悲剧之后，一种“我应该事先知道”的现象可以使家人、朋友和治疗师陷入无限的负疚感之中。

5、人们总是通过寻找能够验证某一特质的信息来做测验。当想测验一个人是否内向的时候，人们就更倾向于问，“是什么原因令你不能真正与人坦诚相见？”这些问题使得被测验是否外向的人表现得更加爱社交，而使被测验是否内向的人表现得更加害羞保守。我们的假设把人们塑造成我们所期望的类型。

6、当研究者将统计预测和直觉预测相比较时，统计预测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统计预测确实不够可靠，但是直觉——即使是专家的直觉——更不可靠。

7、对于那些严重抑郁的人——那些感到没有价值，浑浑噩噩，对朋友和家庭都没有兴趣，不能正常饮食和作息的人——这种消极的思维往往会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他们极度消极的观点，使他们放大了痛苦的体验而缩小快乐的体验。

8、抑郁的人会既描述自己正性的品质又描述负性的品质。普通人一般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推卸失败的责任。抑郁的人则无论成功和失败，都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普通人夸大他们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控制能力。抑郁的人就不太容易受到这种控制的错觉的影响。

9、普通人往往夸大自己的能力和受欢迎程度。抑郁的人却不这样。普通人常会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加上玫瑰色的光环。抑郁的人（除了严重抑郁的）在回忆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时则更客观。

10、几乎在普通人表现出过分的利己、控制的错觉和对未来的不现实预期的每一点上，抑郁的人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偏见。“悲观而明智”确实很适用于抑郁的人。

11、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正是建立在这种能把事情看得比实际好一些，并能在最为黯淡的情形里看到光明的能力之上。

12、我们的心境毫无疑问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当我们感到快乐时，我们的思维也是快乐的。我们看见的和回忆起来的，都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当我们的情绪跌入低谷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会进入另外一种模式。抑郁的心境也会影响行为。一个退缩、阴郁和哀怨的人不能给别人带来欢乐和温暖。

13、让一些年轻的女性接触一个有时候比较冷漠、不友好的陌生人，营造出一种难堪的社会情境。与乐观的女性不同，那些有消极归因风格的女性——把不好的事情归因成稳定的、广泛的、内在的原因的那些女性——因这种社交的失败感到抑郁。更重要的是，她们对之后遇见的人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敌对行为。她们负性的思维导致了负性的情绪反应，进而导致了负性的行为。

14、“严重抑郁，都是由早就存在的那种遇到失败时的悲观主义引起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经过治疗不再觉得抑郁的病人，如果继续保持消极归因风格，则很可能在遇到负性事件时再次崩溃。

15、抑郁者的负性自我概念、归因和期望是由负性体验——也许是学术或事业的失败，也许是家庭冲突或社会拒斥——引发的一个恶性循环。对于那些容易抑郁的人而言，这些压力引发了阴郁的、自我关注、自我责备的想法

16、宗教信仰和家庭观念的淡化，加上个人主义的滋长，导致了事情不顺利时的无助感和自我责备。在我们孤独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可以依靠的时候，失败的学业、事业和婚姻导致了绝望。

17、如果把抑郁比作心理疾病中的感冒，那么孤独就可以算作头疼。孤独，无论长期还是暂时的，都是痛苦地发现社会关系不如想像当中那么丰富多彩而有意义。

18、感到孤独是感到被一个群体排斥、不被周围的人喜欢、不能和人分享自己的个人感受，或是像个异类一样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19、长期孤独的人看起来也处于一个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恶性循环中；他们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来知觉他人。当他们与一个同性的陌生人或是大学一年级的室友作搭档时，孤独的人更容易对另一个人形成负性的知觉。

20、孤独的人经常发现他们在做自我介绍、打电话、参加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大困难。因为自我表露很困难，他们蔑视那些自我表露太快太多的人。他们往往过度敏感，并且自尊很低。与不孤独的人相比，他们在与陌生人聊天时，更多地谈论自己的事情而很少关心谈话对象的情况。

21、我们都渴望以一种留给别人美好印象的方式展示我们自己。社会焦虑的含义显而易见：当我们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又怀疑自己能否做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焦虑。

22、害羞是一种以过度敏感和担心别人的想法为特征的社会焦虑；与不害羞的人相比，害羞的、过分敏感的人（包括很多青少年）或多或少地把一些偶然事件看做是与自己有关的。

23、察觉和解释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就像我们觉察和解释车子的行驶状况。除非信号很明显且很清晰，否则我们往往会忽视它们。我们大多数人是不能仅凭听引擎的声音就能判断车子是否应该换油的。同样，我们大多不能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心率、血糖水平或血压。

24、人们是否会认为他们的症状符合某种听说过的疾病，从而用这种病来解释自己的症状呢？为什么女性在经期前两三天，会更多地感到抑郁、紧张和易怒。在人们观察并记住那些肯定他们信念的事件而不注意那些不符合这些信念的事件时，就会出现相关错觉。

25、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症状是由身体而不是心理原因引起的，他们通常更愿意寻求治疗。但是，如果他们觉得尴尬，如果他们认为治疗可能带来的收益还抵不上他们的花费以及带来的麻烦，或者如果他们不想证实一个令人震惊的诊断，那么他们可能会拖延寻求医疗救助。

26、消极情绪的危害，导致了在慢性病人中抑郁和焦虑的高发率；他证明了忧郁和负性情绪的影响。他将52岁的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古板”（从未酗酒、使用镇静剂或看精神科医生），其中只有5%的人在75岁前去世；划到“忧郁”（酗酒、并使用镇静剂或去看过精神科医生）的一类人当中，38%的人都在75岁前去世了。

27、习得性无助的动物反应更消极，而且血液检查表明其免疫反应更低。诚然，老鼠和人有很大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受高度压力体验的人变得更易患病。持续的压力从免疫系统中调用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更易受感染或患上恶性疾病（

28、健康行为——运动、良好的营养条件、不酗酒——都是促进乐观主义者长寿的基本因素；积极的、充满希望的归因风格通常是一剂良药。

29、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我们的态度。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说和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做出的决定都对于“我们是谁”产生了影响。

30、行为治疗师试图塑造病人的行为，并假设内在性情会跟随行为变化。个体首先在一个支持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练习自信，然后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自信。理性情绪治疗认为，是我们自己产生了自己的情绪；因此，治疗师给病人布置“家庭作业”，让他们以一种会产生新情绪的新方式去说话、做事：挑战那些支配他原来行为的相关行为方式。

31、我们所说的有关自己的话，能够影响我们的感觉；当选择与个人责任感和较高的努力程度结合起来时，影响会更大。

32、正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成功，这些男生现在才能够把自己看成有社会能力的。尽管7个月后，研究者还是把实验向被试作了解释，但到那个时候为止，那些男生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社会成功，足以使他们将成功归于其内在特质。“一事成，则事事成，

33、抑郁、孤独和羞怯的恶性循环，可以通过社会技能训练，通过积极事件改变自我知觉，以及通过改变消极的思维方式来打破。有的人拥有社会技能，但是他们吹毛求疵的朋友和家人使他们确信自己没有。对于这些人，帮助他们转变其对于自己和未来的消极信念可能就足够了。

34、行为改变可以导致内在的变化，以及自我知觉和自我归因的改变能打破恶性循环——得出了一个推论性的原则：一旦有了提高，当人们将其归因于受自己控制的因素而不是治疗计划时，效果将是最为持久的。

35、强制性的行为改变很快就会消失；社会影响——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是治疗的核心。

36、治疗师的任务只是提供意见，并提出适当的问题来引导积极有利的想法。治疗师的洞见并没有他们使病人产生的想法来得重要。治疗师需要将事物以病人能听懂的方式，能得到其同意而不是引起争辩的方式来说明，并允许病人有时间有余地做出反应。

37、在哲学家帕斯卡尔1620年的《思想录》中，他就已经预见了这个原理：“人们通常对于他们自己发现的道理，比由别人发现的更加确信不疑。”这是一个值得铭记于心的原理。

38、在有关身心幸福感领域的社会心理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支持性的亲密关系——感到被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所喜欢、肯定以及鼓励——能预测健康和幸福。

39、孤独的人受到健康问题困扰的危险性更大，他们常常体验到更大的压力、睡眠质量较差、自杀行为更多；与那些有较少社会关系的人相比，那些与朋友、亲戚，或者宗教或社团组织的其他成员有亲密关系的人较少早逝。

40、社会支持和健康之间有联系。为什么？也许那些享受亲密人际关系的人吃得更好，运动更多，而吸烟和喝酒较少。也许朋友和家人帮助我们提升自尊。也许一个支持性的人际网络能够帮助我们评估和战胜压力事件。

41、那些拥有最昂贵、最高大墓碑（标志着富裕）的人寿命最长。即便是今天，在苏格兰、美国和加拿大，较贫困的人早逝的几率仍然较高。贫困意味着致命。贫困意味着面临压力、负性情绪和有害环境的危险性增加了。

42、倾诉痛苦感受不仅对身体有好处，对精神状态同样也有好处。许多研究表明，拥有朋友和家人支持的人更幸福。

43、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和可以与之分享秘密的朋友交流有两个作用：“它将欢乐变成两倍，将不幸分成两半。其他一些研究证实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在人的一生中，友谊培养了自尊，促进了幸福感。

44、尽管一个不幸的婚姻比起对男性的影响，更令女性抑郁，然而单身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幸福的传言是不可信的。在整个西方世界，已婚的两性比起未婚、离婚或分居的人，都报告了更大的幸福。

45、为什么已婚的人普遍更加幸福？是婚姻促进了幸福，还是相反的——是幸福促成了婚姻？是否幸福的人有作为婚姻伴侣的更大的吸引力？是否不满的或者抑郁的人更常保持单身或者经历离异呢？的确，与幸福快乐的人相处更有意思。他们也对人更加友好，令人信赖，富于同情心，以及更加关注于他人。

46、多重角色会带来多重压力。我们的“线路”可能而且确实超载了。但是每个角色同时也提供了回报、地位，使人生更为丰富，使我们从人生中其他部分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一个有许多身份的自我，就像一个有着许多房间的大厦。当大火袭击了温莎城堡的一栋侧楼时，城堡的大部分仍然可以供王室成员和旅游者观赏。

47、如果我在工作当中陷入困境，那么我可以告诉自己，我仍然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而且归根结底，我的这些部分才是最要紧的。

48、幸福的人感觉到他们能控制自己的生命，这通常得益于他们对时间的掌控——设立目标，将它们分解为每天的小目标。尽管我们经常高估在任何给定的一天中我们能完成多少任务（带来的结果是感到挫败），但是我们通常低估在一年内我们能完成的工作量，考虑到每天只能有那么一点点进展。

49、我们至少可以使自己假装一个暂时的心情。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人们感觉会好一些；当他们皱着眉头板着脸，整个世界似乎也在怒视自己。因此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笑容吧。说话时也好像你感觉到积极的自尊、乐观和友好。体验这些情绪，便可以引发这样的情绪。

50、有氧运动不仅促进了健康和精力，也是消除轻度抑郁和焦虑的一剂良药。健全的心灵存在于一个健康的身体中。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笨拙的、终日懒散、无所事事的人。

51、幸福的人们过着一种积极的、精力旺盛的生活，同时也预留了时间来补充睡眠和恢复独处的宁静。许多人都受到睡眠债，及随之产生的疲乏、敏感性下降以及抑郁的心境等的影响。

52、倾诉对于心理和身体都是很好的。要决心去精心培育你最为亲密的关系：不要认为他们对你好是理所当然，要像对其他人那样对他们显示出你的友善，肯定你的伴侣，一起玩耍一起分享。如果要找回你的爱情，就要用这种深情表现的方法来达到。

53、我们可以把法庭看做是一个微型社会，它根据所涉及事件的主要结果，把日常的社会过程加以放大。在犯罪案件中，心理因素会影响包括拘留、审问、起诉、认罪求情协议、判决和假释在内的一系列决定。

54、生动的轶事和个人的证词往往比强有力的、抽象的信息更有说服力。一段论述最好的结束语莫过于说：“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毕竟眼见为实。

55、对证词可信度的质疑，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同意给被告定罪的人数。但是，除非当该目击者的证词与另一个目击者的证词相矛盾，否则该目击者的生动解释很难从陪审员的脑中抹去

56、陪审员对那些细节记忆很差的目击者更为怀疑——尽管这些人往往是最准确的目击者。陪审员认为，一个能够记住屋内悬挂着三张画的目击者“确实在注意”。而事实上，那些注意细节的人更不容易注意到嫌犯的面部。

57、为了判断目击者回忆的准确性，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总体的“命中率”和“漏报率”。搜集这些信息的办法之一，是模拟那些与日常生活的案件有可比性的犯罪事件，并请目击者作证。

58、被DNA证据所推翻的定罪案件说明，由于目击者在辨认犯罪者时高度但又错误的自信，使得他们变得更有说服力。所以，除非条件非常合适，罪犯的外貌特征非常显著，否则目击者的确信程度与证词的准确性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一点令人颇为不安。

59、因为人的大脑不是录像机，所以知觉和记忆才会发生错误。当给人们呈现一张新面孔和一张先前呈现过的面孔，人们认出旧照片的能力相当好。然而，斯特林大学面孔识别研究者维基·布鲁斯很吃惊地发现，人类的视觉很难鉴别出视角、表情抑或光线上的细微差别。我们的记忆一部分是根据我们当时知觉到的，一部分是基于我们的预期、看法和当前的知识。

60、错误记忆感觉起来甚至看起来都像真实的记忆，这一点同样很糟糕。这些错误记忆就像真实记忆一样有说服力——一种让人相信的真实，但却是真实的错误。这种情况对于成人和儿童都一样。

61、无论正确与否，重述事件使人们更容易相信回忆起来的东西。一个准确的重述会使得人们此后能更好地抵制误导的信息；而其他情况下，我们重述的次数越多，我们自己就越容易相信谬误是真实的。

62、我们时常调整自己所说的话来愉悦我们的听者，这样一来，我们就逐渐相信调整过了的信息。

63、面询官一开始引导目击者慢慢地回忆并重建当时的情景，那么回忆将是最完整的。使他们回想当时看到了什么，在想什么，感觉怎样，甚至可以显现出当时的情景——比如，商店出纳台的一个营业员站在她当时被抢的位置——都可以提高回忆的准确率。

64、让目击者看大量的嫌犯照片，同样会降低他们后来辨认罪犯的准确率。当目击者不得不停下来思考、分析比较面孔时，错误尤其容易发生。用言语描述一个抢劫犯的脸，破坏了从一系列照片中对它的再认。

65、某些研究者认为，这种“言语掩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调整了对面孔的记忆，使之适应言语的描述；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以词语为基础的描述，代替了无意识的知觉，或者使得难以接近无意识的知觉。

66、准确辨认总是自动的，不需要太费力的。那张正确的脸是仅仅一下子就涌上来的在少于10～12秒内作出辨认的目击者，其准确率接近90%；需要更长一点时间辨认的目击者，其准确率大体上只有50%。

67、同时出现队列，会诱使目击者在这些人中选出更像罪犯的那个。让目击者一次只看一个嫌疑者，就更可能做出准确的辨认，较少犯错误。如果目击者同时看到了一组照片或一组人，他们就更可能选择那个最像罪犯的人。

68、目击者和陪审员都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认为目击者拥有的“心理记录仪”是不会犯大错的。但是当目击者从记忆中构建和复述他所观察到的事情时，错误就悄悄潜入了。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能够既减少目击者报告中的错误，又减少陪审团运用该报告时的错误。

69、陪审团能够撇开他们的偏见，以事实为根据，达成一致的判决。当让陪审员做出社会决策时——这个被告是有意犯罪吗？——就不光是事实起作用了。如果说话的人看起来很自信，也很有吸引力，那么他的话也将更有说服力。陪审员不可能不对被告形成一定印象。他们能够撇开这些印象，仅仅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吗？

70、给其他一些学生呈现被告的照片，一个长得有吸引力，另一个则没有什么吸引力。结果发现，他们认为更有吸引力的被告更可能无罪，并建议给他最轻的惩罚。其他实验者也证实了，当证据不足或者很模糊时，审判通常会受到被告外表的影响。

71、似乎我们对一个我们认同的被告更有同情心。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犯罪，那么就很可能认为那些像我们的人也不会犯罪。。这就帮我们解释了在熟人强奸案中，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判被告无罪。

72、在法庭上，法官指示陪审团忽略带有偏见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这样的法庭剧镜头——一名律师大声说，“尊敬的阁下，我反对！”于是，法官认可他的反对，并命令陪审团忽略对方律师暗示性的提问，或是目击者的陈词。

73、一个审讯前的开庭训练是有效的。对陪审团成员进行法律程序和辩护标准的指导，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审讯程序的理解，增强他们直到听完所有审讯信息再做判断的意愿。

74、当陪审团接触到破坏性的审讯前公开报道或不被允许的证据时，他们会听从法官的指示将其忽略吗？在模拟审讯中，法官的命令有时候是被遵守的，但是通常，特别是当法官的劝诫出现在印象形成以后，则没有被遵守。

75、判决取决于法庭上所发生的事情——目击者的证词，被告的特征，法官的指示。同时，判决也取决于作为个体的陪审员怎样处理信息。

76、一个又一个的研究却发现：许多人并不理解法官用以指示的标准法律术语。根据案件的类型，陪审团会被告知辩护的标准应该是“占优势”的证据，“清楚又可信”的证据，或是“没有理由怀疑”的证据。这些陈述在法律界中其含义都是确定惟一的，但在陪审员的脑子里却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

77、通常情况下，法官那抽象的、满是术语的判决范畴的定义，敌不过陪审员自己脑海里想像的犯罪场面。不管法官的定义怎样，如果被告的行为与陪审员关于“暴力行为”、“攻击”或“抢劫”的形象一致，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有罪。

78、理解陪审团成员是怎样误解法官指示和统计信息，是迈向更好决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让陪审员们可以接触到法院文本，而并非强制他们仅凭记忆来处理复杂的信息。再下一步是，设计并检验更清晰、更有效的方式来提供信息——这是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

79、态度和个人特征并不总是能预测判决。“没有神奇的问题可以用来询问未来的陪审员，甚至也没有一项保证可以说，一项特殊调查就能探知有用的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或个性—行为之间的关系。

80、对少数派影响的研究显示，如果占少数的陪审员能够保持一致、坚持不懈、信心十足，他们将最有说服力，特别是当他们能够引起某些人倒戈时。

81、“无罪推定”和“没有理由怀疑的证据”原则，给那些支持定罪的人增加了证明方面的困难。也许是“规范性影响力”造成了宽大的效果，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自认为公正的陪审员，遇到了那些比他更关心对可能无辜的被告予以保护的陪审员时。

82、群体比个体成员能更好地回忆审讯中的信息。有时，群体商议不仅去除了一些偏见，而且也把陪审员的注意力从他们自己的预先判断吸引到事实证据上来。看起来，十二个人确实比一个人要好。

83、从心理学上来说，一个分裂为10:2的陪审团并不等于一个分裂为5:1的陪审团。毫不奇怪，12个人的陪审团面临一个悬而不决的判决的可能性，是6人陪审团的两倍。“与较小的陪审团相比，较大的陪审团更可能包含少数民族群体成员，能更准确地回忆起审判证词，有更多时间商议，会更经常地搁置未决，看起来更可能作出‘正确’的判决。”

84、研究者通过在真实情境中进行检验，发现实验室研究结果通常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没有人争辩说，陪审团实验中简化的世界可以反映纷繁复杂世界里真实的法庭；但是，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构建用以解释复杂世界的理论。

85、“后现代主义”，在知识界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它认为真理是在社会中构建的；知识总是反映了形成它的文化环境；我们的确常常被自己的直觉、偏见和文化倾向所控制。社会科学家们同样受到证实倾向、信念固著、过分自信和先入之见的偏见力量所影响。我们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指导着我们理论的发展、我们对事物的解释、我们对主题的选择和我们的语言。

86、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87、随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和能源消费，我们已经超出了地球长期的承载能力。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需要控制人口，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以及适度消费。

88、人口爆炸对世界的一半人口来说已经意味着贫穷、营养不良和疾病。“如果我们不能自发地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最终可能需要用强力控制它。死亡率终将赶上出生率——通过饥荒和饥饿，疾病（例如已经在非洲蔓延的艾滋病），或者通过战争和屠杀。”

89、如果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它是可能带来重大破坏的潜在武器，如果正如大多数科学家所推断的那样，它主要是由于温室气体所造成的，那么为什么全球变暖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呢？

90、世界上大部分的原始森林都已被人类砍伐殆尽，剩下的部分在热带地区也正为农业、畜牧业、伐木和住房所侵占。可是，砍伐森林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恶果：对温室气体的吸收量降低，出现洪涝灾害，土壤受腐蚀，降雨量和气温变化无常，以及大量动物物种灭绝。

91、促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生态科技。现在我们已经用散热的荧光灯替代了许多白炽灯，用电子邮件和电子商务替代了需要打印和寄送的信件和目录，而且还发明了环保型汽车。

92、第二条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通过减少消费来实现。美好的未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消耗得越来越多，污染得越来越多，而是一个稳定的人口，而消耗和污染都越来越少。

93、累进制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完全免除对受赡养者征税，同时加大对挥霍者的税收比率。弗兰克认为累进制的消费税（如果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消费超过30000美元，则税率为20%，而消费超过50000美元的家庭，税率则增长到70%）能有效地调节消费。

94、心理学家卡塞（Tim Kasser）认为，当人们感到不确定、不安全和贫困时，物质主义，即崇尚金钱和财富的观念，会比较流行。当缺乏安全感时，人们在得到一些新的占有物时常常能获得暂时的情绪提升。但是，这种满足是很短暂的。

95、金钱可以买来快乐吗？我们几乎没有人会同意。但是如果是另一个问题——“再多一点钱会让你更快乐一点吗？”——这时大部分人都会微笑和点头。这就是，我们认为在财富和幸福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96、非常穷困的人们的快乐感往往比较低。但是一旦生活变得充裕了，再增加同样多的钱时，它所能带来的回报却变得越来越小。通过总结他自己对快乐的研究发现，“一般而言，那些穿着工作装，乘公车上班的人和穿着西服驾驶自己的奔驰去上班的人一样快乐”。

97、金钱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减少快乐，这主要取决于它的使用方法。而且其中的一些富人确实并不快乐。一个拥有惊人财富的富翁根本想不起自己任何快乐的回忆。一位女性报告说，她认为金钱无法化解由孩子的问题所带来的痛苦。

98、彩票赢家的通常表现是只能从他们的成功中获得一种短暂而强烈的愉悦感。尽管为成功感到异常高兴，但这种欢乐最终很快消退了。同样，那些收入比前十年有所增加的人们并不比那些收入没有增加的人们更快乐。

99、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居然不能让人们满意！更令人惊讶的是越是为财富努力奋斗的个体的幸福感可能越低，这是瑞安“在他所关注的每一个文化中都强烈地感受到”中发现的。

100、学生认为自尊、亲近感（感觉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和自主（控制的感觉）是伴随着满意的事件而体验到的最强烈的几种情感需求。排在所有可以预测满意度的因素项目中最底层的是金钱和奢侈品。

101、因而，对于一个健康国家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遏制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风潮，因为它们会与人类归属的深层需要发生错位。

102、适应水平现象意味着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

103、如果我们不断地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会很快适应成功。从前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却变成了中性事件，以前让我们感觉中性的事件现在很可能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际收入虽然持续快速地增长而多数人并没有更幸福的感觉。

104、最初能给我们带来强烈的愉悦感。但是，这一切都让我们感觉消逝得太快。接着我们会需要更高的水平来让我们体验另一个快乐的高潮。

105、“正当我们沉浸在某种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时，它会迅速地消退，最终取代它的是一种冷漠和更高的努力程度。”［帕金森的第二定律：支出增长以适应收入的增加。］

106、人们总是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人们在预测他们未来的情感强度和持久性方面存在困难，这种现象被称为“持久性偏见”。

107、快乐同样也是如此，不仅取决于我们与自己过去的体验相比较，而且还取决于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我们感觉到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只有当别人思维敏捷、灵活时，我们才是思维迟缓的或者笨拙的人。

108、我们通常将自己与和我们水平相当或者之上的同辈相比较。那些住在同一个社区收入不同的人们，当他们与非常富有的阶层进行向上比较时，他们的认知就扭曲了，很容易体验到不满。

109、常见的向上社会比较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例如，观看电视可以引起相对剥夺的感觉，让我们意识到其他人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人们观看的电视剧越多，越会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相对富裕的人们做比较，那么他们的物质欲望就会不断地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

110、适应水平现象和社会比较可以深深地启迪我们：通过物质成就来追求满足感要求财富不断地扩展，但这却仅仅只能维持这种满足感。柏拉图说，“贫困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财产减少了，而是因为他的贪婪增加了。”

111、甚至是遭遇致人瘫痪事故的受害者，盲人和其他患有严重残疾的人们通常也能鼓起勇气，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不幸。他们适应了自己的残疾，取得了正常或者接近正常水平的生活满意度。

112、人们似乎天生就懂得向下比较的优势。那些在困境中的人们总是试图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通过与那些更不幸的人相比较来提升自尊。意识到他人的境遇更糟糕能使得我们更看重自己的幸福，并意识到自己也许并不需要那些“东西”。一则波斯谚语是这样说的：“我因为没有鞋穿而感到沮丧，直到我发现还有人没有脚。”

113、行为受态度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态度经常依从行为。因此更多对地球有利的行为将会从多种来源中产生——来自于鼓励环保的公众政策，来自于对个体承诺行为强有力的呼吁，以及来自于从对“我”的思考到对“我们”的思考和从对目前问题的思考到对未来问题思考的转变。

114、我们最深层次的需求只有通过亲密的支持性的关系才能获得满足。那些被亲密的友情和忠贞的婚姻所支持的个体非常有可能宣布他们自己是“非常快乐”的人。

115、在绝对性的紧张焦虑与兴趣全无的无聊冷漠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区域，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到全神贯注的感觉，这是一种最佳状态，即沉浸在一种活动中，我们失去了对自己和时间的知觉。